宋代士人内敛心态成因探析: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摘要】宋代士人的心态以保守内敛为主，这种心态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个人兴味趣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过来也对宋代的社会面貌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宋代士人心态；保守内敛；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91-2
　　
　　正如汉有汉风，唐有唐韵一样，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是这个时代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其主观努力所形成的合力使得他们所处的时代呈现出或开拓、或保守，或兴盛、或衰落的风貌。
　　由唐五代十国进入宋代，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开放包容转向保守内敛。这种内敛心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下面将从五代十国战乱余悸的影响、内敛心态形成的政策导向、拉拢和钳制维稳政策的影响、君王的倡导以及理学的熏染、乐天知命的心理取向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五代十国战乱余悸的影响
　　生产力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催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唐中期以来，帝国已呈式微气象，藩镇割据势力林立。唐朝末年，藩镇势力不断扩大，统治者已无力控制军阀割据局势。从唐开平元年（907）朱温建立后梁，到后周显德七年（960）北宋代周，割据势力之间发生了长达五十四年的混战，史称“五代十国”。中原先后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割据政权进行争夺，其惨烈之状，持续时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人们因此而遭受的苦难也异常深重。长期的割据战争使得生产力和原有的一些政治制度，如魏晋以来盛行的门阀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宋代的建立（公元960年）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不仅使利益得到了较为合理的分配，也建立了一种具有内敛性的新型生产关系。历经了富贵和权力的更迭后，统治者意识到权力集中于少数诸侯大臣的危险，对上层官僚机构的职权加以限制，这种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极大地约束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得人们的心态日渐趋稳，保守内敛心态日渐形成。
　　二、内敛心态形成的政策导向
　　宋代建立后，宋太祖鉴于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所造成的混乱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来防止内乱。“实内虚外，重文抑武”{1}无疑是宋太宗的最好选择。他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国用心，常须谨此。”{2}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一方面，中央集权空前加强，有效防止了内患的发生。但这种政策的实施也导致了宋朝积贫积弱被动的局面，宋代建朝伊始便失去了幽、云二州，边事乏善可陈。因而，宋代士人心中充满了忧患意识，边事的颓败更让士人的自信心大受挫伤。这种无法洗去的忧患意识和日渐萎缩的自信心让士人的心态更加保守内敛。另一方面，统治者还采取怀柔笼络的政策来巩固统治，大肆封官赐爵，致使各级官僚机构日益庞大，人数日益冗杂，出现了冗官之弊。加之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官员养成了安逸奢华之风，以至于不思进取、固步自封。这些都会加重其保守内敛心态的形成，到后来甚至于反对任何变法更新，“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都从某种程度上证明这种保守内敛心态极强，甚至可以说有些顽固。
　　宋太祖鉴于自己“黄袍加身”的经历，深知国家治乱之理，于是把建立稳固的赵宋王朝的希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做出了“宰相需用读书人”的决策。{3}大批文人在朝中担任要职，这必将对社会风貌产生重大的影响。统治阶级对文官的倚重、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这种意识也对士人的心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宋代士人在入宦之前阅历少，生活面狭窄，没有唐代士人多入幕府或漫游，甚至亲历过战阵或立功异域的经历，多以文博取爵禄，这就使其产生了对皇权的依附性，他们对皇权甚是感恩戴德，对皇朝以节义相尚，以天下为己任。“宋代以道德标准品评人物的风气甚浓，治国安邦、领军经武之才反在道德文章之下。在这种道德品评范围内，士大夫以老成持重为君子，以急功近利为小人，对君子和小人的是非批评极其峻刻。”{4}由此促使宋代士人崇尚道德节义，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不重外在事功的建立。这无疑会导致内敛心态的形成。
　　另一方面，宋代士人的人身依附性导致他们在朝中分朋结党，通过党同伐异来更好地实施集团的治国策略，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却纵容了一些靠投机来赚取名利的官员。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加之统治者倚重一方来钳制另一方的制衡策略，造成两宋党争不断的纷乱局面。在朝中，官员的宦海沉浮无不与党争有密切的关系，为了保全利禄免遭打击之祸，他们不得不谨言慎行，明哲保身。此外，靠读书走上仕途的士人又不免染上文人“穷措大”的陋习，多长于高谈阔论却短于事功，害怕兵荒祸乱。诸如此类也让宋代士人的心态走向保守内敛。
　　三、拉拢和钳制维稳政策的影响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王朝覆灭的原因多由于内乱而不是外患，如秦朝二世的暴政，汉末豪强的专权，西晋八王之乱，唐朝藩镇割据等。元丰年间，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5}宋朝建立后，对以上国政弊端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影响王朝颠覆的势力大致为外戚、宗亲、宦官、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内患，这种抑制反过来使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加强，诸多势力无不噤若寒蝉、安于本分，不敢有非分之想，这也促成了下属官僚内敛心态的形成。
　　此外，宋朝统治者还采取优礼与钳制相结合、软硬兼施的方法来控制士大夫。首先，宋代采取科举取士制度来网罗人才，且录用人数很多。其次，宋代统治者优待士大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整个宋代诛杀大臣的事件极少。不仅如此，朝廷为拉拢所依重的官员，还给予他们丰厚的俸禄。但是，另一面，宋代还对他们进行严厉的钳制，如“崇宁党禁”、“庆元党禁”等即是明证。
　　总之，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有效地巩固了宋王朝的统治地位。文人士大夫怀着对王朝的感恩和敬畏之心，更是谨言慎行，或走向隐逸和修身养性之途；或走向佛道以寻求精神寄托；或为了保全生命和功名利禄而纷纷变节，党同伐异以迎合人主，圆滑处世，大行苟且之风。士人普遍感到建立事功的艰难，转为向内修心以求达到“内圣”，因而心态也趋于老成内敛。
　　四、君王的倡导以及理学的熏染
　　君王和精英统治阶层的风气嗜好对世俗民风的影响颇大，由此亦可见宋代士人的心态。总的来说，两宋三百年的统治期间，士林风气处于不断嬗变之中。北宋建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走向繁荣兴旺，“士大夫罕以奢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6}但好景不长，到了真宗时期，世风便跌入了奢靡的深渊。先是朝中“无名之赏赐，不急之造作，亦无限量。土木穷其丽，工功极其淫，他费百端，动计亿万。”{7}后是士林风气的极端奢靡腐化。这种风气一旦产生，像瘟疫一般在士大夫中间蔓延传播，很难根除。士大夫以奢靡相尚，纵情声色，保全禄位极尽声色是他们生活的唯一目标，完全丧失了人格尊严。仅引《清波杂志》一段：“士大夫欲永葆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闻人家姬侍有慧丽者，伺其主翁属纩之际，己设计贿牙侩，俟其放出以售之，虽俗有热孝之嫌，不衅也。”{8}足以证明士风的颓废。这必然导致士大夫贪生怕死、因循守旧、苟且行世心态的盛行。
　　此外，理学尤其末流空谈性理，不重外在事功的假道学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内敛心态。理学家所推崇的由外而内的修身养性之功培养了一批满口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之士，使得士大夫气节消靡、处世圆滑。周密就赞同刘克庄对当时士林弊病的指谪，他说：“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寡矣。夫理精事精，能其精者，顾不能精者，何欤？是殆以雅流自居，不屑俗事耳。”{9}无需多言，苟且保守心态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了。
　　五、乐天知命的心理趣向
　　宋代城市和商业的繁荣在此前的朝代少有出现，正如史学大师邓广铭、漆侠先生所说：“宋代城市经济、商业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发展。”{10}城市和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娱乐的勃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得文人士大夫优游度日，不思进取，沉湎于歌舞酒色的享受之中。
　　宋朝士人的优渥生活前人多有论及，此处仅列举饮食之一端来窥其全貌。宋代达官贵族之家的饮食可以用“豪奢”来概括。如皇帝，“常膳百品”“半夜传餐，即须千数。”{11}至于宴会，更是奢侈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神宗，晚年沉湎于深宫宴饮享乐，往往“一宴游之费十余万。”{12}士大夫的饮食也不逊色，而多以奢靡为尚。司马光说：“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唯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奢相尚，以简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日异而岁殊。”{13}史笔语气颇多兴味，但饮食一小问题上“唯意所致”。
　　此外，宋人士大夫遍有狎妓饮宴之风，惟以追爵逐利为务，以闲散度日为要，寄情声色犬马，沉湎享受，乐天知命的保守心理自此日滋。
　　六、结语
　　有宋以来，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保守内敛而且复杂化，使得宋人比前人更注重修身养性并大力倡导为此服务的道学、理学。宋代制度、学术、文化艺术以及世风世俗无不沾染上了内敛气息。这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人严复从政治史的角度扼要论述了这一点，他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14}由此可见，研究宋代士人心态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的价值。
　　
　　【注释】
　　{1}{3}脱脱：宋史［M］．卷三．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二，第7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张凯之等：中国思想学说史［M］．宋元卷（上），第1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
　　{6}王栋：燕冀诒谋录［M］．卷二，第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四四，第939页．中华书局，1985．
　　{8}周辉：清波杂志［M］．卷三 士大夫好尚，第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9}周密：《葵辛杂志》后集 雅流自居［M］．第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与经济问题［M］．第168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
　　{11}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卷一，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M］．卷二三《论财利疏》．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2004．
　　{14}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J］．（三九）载《学衡》第13期．
　　【收稿日期】2011年1月15日
　　【作者简介】于进洋（1982- ）：男，河南周口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于生洋（1983- ）：男，河南周口人，东北师范大学2009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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