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对外传播的成功运用】十大成功管理者案例

　　文化是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之一。其中，宗教文化对于洞察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更有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文化传统现象中，宗教是人类历史上悠久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不仅与人类文化在同时期形成，也是人类文化早期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更是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在某些特定时期或特殊的文化领域里，宗教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它直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例如，宗教文化对古代音乐艺术、建筑美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外许多建筑艺术的典范，是在宗教的殿堂里产生的。在中国东北一些少数民族所信仰的萨满教和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信仰的东巴教中，我们仍能从中找到一些先民们的文化遗存，甚至找到多重文化交融碰撞的痕迹。国际上，中东地区之所以长期存在地区冲突，宗教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可以这么说，宗教文化是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捷径之一。传播中国文化，如果从宗教角度讲述中国的一些历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中国，除了产生于本土的道教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都是从国外传播而来，这些宗教的文化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民众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文化艺术等都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各色各样的宗教中，有的信仰者众，了解者也多，有的信仰者少，知道其文化奥秘者，也是微乎其微。
　　在海外，一些别有用心者炮制的有关宗教的电视片并不是客观平实地介绍中国的宗教情况，而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尽管中国国内有一些介绍单个寺院、道观之类的宗教片，也有一些政治性极强的带有批驳色彩的介绍中国宗教的电视片，但是能从文化角度客观、全面、综合地说明中国宗教的电视系列片则尚付阙如。
　　
　　360分钟讲述中国宗教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每集60分钟的六集《中国宗教》系列片：《中国佛教》、《中国道教》、《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基督教(新教)》、《中国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终于圆满完成。每一集片子的开头都由不同的镜头拉开：
　　南京爱德印刷公司的车间里，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在内的各种文本的《圣经》正在印刷，出了厂门，一本本装订整齐的《圣经》随即传播到中国各地……
　　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一对年轻人的婚礼正在举行，音乐声中，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个普通的星期五，马良骥阿訇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内虔诚地做着礼拜。这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还珍藏着一幅中国人根据想象描绘的“万国朝觐麦加图”，画面上城池和清真寺的建筑样式与阿拉伯地区大不相同，还保留着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
　　江西贵溪县的一座千年庭院内，树木葱茏，鸟语花香，从公元七世纪的中国唐代开始，庭院的主人一直世袭着这样一个称号――“天师”，这儿因此被称为“天师府”，也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祥地之一……
　　一个初秋的日子，河北赵州柏林禅寺传出声声法号，原来这一天是明海大和尚正式成为住持的日子。一代住持任期届满或者圆寂以后，寺院往往要举行隆重的“升座法会”，来祝贺新任住持的诞生……
　　当人们看到《中国宗教》电视系列片中这些形象生动的画面时，都不禁为中国宗教的自由发展而感到欣喜。
　　对于这个宗教文化系列片，宗教人权专家和电视专家都予以充分肯定I海外片商和部分观众认为，用360分钟的容量讲述中国宗教的情况，殊属不易，该系列片“用娴熟的电视语言充分反映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普及了中国宗教文化知识，文化意味较强。风格、基调沉稳，符合所把握的内容。”
　　作为一个外宣电视系列片，成功与否，必须以海外观众能否接受传播的内容来考量。为此，作为电视对外传播的工作者，我们制定了一个总体目标：用国际化的电视语言讲述中国宗教文化，即以国际化的电视制作标准结合纪实拍摄；唯美造型和宗教场景相互运用：人物访谈和人物生活的真实再现相互交融。
　　这个题材最大的难处在于：如何将看似枯燥的、书面上的中国宗教文化和真实的各大宗教种类的现实情况有机结合起来，让海外观众感觉节目好看，看得懂、不枯燥。并且在这观赏过程中，又能得到一些有趣的关于中国宗教的知识。基于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地讲述各类宗教文化，但求用具体生动的故事把各种宗教中最有特色的文化内容“拎”出来。事实上，这些宗教文化的背后无不蕴含着中国宽容、自由的宗教政策和实际情况。如果我们的电视对外节目有公信力(Credibility)，就达到了这种外宣效果；反之则毫无效果。正如托马森(Thorson)和莫尔(Moore)1996年所说，“无论是对信息的提供者还是对承载这个信息的渠道或媒介而言，可信度都是一个议题”[注1]。国外传播学上公信力的定义虽仍未能形成绝对的标准，但将它视为一个多面向的概念已基本取得共识。因此，换言之，《中国宗教》电视系列片实际上也是围绕着公信力做文章的。
　　《中国宗教》的制作难度决定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实际付出的精力、财力等等，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360分钟的系列片。除了认真学习中央有关宗教的政策、文件，我们观摩了国内外相关的宗教节目，揣摩海外电视制作人对于此类节目的制作手法，首先将自己的制作视点切换到海外观众的角度。前期的充分筹划使得我们的节目采访拍摄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宗教人物和寺院，这些经过后期编辑加工也成为了节目中的“亮点”。比如，采访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丁光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良骥、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任法融，还有年仅三十具有佛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佛协理事、四川佛协副会长、文殊院第十八代方丈宗性大师等等宗教界人士；还拍摄了诸如峨眉山、九华山、青城山、武当山、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广州石室教堂、金陵协和神学院、宁夏同心清真大寺等著名宗教场所，前期所涉及的省份达15个之多。
　　
　　《中国宗教》电视系列片摄制成功的前提
　　
　　一、对于政策性强、有政治敏感性的电视外宣题材，首先要做的是吃透中央的有关政策和指示精神。可以说，《中国宗教》题材所触及的都是国内外关注的敏感话题、敏感人物、敏感故事。对于这样重要的外宣题材，如何做、如何侧重、如何取舍内容、如何把枯燥的内容表现符合电视的收视特性，特别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我们在宏观上就有了“谱”：在介绍中国丰富多样的宗教文化的同时，对外客观、真实说明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展示中国宗教的现状。在具体的操作上，心里也有了把持分寸的“度”。可以说正是这一个“谱”和一个“度”，使我们的制作难 度变得相对平易了。在具体的宗教外宣节目中，我们遵循这样几个原则：源远流长的宗教历史内容比例适当减少，但要讲这些宗教的根源和发展；在讲述中，多讲一些宗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故事，而不是讲宗教本身的故事，如以洛阳白马寺就能充分说明佛教传播到中国的根源性问题；挖掘宗教传播过程中的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交融结合的故事；讲各种宗教文化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而不是受到限制：从具体的宗教人物、故事人手，注重宗教文化、宗教政策；节目要通俗明白，解说词要尽量用白描的手法；用人物和故事打动观众，等等。这些具有操作性的创作原则，使我们如醍醐灌顶，创作思路豁然开朗，为节目的摄制扫除了思路上的障碍。
　　二、注重与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联系协调，使节目拍摄顺利进行、摄制方向不致偏离。宗教节目，涉及面广，所拍寺院和人物多，操作难度相当大。我们在具体拍摄前，组织主要编导人员集体走访了有关院校和各宗教协会的专家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有的专家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线索。如佛教专家说，成都文殊院的住持是一位中国佛学院毕业的有硕士学位的年轻僧人，能代表中国佛教界的年轻一代。我们实地采访后，果然感到此人名不虚传。还有一位宗教学的教授认为，西方的有关人士，可能更注重中国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情况。而我们拍摄的在上海出刊的《天风》杂志，就非常形象、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在中国外来宗教的信仰和传播是十分自由的。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使我们少走了一些弯路。
　　三、发挥制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与被拍摄的各寺院、人物融洽相处，才能保证拍摄工作深入细致。宗教节目的拍摄，离不开各寺院和宗教人物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就很难有生动的拍摄效果。而有些节目的闪亮点往往是在我们与拍摄对象相互熟悉后挖掘出来的。我们在开机前期，就充分估计到拍摄的难度，因此在出发前，一是要编导们认真学习各种宗教的礼仪；二是不但要求编导们拍好节目，而且要与被拍摄对象交朋友。不是说拍完节目就了事，以后对于一些重点寺院和人物要经常保持联系。这既是个创作过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像在上海拍摄时，我们专门请一位女编导提前一天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见面联系，交流思路，联络感情。结果次日拍摄时，曹会长非常配合，还主动邀请摄制组去她家做客。1931年出生的曹圣洁牧师，在中国基督教界德高望重，是家中的第三代基督徒，十多岁就决心毕生献身教会。她从小学习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她家里，她自然而然地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宗教高层人士多才多艺的一面。在西安，编导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良骥聊得尽兴，马先生一高兴还专门挥毫泼墨题了字，对我们的拍摄表示满意。
　　
　　《中国宗教》电视系列片的摄制手法
　　
　　《中国宗教》原先有很多让人挠头的“难点”，但经过我们的努力，也变成了“亮点”。之所以能这样，在于该节目遵循对外传播规律的同时，较为娴熟地运用了电视纪实语言，用客观公正的视角，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宗教的方方面面，使之成为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全面反映中国宗教的电视系列片，也填补了影视外宣的空白。
　　一、对纪录的内容精心选择、切入、有力地支撑起纪录片的叙事单元和结构框架。中国宗教内容庞杂，涉及上下千年，古今中外。因此，其内容必须有所选择。倘若没有说服力的内容上了节目，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在内容的选择上，一方面尊重摄制地宗教主管部门的意见进行取舍；另一方面，将内容根据节目艺术需要进行结构。《中国宗教》叙事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对人物和事件的精心选择，而且由此作为切入点，支撑起一个叙事单元，甚至一部片子的结构框架。
　　像《中国基督教(新教)》，我们把开片镜头选择为印刷、发行《圣经》的忙碌场景。这个切入点，一下子形象地凸显了在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出版也是自由的这样一个真实情况，而且也提升了观众的收视欲望。其中，我们又有了对丁光训、曹圣洁等宗教界领袖人物的采访，加上普通教徒、牧师，再以他们的故事结构全片，使得观众看得下、看得进、看得好。而在《中国伊斯兰教》中，我们则以寻找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为结构暗线，风格上几近“探索发现”，从容不迫地用各种故事讲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文化特色。所以，专家们认为，宗教的节目能驾驭成这样，结构清楚，叙事明白，通俗易懂，是相当不易的。
　　二、灵活运用多元的手法再现过去，为追述历史。再现中国的宗教历史文化提供了便利。讲到中国的宗教，难免要对历史进行回顾。如何生动地对历史进行还原就成了我们这个系列片中要克服的难题。《中国宗教》里，以人物追诉式的同期声再现过去的历史并不是很多，但用得都非常到位。比如丁光训先生结合本人经历讲述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情况，娓娓道来，平实客观，让人非常感动。成都文殊院的住持宗性的几句话，表面上讲述的是门柱上的楹联，实际上寺庙里的楹联也是中国文化与佛教东传结合的产物，而且颇含禅意，揭示中国佛教的博大精深。对外电视纪录片发展到今天，再现的方式也愈显多样。用人物扮演的方式重新再现过去的场景在《中国宗教》中比重极少，但很到位妥贴。像《中国天主教》里，讲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就是用变焦的虚镜头，若隐若现地把久远的故事传达给今天的观众。
　　三、注重对细节的开掘和善于用各种手段凸现细节含义。我们对《中国宗教》有个硬性要求，就是尽量用人物、故事、细节等勾连起要表达的观点和内容，而切忌干巴巴的宗教术语、政策说教。说实话，无论是国内的观众，还是国外的观众，对宗教内容非常了解的人不会太多。可是，如果受众对于传播的内容不感兴趣或看不懂，对外传播的效果也就等于零!
　　一般而言，宗教题材的内容，很难生动。要么流于枯燥，图解政策；要么就变得过于深奥，看不懂。这似乎是个业界“共识”。而我们就是尽可能地挖掘电视本身的优势，让片子变得好看、好懂；让海外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后能人心人脑。比如，活佛转世制度是人们对喇嘛教感知最多的一点，可这制度的来由和历代中央政府通过这个制度来认定大活佛，观众知之则不多。我们就通过活佛转世制度的创立、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在1995年11月的坐床大典等重要细节，让观众看懂其中的道理。而海外人士，对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近况知之甚少，这又是他们十分关注的。我们在节目里用上了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接见活佛和外国宗教代表团的场面后，坐床大典之后十一世班禅健康成长的状况，完全浓缩在这数分钟的镜头中了。他从容不迫地接见宗教界外宾的镜头，形象地进入观众耳目，胜过很多干巴巴的政策讲解，收到很好的效果。
　　再如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我们不仅记录下她的工作、传教的活动，还拍摄了她的家庭生活，使节目生动而有人情味。《中国基督教》的全片格调也由于我们注重细节的把握而显得明朗、向上。
　　四、运用电视特技等手段，使宗教节目形神俱备、丰富多彩。宗教节目，典故多，专门术语和仪式多，一般观众如果没有专门知识就很难看得懂。针对这一点，我们通过一些特技动画等手段，把深奥的东西讲得通俗易懂。像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后，特别是往中国内地的传播过程中，实际上在保持本身特点之外，还不断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交融。西安著名的清真寺――化觉寺的建筑布局，充分显示出中国建筑注重总体艺术形象的特点，我们就用动画示意，表现了化觉寺四进院落，每进院落均为四合院模式的特点，让观众看得生动明白，充分明了中国文化对于各种宗教的包容性。
　　五、尝试了很多对外传播的电视手法，以求在电视语言上有个较大的突破。以往此类题材节目表现多是中规中矩，编导们往往过于顾及政策，而难以在节目制作上有大的突破。但这次面临着每集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长，而且还是宗教题材，这逼迫着我们必须在制作上有所创新，否则，节目不可避免会流于枯燥。在拍摄中，根据有些场景的需要，动用了斯坦尼康、摇臂等专业工具。如在白云观拍摄时，就根据需要，围绕大殿上的一尊道教塑像用了斯坦尼康360度的移动镜头，剪接进节目后，富有美感和韵律。在解说上，也一改过去形容词和政论式语言居多的毛病，全部用白描通俗的平实手法，不以词藻喧宾夺主，而以事实取胜，让海外观众看节目后自己去评判，给他们以思考、评论的思维空间，相信海外观众的判断力。这样就远远比某些外宣片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满堂“灌”效果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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