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点金术”_第十三课点金术教案

　　众所周知，美国正在开机印钞，而印钞显然是一件极严肃的事情。 　　13世纪，马可波罗刚刚出版他的行记的时候，曾经被欧洲许多人当作骗子，认为他的讲述完全是异想天开，其中就包括他对元朝纸币的描述：“在这个名叫汗八里的城中，有大汗的造币局。看它的设置，可称得上是效忠大汗的那些方土的点金术之地。因为它能造这样一种货币，这种货币是用树皮做的……它拥有可以支付世界一切宝库中财宝的能力，但实际上却不损费一钱。”
　　这个被西方人看作神秘“点金术”的纸币制度，事实上从北宋就开始了，公元1047年，北宋朝廷正式发行“交子”，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此后南宋和金都发行了不同的纸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纸币制度更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元朝的纸币是以白银为准备金的无限法偿货币，更颁布了《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详细规定了纸币流通的各项基本原则：中央政府垄断印行；禁止金银买卖；设立平准库，拨足库本；等等。其核心是要有与纸币发行量同等的白银作为准备，这就保证了纸币的价值。
　　这个制度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保证了元代的货币制度健康运行了60多年。但是，统治者一旦拥有了“点金术”，就很难做到良好的自我约束，每当财政出现困难，“钞法”就成为增加收入的第一选择。早在金朝末期，因为与蒙古的战争，就曾大肆发行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达几百倍甚至几万倍。元代虽然规定了白金准备金制度，平准库中的钞本银却经常被朝廷挪用到别处，加上滥发货币，使得顺帝年间物价飞涨，到了顺帝十九年(公元1359年)，京师10锭钞票还买不到一斗粟，比元初上涨了1000倍。货币制度的恶化成了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开河变钞祸根源”。
　　通过改变货币制度增加财政收入，其实远远早于纸币。自汉武帝之后，中原王朝一直采取官方铸币的制度，这本身就是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历代统治者还经常发行“大钱”也称“虚钱”，比如武帝时首先发行的货币是“郡国五铢”，后来发行“赤仄五铢”，只比“郡国五铢”重七分之一，却当作五倍的价值使用，后来发行的“白金三品”更是规定为五铢钱的30。到3000倍价值。此后，从王莽到刘备，通过发行大钱来“充实国库”的做法屡见不鲜，因此也出现了“名目论”与“金属论”两种思潮的对立，后者认为，流通重的货币数量不是由人为确定的，要以商品交换为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货币学派。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一个重点特点是贵金属(金、银)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一直不大，而长期以贱金属为中心，铜钱是使用时间最长的金属货币，很长一段时间内，比如唐朝，布帛也起到货币的作用。
　　贱金属作为货币的不足除了容易被盗铸出现“劣币”外，重要的一点就是价值较低，进行大宗交易极为不便，对商人来说尤其如此。唐代四川盛产交易，商人贩茶出蜀动辄需要几十万斤的铜钱，而蜀道却极为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最早的汇票。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分割比较严重，一些割据政权出于种种原因还发行了铅钱、铁钱，这是价值更低的贱金属，宋代在四川继续保留铁钱，所以纸币“交子”最早出现在四川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中国古代纸币的出现是法定货币价值走低和经济交易发展的产物，当贱金属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活动的要求，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纸币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但从此国家也就掌握了更大的“点金术”，其结果是“钞法”的混乱定期发生，到了明代，这一点尤其明显，明太祖期间发行的宝钞仅仅十多年后就贬值六倍多。
　　与此同时，金银特别是白银在民间自发的推广开来，海外交易也带来了大量的白银。作为一种贵金属，白银交易起来比铜钱方便，比宝钞可靠。明太祖和明成祖组为了维护宝钞的权威，都曾严厉禁止金银、铜钱的使用，甚至动辄使用死刑，但都没什么效果。到了明朝中后期，名义上还是没有金银的地位，但是从国家税收到民间交易，都以白银为主了。今天我们说的以金银作为财富的象征，正是从明朝才开始的。纸币再次占据历史舞台，已经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事了
　　这样看来，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走了贱金属－纸币－贵金属－纸币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往往是货币制度的决定性力量，而财政动机往往成为货币体系稳定或混乱的起因。但当贵金属成为货币的贵族时，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了，不仅因为其“贵”，更因为中国的货币体系以及与海外发生了联系，即使在海禁期间，海外的黄金、白银甚至银币还是陆续进入中原。一个新的货币时代来临了。
　　今天的货币制度当然与古代差别甚大，但是也许有一个共同的道理：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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