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认同 坦诚赢得认同

　　2008年5月，我和美国爱奥瓦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朱迪，波罗鲍姆合作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了，这就是关于中国新闻界变化的口述实录――《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变脸》(China Ink:The Changing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 我们采访了20位年龄在40岁以下的新闻记者，他们有的来自中央媒体，有的来自市场媒体。面对我们提出的相同的8个问题，每个采访对象给出了不同见解，这样的差异呈现出一种事实，那就是，中国新闻界近些年来的变化。
　　
　　更具职业素养的中国新闻人
　　
　　几乎所有看过此书的美国人，都惊异于这些中国记者对新闻人职业素养的意识。其实我们的问题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点出这个问题，在访谈中也没有刻意引导受访者谈这方面的问题。多位访谈者是自然而然地谈起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的。
　　从他们对这个问题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中，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阿莱，奈尔敏锐地看到：虽然大多数中国记者如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是在按部就班地工作，但是其中“肯定有成百上千的人洋溢着职业主义精神，所以他们不是简单地重复提供给他们的信息，而是想方设法核对其准确性，追求新闻可能被忽略的各个方面，甚至可能主动发掘报道”。
　　当我在奈尔为本书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看到这些评论时，我问朱迪，奈尔是不是中国通，是不是很了解中国新闻界?朱迪说，不是。朱迪和他素不相识，2007年在纽约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向他提到这本尚未完成的书，请他写序。奈尔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说，你发来几个样章看看吧。朱迪把当时整理好的五、六篇访谈发给他，一个星期之后，就收到了奈尔写来的序言。我觉得，奈尔的感觉非常准确。
　　什么是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简单来说，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要平衡表达不同方面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而不是只表述一方面的意见。要尊重受访者，而不是无视他们的权利。是同受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
　　这些看似很浅显的道理，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我们的访谈对象之一、新华社记者王军曾率先报道了北京东方广场这个项目在决策过程当中的问题，以及城市发展与居民利益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矛盾。这些问题，既不是北京独有，也不是中国特色。但是这类问题的报道往往可能得罪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而被认为“敏感”，报道难度很大。而王军却能凭借把握好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平衡表述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而不是炒作，成功地碰了若干大家以为很敏感的问题，有些报道还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所以，王军有充足的理由通过我们这本书告诉世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
　　职业素养是不是不讲理想?完全不是。我们访谈的记者和未能接触的很多年轻记者对新闻这个职业已经产生了激情，他们以追求事实为己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融于事业当中。与此同时，他们对市场化的利弊也有清醒的认识。王军说，“市场化媒体太在乎钱，太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把记者搞得很紧张。我恰恰觉得中国媒体从一个单位变成一种可以靠市场化来运作的像一个企业似的机构，是一种进步。缺点在于竞争还不充分。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应该是那种能够按照新闻的规则去做事情，靠高质量的产品来?得市场的媒体。”
　　另一位访谈对象，当时也是新华社记者的林谷，与王军不谋而合地谈到记者的职业素养问题。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新闻控制，但是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功课。天底下新闻管制无所不在，无论是伊拉克的战场还是中国一个小城镇的僻静街巷。问题是你如何做到有职业素养，如何公正对待受访者，如何做到报道平衡，如何把不同方面的不同声音都传达出来。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进的地方。”
　　真正有理想的新闻人终归也会得益于市场。“人类需要理想――而理想可以交易，”王军说，“我写的书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本书；我的这个刊物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个刊物。”
　　
　　客观、实际地报道敏感性话题
　　
　　不能否认，在中国，来自各方面对新闻人的限制还比较多。但是职业素养给了这些新闻人一种底气和智慧，恰如其分地报道所谓敏感的“负面新闻”。
　　当时在新华社从事对外报道的林谷对我们说：“我们就是从问题出发来报道的。我们的报道涵盖了各种问题，从农村妇女的自杀到家庭暴力、同性恋、性别不平等，以及艾滋病危机，种种问题。我们并不老是说我们的伟大祖国一片繁荣富强，而是体现出我们在严肃地观察、思考和面对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林谷曾经写过深圳一个打工仔出身的律师，是如何在为打工仔维权的。这篇报道揭示了一些处于弱势边缘的群体，但是他的报道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达愤慨，而是也采访了当地的法院和劳动部门，了解他们怎样处理这样的劳工争端问题，还采访了劳动部有关政策法规的官员以及人民大学的劳工问题专家。这就使报道以一种很开阔的视野展示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中遇到怎样的问题，中国的方方面面如何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报道，其实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最后，香港《南华早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林谷认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中国记者维权报道的兴起，这是互动的，但是这也是对新闻记者的一个挑战，因为维权报道必然涉及到不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记者，你能偏向哪一方吗?你能走多远?如何保持你的公正?”他说，“我觉得还是要记住一点，即使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平衡，也要公正。你至少要去找官员谈话，让他们解释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他们拒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这个过程不能够省略。职业的表现在于你不能专门报道血海深仇，你得能抓住深层的原因，背后有什么故事，为什么会这样?”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怕写问题。事实上，越是我们有些部门想遮掩的问题，越是西方媒体要渲染的。你不说话，就等于把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媒体。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开诚布公，那些西方媒体反倒会听我们的了，这才能谈得上引导国际舆论。
　　《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鲁伊说，对有些比较敏感话题“更客观更实际”的报道，也推动了社会的开放。现在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媒体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评判，“给大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一些以前会更敏感的话题，现在也有办法去说它”。
　　社会存在问题，才有了对新闻这个行业的客观需要。用林谷的话说，就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缺乏一种透明度，缺乏一种公众参与，缺乏一种更健全的民主机制。这些根源上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我们会永远不断地报道这样一些问题。”
　　尽管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不同国家人员、金钱、信息和思想的流动在加速，也似乎大大扩展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了解的手段，更多地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的机会；但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简单化、老掉牙的刻板印象却仍然停留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对于中国的新闻界，西方学者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新闻界是在官方严密控制下机械地奉命行事的一架机器。《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变脸》一书是中国新一代新闻人真实心态的反映。他们吐露的心声，能够让外界真切地看到中国新闻界这些年的变化。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教授魏定熙(T1mothy Weston)认为《中国墨水》一书给他的印象是：第一，很多中国记者都是才华横溢，冲劲十足的人，努力推动着媒体上可以报道的范围。第二，中国媒体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单独研究。第三，中国媒体正在非常迅速地商业化，给了新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新的挫伤和压力。第四，当代中国新闻界非常令人振奋，值得研究。第五，这些中国新闻人的访谈录对于反思美国和其他国家新闻的优势和弱点也很有帮助。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坦诚赢得的认同。这一点，对于对外传播，非常重要。
　　
　　责编　吴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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