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解决对中日关系再好不过了”】2018考研政治真题试卷

　　 　　著名社会活动家 王选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管建强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负责人 付强律师 　　中国掳日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 刘焕新
　　
　　记者：“全面政治解决”是对日索赔领域内新近出现的提法，其内容是什么？
　　刘焕新：它全称是“全面解决二战掳日劳工事件的提案”，由日本律师团2008年3月9日提出，旨在一揽子解决掳日劳工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事实、谢罪和补偿。
　　管建强：通常所说的“政治解决”主要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处理纷争的方式，将诉讼程序以外的和解处理方式，提升到“政治解决”的高度，也许常人难以理解。但这里所说的设立补偿基金全面解决被掳中国劳工遗留问题，有两个特点需要强调，第一，它是一揽子解决所有被掳中国劳工遗留问题的方案，第二，核心就在于“政治”二字，这个方案的当事人除了上述所言的劳工，还有日本加害企业和日本国政府。此外，中国被掳劳工当然也期待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支持。因此，将这种全面和解模式称为“政治解决”是合理的。
　　记者：政治解决是否意味着否定之前对日诉讼的正当性？
　　王选：当然不否定。事实上，现在的政治解决的尝试正是建立在诉讼基础上的。
　　付强：政治解决的前提基础是法律诉讼。即便是败诉的判决，日本法院也对当年的犯罪事实予以了承认，并劝告日本政府和企业积极解决劳工问题。
　　管建强：司法诉讼夯实了大规模的侵权事实，虽最终未能通过司法途径伸张正义，但是日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且面临国际舆论压力，这是促进“政治解决”的重要因素。
　　直到今天，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案件仍然在日本各级法院审理，政治解决方案的最终出台也还是需要通过法律诉讼来促成的。但是，一旦全面解决的目标实现，法律诉讼的正当性就将被淹没，因为到那时候就不会再有诉讼了。
　　记者：对于政治解决方案，您是否支持？为什么？
　　王选：对这一方案，考虑到为数不多的受害幸存者都年事已高，别无选择，他们个人也都表示愿意接受。这也是一种胜利。
　　2008年9月17日济南会议后，为了回应日本律师征求意见，苏智良教授、管建强和我为此专门进行了一次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将第一段的西松判决的法律前提从条款中删去，也就是有关中国政府放弃赔偿，日本最高法院在西松案判决中提出要求日本政府、企业适当补偿的意见。这一段的内容是日方全面解决方案的法律基础，也就是责任关系的基础，解决的起点。中方（受害者）不一定非要在接受这一条的前提下，接受解决方案。如果将“中国政府放弃个人请求权”的说法写进方案，将引起很多争议甚至麻烦，而且也不应该要受害者接受这一说法。
　　刘焕新：我完全同意王选的意见，把第一段去掉。
　　考虑到法律诉讼的现实困难，通过十几年的诉讼，大家已经对法律途径解决掳日劳工问题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不再抱有之前的幻想了。
　　付强：政治解决是目前解决这一问题最行之有效的路径。我有个设想，一旦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政府终于低头认错了，受害劳工终于体面地拿到补偿了。
　　记者：这一政治解决方案最新的进展如何？困难在哪？
　　刘焕新：从日本律师团提出全面政治解决的设想至今一年多来，取得了很好的推进。2008年4月，我在日本会见了多位参众议员，他们都积极表示促成这一方案。但要想在日本国会有所突破，至少得等到2009年的4月日本政局稳定以后。
　　王选：中国必须及时建立起正式的受害者组织，七嘴八舌成不了事，而且要有正式的支持基金或稳定的经费来源，这样，在受害者组织的外围，就能形成一个专家团队，包括律师、学者、研究者、志愿者等等。其关键就在于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否政策放开。
　　记者:这样的政治解决方案有何意义？
　　王选: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长远来说，再好不过了，它不会影响到两国的正常关系。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两国交往之间很大的障碍，如果日本政府愿意掏腰包，就是反省的最好表现。
　　中国劳工提出的权利是正当权利，政治解决就是对这种正当权利的认可。历史责任对日本是一个包袱，它必须是要甩掉的，这也是让日本适当地卸除历史责任包袱的一个机会。
　　管建强：毫无疑问，这一解决方案将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拐点。从掳日劳工索赔问题上，这样的拐点意义很明显，而这一解决思维必将被借鉴于解决其他民间索赔，包括重庆大轰炸、细菌战、毒气战等等，所以，这一拐点的意义将是双重的。
　　记者：中国社会对这一方案的反应如何？
　　王选:权利在受害者，受害者是政治解决的主体，他们的意志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社会上包括媒体，关心的人很少。
　　刘焕新：绝大部分的劳工受害者都对这一方案持肯定、欢迎态度，希望能尽快解决，有个别劳工觉得不解气，但态度也正在转变。（孟登科）
　　（本组文章摘自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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