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七点建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

　　 　　全面复苏后的中国经济是否会步入全新的经济增长轨道,还是在传统路径上进一步发展?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基础是否进入衰减期,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何在? 　　
　　在中国经济增长轨迹转变与新增长源泉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将出现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经济增长时期”。
　　在向未来经济增长新的源泉转变过程中,需要给予合适的政策配套,有以下七点政策建议。
　　
　　一、防止短期刺激政策损害中长期目标
　　
　　一般说来,周期性经济调整具有强制调整经济运行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的功能,在调整期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技术创新能力,以提升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的竞争能力。因此,要防止短期过激应对政策导致的周期性经济调整不到位,而损坏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特别是,此次周期性调整是全球性的,如果其他国家调整到位并成功转型,我们将在下一轮竞争中处于被动状态。从保持较长时期的持续较高增长速度的要求出发,我们应对此次周期性调整的宏观调控对策将在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我们尤其要注意防止短期政策损害中长期目标。
　　
　　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形成以内需为主的需求结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实可以对居民消费需求起到相当大的扩张效应,这个效应要比仅在居民部门内部缩小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扩张更大。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通过企业合理地增加劳动者报酬、增加分红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增加,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推进提高居民从企业获得劳动报酬的制度改革。(1)形成劳动者报酬决定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单个劳动力与用人单位在谈判中的不利地位。(2)进行税制改革。将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因为税制的转变,必然引导地方政府关注重点的转变,使其由招商引资转变为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自觉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刺激消费需求增加,从而使税收增加。(3)建立健全涉及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各项法规,严格保护劳动者权益。这包括严格的劳动保护制度、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根据物价指数调节居民劳动报酬水平的制度,等等。
　　其次,需要推进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制度改革。从法律和产权制度上保证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财产。因此,更大力度保护普通居民的财产权,以及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靠劳动吃饭的机会,是最应该被“创造”的“条件”之一。加强和完善资本市场立法,创新金融及其管理制度,为居民获得和拥有更多的财富创造出更多的金融工具。
　　再次,调整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起到扩张居民消费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要远远小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是大力提升消费率的重要路径,也是未来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必然选择。
　　
　　三、积极、稳健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载体和源泉,是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式是多元化的,城市化不仅和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系,而且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由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教育及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将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城市化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且是维持投资增长速度的重要载体。
　　鼓励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要积极规范城市化进程中住房价格的定价机制,继续规范、完善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的分类定价环节。
　　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原始要素累积。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给予农民一次性的财产性转移支付,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原始要素累积。
　　
　　四、构建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
　　
　　无论从扩大内需的角度,还是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我们都有必要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
　　首先,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等,还是城乡“低保”等都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这样安排产生了若干不良后果。首先是存在效率损失。社会保险作用的大小和参与保险的规模相关,现行的安排事实上形成了若干分割的地区保险市场。养老、失业和医疗等风险不能在地区之间分享。其次,地区之间支付水平差异过大,社会保障的属地化不利于劳动力在全国各地合理配置。第三,地方政府面临平衡预算约束,在财力衰退时期,可能会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社会开支的减少既不利于地方稳定,也减少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由中央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由社会和劳动保障部统一负责全国社会保障中的养老、医疗和工伤事故险;由民政部统一负责全国的“低保”和其他救济事宜。
　　其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各级政府首先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控制行政事业经费支出的过快增长,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以进一步压缩建设性支出,相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扩大彩票发行等多渠道继续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可通过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适当平滑财政支出,减轻当期压力。地方财政也可视财力增长情况下建立相应的保障储备基金。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平衡机制。
　　再次,统筹城乡发展,完善以农村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落实对农村、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农村和农业倾斜。通过加大中央和地方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调整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另外,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一是加快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完善鼓励个体工商者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政策。二是加快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三是完善城镇医疗保险方案。四是推进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建设。五是适应城镇化加快的需要,加快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先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建设,尽快建立适应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切实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最后,加快发展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供养制度,继续提高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并确保落实到位;积极发展城乡医疗救助;大力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和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完善优抚安置政策,确保重点优抚对象的实际生活水平高于群众平均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五、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
　　
　　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够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关键,也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的关键。
　　明确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一个高附加值竞争源泉是未来中国经济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结构调整不仅应当关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更重要的是应当落实到新产业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上,因此,新行业的战略规划、新行业进入的开放、新行业技术的研发补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还应重点支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改变我国的出口结构。
　　对于产能过剩的治理应当是目前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亏损企业的淘汰应当是任何危机治理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当避免不分技术水平和行业分布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生产型补贴。
　　政府可以考虑推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的补贴计划,但对于更新的固定资产要制定较高的技术和环保标准。这样的补贴不仅有利于投资需求的提升,同时也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六、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扩大就业和培养中产阶级的产业载体
　　
　　中国服务业发展未来提升的空间巨大,未来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的根本来自于消费需求的提升以及生产型服务业围绕制造业的展开与深化,最终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因此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是中国增长源泉转变的重要因素,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中国结构转型的重要产业政策。
　　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促使生产型服务业围绕制造业的展开与深化、使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鼓励生产制造企业改造现有业务流程,推进业务外包,加强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
　　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与境外服务企业的合资合作,大力引进外资投向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现代流通、旅游设施、公共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社区服务等服务领域,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提高服务业的市场化水平。
　　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市化、市场化进程,做大服务业的总量规模,扩大消费需求。
　　
　　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建设公民社会与公共财政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政府提供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保障民生的制度。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保障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目标也需要社会需求的释放和公共财政的支持,特别是针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相关政策措施。我国是在社会转型、经济欠发达和体制转轨背景下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这就需要有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因此,建立公民社会要求必须建立与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财政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很不够。同时,公共财政体制本身还有待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公共财政体制而言,现行财政体制的有限分权制度导致了有限的地方政府竞争,这种有限的竞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会促进增长,但不可能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有限分权和有限地方政府竞争已经导致了环境恶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弱化等。今后财政体制的调整首先是明确各级政策在公共服务和经济领域的职责,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其次,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重建预算制度,解决现行财政存在的严重“缺位”与“越位”的问题;再次,在赋予居民对当地政府预算的投票权的基础上,形成以当地居民为主体的标尺竞争机制。这种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应该逐步实现,而不是一步到位。
　　(9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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