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通向个人的自由之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弊端

　　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有关市场与政府该如何分工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危机使自由市场经济面临更多质疑,弊端在危机中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而从更深层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考量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从而清晰地看到整个“森林”呢?
　　
　　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以后,国内外都在对市场经济、对商业或者说对商业文明,进行一些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给我们新机会去重新认识人类,认识不同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价值判断,也给我们以机会再次审视中国以及其他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大家对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主张,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
　　比如,关于市场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两大阵营的讨论,那时期自由市场国家处于高度经济危机中,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不管哪种安排在逻辑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励上更与人性自洽,那种实际业绩上的差异――尽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时间的业绩比较――让当时的世界普遍认为基于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苏联模式更优,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管制经济、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这就有了1978年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0年后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后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私有化等等,对二战之后的国有化和经济行政化进行逆转。当然,这次危机冲击后,人们又看到了中国与私有市场经济的差别表现,所以,人们就问:是不是又要对过去30年的经济“去行政化”、对“市场化”改革进行逆转,要“再行政化”、“再国有化”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重犯二战结束后所犯的判断错误,不要又因为一时一刻的短期经历得出一般性结论。
　　不过,今天我还是希望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市场经济、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如何把“人”从传统的“工具”约束、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的?
　　
　　婚姻与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
　　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由政府权力全面管制经济毕竟历史很短,是近现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自由、压制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权力又非市场的社团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会、寺庙、社邑、社团等等。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社团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
　　那么,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对上述“家”的功能带来了什么变化?“家”在如何转型?这些转型在解放个人还是在进一步限制个人权利?
　　首先,我想强调,在过去30年,商业文明在中国慢慢地兴起,“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被解体。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他们也可以开杂货店、开“夫妻店”餐馆,夫妻不是照样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吗?只是现在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公司化,连锁店公司化,像国美、家乐福、沃尔玛等公司已经把许多传统杂货店挤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餐饮公司把许多“夫妻店”的空间挤掉,于是,越来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队伍。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家”,由市场胜任。
　　但是,这样一来,对“家”有什么影响?至少,夫妻间花在一起的时间,还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发生很大变化。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总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难。
　　而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我们会发现,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过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家”因为工业化和公司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淡化,生产单位意义上的“家”在解体。
　　这已经带来很多挑战,比如,离婚率会上升,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比以前淡。从另一方面看,“家”的生产单位性质或许没有了、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许反而比以前深了,因为原来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现在在一起时间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样以新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总之,工业化、公司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们从小长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场不发达迫使人当交易工具
　　“家”作为农耕时代的简单生产单位在解体,但是,当商业规模或者商业复杂度、所需要的融资量高到一定程度时,以“家”、“家族”为基础的商业组织还会是常态,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产单位或者使其扩张,只是所从事的生产比农业、传统商业更复杂。
　　我们先看一组研究数据。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和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个婚姻样本,并把这些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的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股价会涨不少。
　　很明显,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商业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有联姻关系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股市也希望企业掌门人家族这样做。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亚洲社会是否有其他选择?
　　答案在于市场的发达程度,更具体讲,取决于市场交易的信用环境,也即市场制度架构,还有资源机会是否平等开放。如果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商家与官权力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场上陌生企业之间的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他们家族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的传统社会产物,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哪些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使用政治联姻、商业联姻。首先,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中,那些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联姻、商业联姻,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家族企业,其子女有96%是为了商业利益去联姻,远高于政府管制比较少行业的关系婚姻频率。反过来看,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家族企业子女爱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传统,通过婚姻关系把家族企业的利益保护起来,让自家财产不受政府权力的威胁,而跟实力企业家族发生联姻,可以扩大未来发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发生,人成为具体的交易载体。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国,比尔?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业掌门人不会要求自己的女儿去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会以前也与泰国和中国情况类似,但是,随着市场契约机制的深化发展、政府管制的减少,企业家子女的婚恋就被逐步解放。发展市场交易机制、减少政府管制,不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间的交易成本,而且决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市场化就是这么具体地把自由权利还给个人。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社会发展出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企业创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亲,而是通过契约关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构,到广泛社会去招聘,任人唯能。这样一来,企业创始人的子女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职业,不至于除了父亲企业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反而因父亲事业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还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会也推演出过解决企业传承问题的变通办法。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接着,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使儿子并不一定成为接班人,企业掌门人会在儿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个;如果他选中的不是亲生儿子,就让女儿先嫁给被选中的年轻人,等女儿结婚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为三井家的养子,并且会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 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战之后哪种类型公司的业绩最好?第一类公司的掌门人是企业创始人的亲子,就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样;第二类企业的掌门人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第三类是由“女婿养子”管理的企业。研究结果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业绩最好,其次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亲子管理的公司。这些结论,或许对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有一些启示。
　　“女婿养子”比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传承的问题,通过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达到“双保险”效果,这样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或者说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子女会被迫做工具用,她们的幸福被牺牲掉。
　　今天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经济学家不满,原因是他们认为经济学家过于迷恋市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当然不是万能,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只是,从上面的这些具体事例和数据,我们看到,当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人类活动和传统习俗时,方方面面的市场化细节正在把个人从各类工具用途中解放出来。所以,市场化、公司化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给人类以自由。
　　
　　金融市场具体地解放个人
　　接下来,我们讨论“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变迁,重点看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主题继续是谈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场上。
　　之所以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产单位,是因为生产需要投资,一投资就涉及价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价值节省下来、投入项目,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有回报,这样一来就涉及跨期信用问题:怎样让人们能放心、愿意投资呢?其他人今后违约不认账或者耍赖怎么办?所以,“企业”基于什么组建、如何组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安排跨期价值配置、保障跨期价值配置的问题,而基于婚约和血缘的家、家族是一个古老又不允许有选择的共同体,以它为基础来实现跨期价值配置,当属自然。
　　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格化“养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为养老交易体系外,人类社会还发展了三种其他的交易体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庙和教会、民间社邑等;其二是我们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每种交易体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体系,由它建立、维系和巩固交易信用的基础。前面说过,基于“家”的风险交易体系之所以比较靠得住,是因为其基础是血缘和婚姻,而血缘关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选择的,更何况,通过再加以一套类似儒家“三纲五常”这样的刚性文化体系,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级固定下来,约束其行为规范,让你动也不能动,社会结构中没有自由流动的余地,于是,整个社会基于血缘体系的跨期价值交换,生病、养老等保障,就有相当的可靠度了,生存意义上的交易风险就不多了。
　　基于社团组织的跨期互助体系,也不是以明码标价的方式进行人际跨期利益交换,其建立并维系信用、保障“回报”的基础一般是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东西,比如共同信仰、同乡、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会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加上做礼拜等等有形和无形的安排,使这套体系的凝聚力极强,近两千年不衰。而教会时常给教徒提供类金融服务,比如,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允许年壮夫妇把房产、地产先前签约,承诺在夫妇都去世后财产的所有权给教会,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教会要给他们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持,从效果上,这种安排等同于现代保险公司出售的人寿年金。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约法治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信仰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权力,所以,其腐败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
　　例如,用子女作为交易工具以实现安全,不仅会把人变成商品,也必然给人口带来膨胀的压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发达,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来规避身老病残下的经济安全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就会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
　　
　　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中国的“家”正在转型,其“生产单位”功能尽管还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风险交易、跨期价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取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化发展,商业文明正在中国社会落地、扎根,而在商业文明架构下,“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场完成的人际利益交换,就留给市场去做,市场在取代“家”的许多传统经济功能,但是,中国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替代传统的家庭,帮助人们实现人际间的风险交易、保障未来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为风险交易体系的传统安排就不可能被放弃。
　　所以,尽管今天的环境好像对市场、对金融不利,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历史上这样的争论反思多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商业文明、公司化、市场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许多学者指责经济学人,说经济学者只顾市场、只顾经济增长,而不在乎人文价值。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
　　如果离开市场经济,不管你靠儒家“三纲五常”体系,还是靠计划经济、国有经济,还是以宗教教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都要求你牺牲个人、让出你的自由空间,或是服从政治领导,或是服从宗教领导,或是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的家权威,这些都是通向个人不自由之路。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个人自由选择,不是威权压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过市场实现互通有无的安排,个人所要做出的权利牺牲是最少的。
　　(5月3日《经济观察报》,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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