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的全球化梦想 我国建国一百年的梦想

　　1950年代，中国加入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仅仅是为了“红色工厂”的运转，还是为了实现苏联人设计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在整个20世纪，无论是在军事、经济还是文化方面，中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各种国际洪流之中。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是从柏林延伸到广州的军事一政治一经济同盟的主要成员，而且也是全球革命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中国领导人的事业曾经既是国际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
　　赫鲁晓夫在1959年就曾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方向：如果我们想要谈论未来，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很可能就是沿着加强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世界体系的道路发展。在21世纪初，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努力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它确实是失败了。然而，这一努力既雄心勃勃又错综复杂，它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中国的苏联经济模式
　　
　　当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说明，中国并不是自己孤单地站了起来，而是与苏联及其盟国站在了一起。斯大林与毛泽东也许一直是“不确定的伙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形成的岁月中一直是莫斯科最忠诚与最能自我牺牲的盟友。尽管中国共产党使用了民族主义的语言风格，但是“生来就亲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了苏联“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中华民国”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成立之初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国家建设――政治、立法、教育与文化基础建设等方面――是苏联模式的虔诚的学生。此后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宽阔而年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中每个国家都在尽力效法苏联那个极度夸张的“极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方都是共产党的绝对统治、政治局的少数人统治，以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支配型人物――“小斯大林”。这也意味着政府安全机构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完全控制，以及在经济发展中高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在整个东欧，随着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与私营商业的被摧毁，计划经济的建立突飞猛进。当国家扩展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时，仿照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在各国建立起来，而各国的国民经济计划都仿照苏联30年代的计划模式。1949年1月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其任务就是要协调东欧各国的经济。从其诞生之日起，该组织就强迫各个参与国限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并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整合。
　　中共－苏联的经济合作开始得更早，1946年，苏联与当时中共控制的东北地区签订的一项“非正式”贸易协定已经开始执行。1947年5月，苏联对外贸易与运输机构的一个永久性机构在东北设立。之后，苏联专家开始为东北的长期重建工作提供咨询，并为当时中共在中国内战中的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与及时的援助。正如张闻天所说，1948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东北模式”，既是承接了国民党的经验，也是听从了苏联关于按照国家计划着重快速发展国防和重工业的建议。此后，大量有关苏联“极端斯大林主义式”的四五计划(1946～1950年)的资料从俄文翻译成中文。1951年7月，在苏联的建议下，全国性计划的概念被第一次引入到中国的年度经济计划中。到1951年底，国有经济成分占到了重工业的80％，石油生产业的100％，钢铁生产业的98％，机床制造业的82％，电力工业的76％，棉纺织业的70％。
　　毛泽东要将苏联经验尽早移植到中国的愿望要比他的同志们强烈得多。对他来说，将“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以及混合经济保持15年或者更久的承诺，只不过是一个有用的口号。他早就决定带领中国走一条明确的斯大林式的道路，虽然他只有在1953年10月朝鲜战争结束后才能彻底实施他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历史学家指出，毛泽东在所有方面都“认同斯大林方式”；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1953年开始实施的他的经济计划中，该计划是他阅读了30年代后期斯大林撰写的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受到启发后而产生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部关于苏共与苏联经济发展时期历史的著作。毛泽东的“总路线”抄袭自斯大林1929年提出的“总路线”，这其实是全球共产主义的一个小伙伴对苏联尊敬与臣服的一种表示。
　　
　　中国加入新经济体系
　　
　　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在经济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词指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苏联作为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存活下来而实行的斯大林主义的自给自足模式。但是到1949年，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从柏林扩展到广州，并囊括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不必独自建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首先是与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合作，将会加快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迈进。”
　　国际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头10年经济发展的基础，并几乎完全决定了中国的国际经挤关系。1950年中国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签订贸易协定；1951年与波兰、匈牙利、北朝鲜签订贸易协定；1952年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签订贸易协定；1953年与蒙古签订贸易协定；1954年与阿尔巴尼亚、北越签订贸易协定。虽然中国从未成为经互会的正式成员，但它却参加了该组织的各种常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根据商品的种类而设立)，而且，中国与经互会成员国所签贸易协定的内容形式，实际上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协定完全一样。
　　1953年毛泽东确定新的“总路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之后，中国与苏联集团的贸易有了很大的拓展。在工业方面，苏联帮助建设了超过200个工业项目，大部分是成套(即组装完毕的)设备，成为中国的工业核心；转让了上千种工业设计技术，大约有1万名苏联与东欧专家到中国访问，而有超过5万名中国工程师、学徒与学生到苏联与东欧受训。数百万苏联书籍进口到中国，其中成千册被译成中文。苏联援助的规模巨大，尽管并不是无偿的，但其条件却要比当时的其他援助渠道更加优惠。
　　虽然中国的外贸官员注意到，某些商品的价格不同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但中苏贸易经过多年的财政计算，总体上还是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尽管由于中国只从东方集团进口生产设备这一事实，导致中国实际上处于“卖方市场”的境地并通常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价格，而苏联出口中国的一些商品的价格比其出口给西方的同类商品的价格要高，但是以苏联工业设备作交换的易货贸易比率，“就中国的工业计划而言，无疑有利于中国。”中国能用一吨冻猪肉从世界的哪个地方换得5吨钢铁产品?或者是用1万吨烟草换回一个钢管厂?此外，没有证据说明莫斯科利 用其讨价还价的本领来为自己牟取很大的经济好处。
　　赫鲁晓夫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世界体系”，其创立始于一系列双边商业条约的谈判，这些条约确定了贸易框架，并含有最惠国待遇的规定。随后各国就各种双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最后，各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机构签订专门合同，标明各个产品的数量、价格与送达日期。1957年之后苏联国家银行成为结算行，多边贸易逐渐多了起来。这些正在进行的谈判，为从东柏林到北京的共产党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常规基础，来让他们协调各自的国际经济义务和国家经济计划。正如国内的五年计划要服从于周期性的调整那样，中国与其东方集团伙伴之间的多年合作协议，事实上也是每年重新谈判一次，以使其符合各国的实际生产状况。
　　研究人员现在已经可以获得关于中国与苏联、东德年度谈判的档案文件。这些极其冗长乏味的资料令历史学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外交与贸易代表们的广博知识与细心肃然起敬：因为对占人类三分之一比重的经济进行规划并非易事。几乎无一例外，这些谈判都非常艰辛，特别是在以卢布计算货物价格方面，而且，这些谈判最后都须由最高层领导人决定。周恩来就是1957～1958年中国对东德大豆出口的拍板者。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谈判也往往体现了各国之间的团结。“兄弟国家”这一概念被很严肃地对待，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似乎也是促成各国达成妥协的一个因素。因此，每年的谈判经常会考虑到一方或各方的困难。在紧急情况下，会签订补充性协议，例如1953年，当东柏林出现反对共产主义的骚乱之后，中国立刻向摇摇欲坠的东德提供了价值5000万卢布的紧急食品援助。周恩来在给东德领导人格罗提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这样写道：“考虑到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了克服当前美帝国主义与西德匪帮带给德国人民的困难，我们认为我们对德国人民的援助是我们的义务与荣耀。”总之，共产党人之所以想要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除了经济考虑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新体系的失败
　　
　　中国当时加入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雄心勃勃，但同时也具有严重的结构性弱点。1961年苏联的一篇文章这样描写它的理想状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不断增长保证了他们贸易的持续扩张。世界社会主义市场并没有单个国家面临的商品销售问题，因为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整体。个别物资也许会出现暂时的销售困难，但是会很容易地得到解决。世界社会主义市场也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或停滞，后者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特点。……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经济计划已经包含了对外贸易的计划，后者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而加以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本身的无政府状态与不可测的联动性波动相反，世界社会主义市场中的贸易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计划经济的需要相吻合，并被作为协调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的一个主要手段。
　　不过，在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历程并不缺少危机，例如苏联农业的长期萎靡和中国农业在50年代末出现的灾难性崩溃。除此之外，社会主义世界还有几个内在的不利因素：第一，该世界体系由并不富裕的、遭受严重战争损害的欧亚国家组成。该世界的经济分工打破了这些国家此前与更发达的西方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模式。第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党的绝对控制与中央集权化经济计划，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合作基本上自始至终都只能在一系列双边协定下进行，而不是从整合的、多边的角度将阵营视为一个经济整体。
　　第三，虽然40年代末的经济重新定向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但在战前国际市场上形成的国际劳动分工却并不是很容易就被复制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动分工中。事实上，随着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实施了五年(或者时间更长的)计划，以及每个计划“都以同样的模式制定出来”，对贸易也就产生了新的抑制因素。当每个成员国都强调重工业而牺牲消费品工业与农业时，苏联模式最初的自给自足倾向只能是被进一步加强；曲此，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都建立起了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中国也是如此。一个匈牙利观察家写道：“各国创建的所有工业企业全都相同，结果是在一个时期内一些产品供应过剩并卖不出去，而其他产品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中国进入到这一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后有着自己独特的紧张与问题。有相当多的问题是中国自己造成的：试图制订一个更加斯大林式的、而不是苏联式的一五计划；过分盲从地追随苏联样板。也许斯大林式的政权之间进行合作的最大障碍就是斯大林政治体系自身，因为这个体系使每个级别上的保密、猜疑和偏执都制度化了。
　　中苏之间问题最大的交流活动有两个，只是都从未发生过。苏联最初同意向中国提供足够的技术援助来发展核武器，但之后又撤销了这一提议。造成紧张气氛’的另一个更为奇异的来源出自赫鲁晓夫的建议，他在1954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提出，中国派出100万工人到西伯利亚帮助苏联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毛泽东随后提出中国可以派出1000万工人。最后，只有20万中国工人到那里去做临时工。现在的学者对谁最先提出有争议，有人认为毛因为听到中国是苏联廉价劳动力来源的说法而被冒犯。有人认为苏联担心中国通过让汉人定居在西伯利亚而对西伯利亚有企图。
　　从1950年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中国与苏联的合作以及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会破裂得如此之快，而且再也未能恢复。由于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建立在这样一种设想之上：即在创造与保卫国际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拥有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需求，因此，如果社会主义政治世界发生争吵，那么其他所有事情就都陷入到了不确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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