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政党危机与2009年大选前景_政党政治之危机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导致德国政党体制变迁和政党危机的深层原因。作者指出,德国政党体制已经陷入困境,多重危机并发。各政党为了克服危机而进行变革,逐渐以中间化为长期趋向,但这一趋势弱化了政党作为不同阶层代表的存在意义,使得政党的先进性正在失去。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德国大选的前景,指出德国政党政治已经锐减为挑选和替换精英的机器,因政党越来越世俗化而陷入信仰危机,因党内争议越来越大而陷入组织危机,因越来越着眼于具体问题的应对而陷入功能危机,因越来越失去民众的认同而陷入信任危机。德国政党政治面临严峻挑战。
　　关键词德国 社会结构 政党危机 大选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37-44
　　
　　2009年是德国大选之年,联邦总统选举(5月31日)欧洲议会选举(6月4-7日)、州和地方议会选举(8月29日)、联邦议院选举(9月27日)接踵而至,德国政党政治正在围绕选举展开。
　　现代性对人类社会产生冲击,个人、群体乃至国家被现代化所裹挟前行,个性化张扬、消费主义等潮流导致社会变迁进而影响政党政治,引致政党危机。政党危机集中体现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欧各国。目前,德国政党体制正在陷入困境,意识形态混乱的信仰危机、党员人数日益减少且异质化严重的组织危机、着眼于具体问题的应对而陷入功能危机、民众支持度持续下降的信任危机并发。各政党为了克服危机而进行变革,逐渐以中间化为长期趋向,但这一趋势弱化了政党作为不同阶层代表的存在意义,使得政党的先进性正在失去。
　　我们将在下文探讨这些问题:德国政党危机如何形成?其主要政党是否找到了摆脱和超越危机的路径?2009年德国大选的前景如何?德国政党变化趋势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一、德国政党政治的法律保障机制
　　
　　德国素有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之称。德国通过法律体系的完善来确保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同时也对其政治活动进行规范:通过《基本法》对政党的地位、任务、政党内部制度、财务、违宪及其处理等做了明确的规定;通过《政党法》明确规定了政党的法律地位、组织方法、活动方式、权利义务、对政党的制约等,具体落实《基本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基本法》和《选举法》对政党制度进行有效规范,限制小党进入议会,以确保国家政治稳定。[1] 德国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模式就是在以上法律体系框架内形成的。
　　《基本法》把德国政党置于国家民主政体运行的中心地位。[2]《基本法》第20条规定了通过大选体现民众意志的社会民主体制,从而将政党的存在作为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第21条规定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志决策的形成,从而确立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枢地位。“参与人民政治意志决策的形成”的基本含义是:政党通过制定党的纲领将民众个别而分散的意见整合为统一的政治意志;参与选举并保证其顺利举行;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3] 这种规定意味着,参与选举并获得执政机会是政党政治的运转核心,人民借由选举和投票行为以行使政权并由此参与国家政治事务,选民通过选票托付政党成立议会、组织政府,同时赋予政党制定政策的权利和义务,以政党表达政见,反应民意;以政党(执政党)治理国政;以政党(反对党)监督政府。可以说,德国政治没有一个环节不是由政党起着主导作用。[4]
　　在《基本法》的指导下,德国于1967年制定了世界上最早专门规定政党制度的单项法典《联邦德国政党法》。其核心内容是,政党在公共生活所有方面参与形成国民政治意愿,特别体现在:对形成公共意见施加影响;激发并加强政治教育;促进国民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培养有能力的人承担公共责任;通过提名候选人参加联邦、州和当地政府选举;将他们确定的政治目标与国家决策过程相结合;保证人民与国家机器之间持续、重要的联系。
　　为落实和确保政党的宪法地位,德国1956年颁布《联邦德国选举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混合选举制度,即将联邦议院的全部议席一分为二,其中一半议席按照单名选区制分配,另一半议席按照比例代表制分配。每名选民在选举中要对这两部分分别投票,即直接投给所在选区候选人的第一张票和投给政党的第二张票。选举结束后,根据第二张票的得票率决定各个政党可以获得的总议席数,即联邦议院中的力量分配。[5] 同时,为了限制小党进入议会,避免选票过于分散,该法规定了5%的限制性条款。混合选举制使得一个政党难以仅靠自己赢得大选,不可避免地组成联合政府,5%的门槛条款也使得各政党在大选之前就优先考虑联合的问题,一党专政几乎不存在可能性。
　　以上法律规定保证了德国政党的法律地位。德国理论上实行三权分立,但政党在三权领域内均发挥作用,实际上政党竞争取代了三权分立,“政党国家”之称概源于此。法律规定使得政党运作成为德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核心,政党势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推动政党作为公共意愿发言人、承载者和形成者等角色的集中,[6] 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最有权势的中介。尽管法律上政党属于公民组织,但相对于其他社团组织而言,政党享有《基本法》所赋予的独特地位,也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巨大的权力资源。另一方面,这些法律规定也对政党的行为和发展路径构成了实质性的约束。政党在形成和影响人民意志方面没有垄断权,宗教团体、社团、协会和其他团体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皆可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充当沟通国家与社会的的桥梁。[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政党是强大的,其政治活动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互动的深入而密切意味着,政党并不仅仅具有引导作用,也深受经济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这正是导致德国政党体制变迁乃至政党危机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二、德国社会结构与政党政治变迁的历史考察(1949―2005年)
　　
　　政治意志形成中的国民是由不同阶层组成的各类群体,由于利益相互冲突、愿望各有不同,国民意志常常处于分散甚至对立的状态。政党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纲领将分散的相互冲突的国民意志聚合起来形成一种统一的政治意志。政党要吸纳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就必须将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聚合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以缓和乃至消除利益主体间的冲突,政党的先进性体现于此。另一方面,政党为获得执政权,尽可能地向选民表示自己的亲合力,接近选民,听取选民的意见,接受选民各种要求,反映公民的政策选择和政治意愿,也需要吸纳公众意愿,适时调整政策,承担失落理想的现实风险。因此,政党基本纲领和竞选纲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关联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性的张力。德国关于政党政治的法律规定意味着,政党必须通过选举寻求和调整定位,政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在社会结构、选民心态与行为、政党纲领之间存在着联动性,促使政党基本纲领与时俱进,趋于中间路线成为政党竞选的必然结果,而四年一度的竞选纲领更显灵活。实际上,中间位置是最决定选举结果之处,各政党在悄悄地和现实妥协,逐步向中间路线偏移,而不介意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出现交叉乃至趋同,致使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更似一种“技巧”之争,而非一场“主义”的较量。[8] 如果说20年前德国存在特色鲜明的两大集团阵营的话,现在它们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围绕具体政策领域而非本党纲领而展开。[9] 与此同时,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公民社会迅速发展,政党传统的群众基础遭到削弱,民众对政党的忠诚度发生变化,归属感下降,政党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功能危机和组织危机不时交替乃至同时出现,政党危机逐渐成型,政党政治变迁亦不可避免。
　　德国关于政党的法律规定首先导致了联盟党、社民党两大人民党的形成和进入联邦议院政党数量的下降,从而促成了20世纪50-70年代初稳定的“两个半”政党体制,德国政党政治在此期间走向成熟,政党危机也在此期间酝酿。
　　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德国创立混合选举制,确定了5%的刚性门槛条款。1961-1983年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长期保持3个:联盟党(CDU/CSU)、社民党(SPD)和自民党(FDP),从而形成了两个半政党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与当时德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向相关,也与联盟党、社民党成为人民党的取向直接相关。人民党面向社会所有阶层,党员构成多样,群众基础广泛。这一概念的出现代表着纲领性政党向全方位政党的转化。
　　1945年成立的基民盟是联邦德国第一个人民党,其思想和政治来源是基督教社会伦理观、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保守的价值观、限制国家权力万能的观点。1953年,基民盟通过的《汉堡纲领》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联盟党在战后初期长期执政,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渐淡薄,在延续其拥护资本主义立场的同时,其政党纲领中也包括了重要的社会福利部分,以吸引信教的工人阶层中的拥护者。联盟党执政与联邦德国战后经济繁荣相关联,在选举中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广泛支持,甚至在1957年单独执政。但是,在1961年的“柏林墙事件”中,联盟党奉行的实力政策遭到失败,德国经济出现危机,阿登纳执政后期党内不断冲突,遂于1969年丧失执政地位。1978年基民盟通过《路德维希港纲领》强调坚持基督教的世界观,但不妨碍党内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真诚合作。这一纲领使得基民盟完全摈弃“名流党”的特征。与基民盟组成联盟党的基社盟成立之初保持着“名流党”的形象,但1955年之后迅速改变纲领,在巴伐利亚州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州人民党的转型。
　　联盟党的变化及其长期执政情势对社民党构成了严峻挑战。1875年成立的社民党是19世纪中期德国加速工业化、工业无产阶级觉悟并成立组织的产物,以社会公正为基本诉求。1949年德国联邦议院第一次大选后,社民党作为“建设性反对党”几乎在一切方面与执政联盟作对,然而联盟党的执政成就使社民党处于绝对不利地位。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与德国主流政治文化和解,放弃阶级斗争思想,将建立强调个人自由、经济安全和社会公正的政治新秩序作为党的目标,实现了从无产阶级工人政党向人民党的转变。由此,社民党成为大选中各阶层都可能支持的党派,1966年在野17年之后参与执政。然而,社民党由此也丧失了作为各种基于求变的政治团体“聚集盆”的吸引力。可以说,随着二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的变化,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进行调整,在选民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上日趋接近。
　　1948年成立的自民党一贯标榜和推行中间路线,强调市场经济和经济保守主义,成为高级职员、公务员和独立职业者的代言人,在德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关键性中间人的角色,在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充当着“平衡器”的作用。
　　与此同时,德国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开始发酵,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勃兴,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分化,民众对政党认同出现削弱,对政党的意见与日俱增。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是政党体制变迁的前兆。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导致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业生产比重大幅度下降,传统工业部门大为缩减,现代工业部门迅猛发展,贸易、交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急剧膨胀。[10] 职业结构也随之变化,工人和农场主、中等企业主、商人等老中间阶层比重下降;工程师、技师、经理、官员等新中间阶层比重上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应运而生。这些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变化推动了德国社会运动的深入,对政党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德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随着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自发组织起反核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经济秩序提出冲击和挑战。这一时代精神催生了80年代初绿党(GRÜNE)的崛起。绿党标榜生态原则、社会原则、根本民主和非暴力原则,主张实行必要的环境保护政策,废除核能,恢复生态平衡,建立社会公正,实现男女平等。1983年,绿党进入联邦议院,促使德国进入小党逐渐得势、大党逐渐衰微的时代。[11] 进入80年代,不参加投票的选民和中间选民的比例在上升,政党不断失去党员,日益变得僵化,政党体制在整体上无力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和功能,[12] 政党危机已经成型。
　　1989年德国统一具有标志性意义。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举行了五次大选,其基本态势是两大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和平衰落的态势不可避免,绿党的兴盛和自民党的衰势形成鲜明对比,左翼党(PDS/Die Linke)的势力所及从东部扩展到全德国,成为第三大政党,德国政党体制形成五党竞争态势,两个半体制为三足鼎立所取代,即联盟党、社民党各1/3,自民党、左翼党、绿党三党占1/3。与此相对应,德国传统政党的危机有所加深。
　　这种危机首先体现在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的深入发展上。愈来愈多的公民把社会运动视为政治参与的最佳途经之一,对政党的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意识下降。 [13] 其结果是,非政府组织数量激增,每年新增协会15000个,新增基金会超过1000个,目前德国有60万协会,15000个基金会,平均每10000人就有700个协会。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党派、阶级和左右划分的束缚,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新问题作出直接反应,实现了议题多元化、组织类别多元化、参与人员多元化。公民社会组织成为比政党更贴近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获得了同政党对垒、竞争、互补和合作的资本、动力与空间。[14]
　　这种危机更直接体现在政党自身变化上。进入90年代,传统产业工人队伍逐渐萎缩,相当多的工人子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进而成为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传统的阶级界限愈加模糊,社民党传统的群众基础发生改变。作为政党党员重要来源地的工会(社民党)和教会(基民盟)同样面临成员的流失。此外,德国的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而青年人缺乏政治热情,直接导致了传统政党党员结构老化、党员人数下降(只有不到2%的人参加政党)。
　　两大政党的党员结构和选民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6年,社民党40%的党员是工人,职员和公务员只占14%;1999年,其工人党员比例下降到21.12%,而职员和公务员比例上升到38.18%;长期是该党基础选民的下层民众纷纷转向联盟党或左翼党。长期以来,基民盟与天主教徒、个体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等社会阶层联系紧密,在有工会组织的工人中最缺乏影响力。然而,愈来愈多的工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支持基民盟。随着党派的增加和竞争的集中,两大人民党的选民在流失,党员数量明显出现下降趋势,[15] 而小党的支持率在上升。
　　基社盟面临的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长期一党独大。工业发展导致巴伐利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基社盟也没有将外来人口作为工作对象,后者也不太接受基社盟的理念,而是创立自由选民组织,吸引了大批基社盟的传统选民。巴伐利亚州自由选民组织20年前已经出现,最近几年影响迅速扩大。自由选民组织不是政党,但在其他州也有类似的组织,且在联邦层面有一个总的组织。这种类政党组织的出现是公民社会与政党交叉的产物,为德国政党政治变迁增添了新的变量因素。
　　德国统一后,民社党曾因历史包袱而一度陷入困境,随后以社会公正为旗号,逐步向中左选民靠拢。2005年7月,民社党与西部的劳动与社会公正党联合成立左翼党,在当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并在随后数个西部州的选举中进入议会。社民党的高层危机给本党带来负面影响,而左翼党从社民党的低迷中直接受益,其支持者中有许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等以往社民党的铁杆选民,左翼党的发展导致社民党进一步陷入自我认同危机。
　　绿党成立之初党员来源颇为博杂,在相对保守的团体背离绿党之后,绿党开始定位为以后物质时代价值观为导向的新型左倾政党。1993年,绿党与前东德地区的“联盟90”合并,进入联邦议院。绿党的纲领主要以生态环保为重点,力图接纳和平运动、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者及其他社会边缘人群,成功地在左翼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后物质主义者中立足,对自民党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实际上,自1998年绿党首次成为联合政府的执政党后,自民党长期作为两大党唯一筹码的地位逐渐没落,其选票被绿党蚕食,自身也面临生存危机。[16]
　　德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表明,社会变革与政党调整之间存在着关联性,随着多元化的深入,社会体制处于分化、分解之中,选民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固有的归属感不复存在,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度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铁杆选民开始远离传统政治束缚,选民的倾向更难以预测。与之相关,纲领、目标、形象不再鲜明的人民党陷入困境之中。
　　
　　三、2009年德国大选的前景
　　
　　2005年大联合政府组建以来,德国主要政党均开始对其定位进行反思和调整,为2009年大选而准备,某些调整明显体现出摆脱和超越既有政党危机的意图。
　　在人民党陷入政党危机之际,左翼党的发展自然引人注目。左翼党高举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公正的旗号,成功赢得了社会底层的选票,迅速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左翼党得到支持的原因在于,以新政党的形象出现,在德国失业救济时期延长等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民调显示,大部分人不相信左翼党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出于抗议和反对执政党的心态支持它。
　　面对左翼党带来的挑战,德国两大执政党开始修正自己的纲领、政策,2007年通过新纲领确立未来方向。社民党有意淡化党内外界限,推荐党外人士出任社会公职,引进项目党员、客座党员制度。2007年10月,社民党通过《汉堡纲领》确认回归传统价值和最初的理念,推崇以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其定位可概称左翼人民党(Linke Volkspartei)。舆论认为这是社民党重新向左倾斜的信号,实际上其主要目标是夺回失去地盘,是反击左右势力拿社会公正话题挤占社民党领地的策略之举。[17] 社民党也不希望拱手出让政治中间阵地,希望以一个左中多数派阵营涵盖中间位置。2007年12月,基民盟通过《哈瑙纲领》,试图强化中间人民党(Volkspartei der Mitte)的性质,进一步淡化传统右翼政党的形象,笼络中间选民,默克尔表示要占领“社民党自动让出的”中间阵地。基民盟包罗万象的目标更为明显,它提出的家庭政策带有社民党特色,[18] 气候政策则有绿党特色。基民盟的姊妹党基社盟也进行了策略调整。2008年,基社盟失去在巴伐利亚州的绝对优势,被迫与社民党联合组阁,自此一直处于反思之中。目前,基社盟制定了独立的欧洲议会选举纲领,在联邦层面则强调与基民盟的不同定位,即基民盟定位为中间的,而基社盟则定位为保守的、集体的,力争在德国联邦议院和欧洲议会施展影响力。
　　自民党和绿党分别是右翼自由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的代表。目前看来,自民党已经失去左倾自由主义思想,将捍卫自由公民权这一宝贵遗产拱手出让给了绿党,其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处于不利的竞争态势。绿党代表具有市民权利倾向及社会生态特征的左翼自由主义,目前发展态势不错,与基民盟在经济、社会和财政上的交叉点不断扩大,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的州议会成功实现了合作,此前难以想象的黑绿联盟在州一级层面得以实现。这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德国政治组合将出现色彩纷呈的局面。
　　以上调整表明,社民党意识到了危机之所在,力图向左回归,但在选举压力和动力之下,其纲领调整的实质意义可能是有限的。基民盟处在执政的优势地位,默克尔政府的社会信任度趋于稳固,因而继续秉持实用主义的传统秘诀,向社民党和绿党的传统议题发力,同时却不急于出台选举纲领,以静制动的意图明显。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各党关注的核心议题必然不是价值层面的,而是务实层面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德国影响巨大,2009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6%,失业率将上升一倍,这是二战后德国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刻。应对金融危机必然被各党视为关注的主题,对民众而言,哪个政党更有能力将德国带出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目标和就业目标是投票的关键考虑,联盟党在这一方面有传统优势,其他政党也以此为由进行纲领和策略调整。各政党在经济、劳动力市场、税收、能源、教育等各领域始终存在着显著的分歧,这次大选必然继续在这些议题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舆论认为,2009年德国大选的三个看点是核能、烟煤和经济:绿党强调不能上核电,不能开采烟煤,关掉既有的核电厂;社民党认为核电可以不上,但可以继续开采煤矿,电厂应采用本国煤炭,少进口;自民党认为烟煤成本太高,应关掉国内煤矿,转而进口煤炭,核电不能继续发展,应关掉既有的核电厂;联盟党认为马上关掉或停止核电厂会导致能源缺口,应继续使用核电,原则上不反对本国煤矿开采,但因开采价格太高,应进口煤;左翼党的政策则处于摇摆之中。这样的竞选主题从一个侧面表明,政党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其理想、功能变得越来越狭窄,德国政党政治已经蜕化为挑选和替换精英的机器。
　　民调表明,联盟党可能获得35%左右的选票,社民党获得25%左右的选票,左翼党、绿党和自民党各获得8-12%的选票,其中存在正负2%的误差。民调显示,秉持实用主义的联盟党将延续其优势,在财政、教育、经济、日常生活安全、就业等主要议题上都领先于社民党,而力促纲领转型的社民党恐怕还是难以摆脱内在的危机。然而,随着德国选民的流动性和摇摆性增强,大选最后结果往往取决于选举前几天的动态,30%的选民是在选举前一刻决定其选择的。因此,大选结果现在难以预料。
　　对人民党而言,每次大选实际上就是一次危机,各种模式都有可能,纲领对立已不再是阻碍政党合作的理由。当前,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结合与均衡发已成为多数政党的倾向,各政党都有可能成立超越意识形态的政党联盟,开启政党合作的新时代。
　　当然,在讨论政府组成时,有些既有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社民党明确宣布不与左翼党在联邦层面进行合作,这就基本排除了社民党、绿党、左翼党三个左派政党联合组阁的可能性;社民党尚未摆脱内外危机的阴影,与其中一个小党联合组阁的机会甚微;社民党存在继续与基民盟联合组阁的可能性,大联合政府也可能是比较有能力应对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组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社民党也存在与绿党、自民党联合组阁的可能性(因其颜色为红绿黄,被称为信号灯模式),但民调显示其得票率不甚乐观;联盟党最希望与自民党联合执政,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鉴于基民盟与绿党在州一级层面的合作,联盟党、自民党、绿党的合作(因其颜色为黑绿黄,被称为牙买加模式)也存在可能性。
　　综上所述,对处于优势的联盟党而言,与自民党合作是最佳选择;联盟党和社民党继续联合执政可能性也较大,是次优选择;牙买加模式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三党联合的历史经验不多,可列为第三选择。设若联盟党未能成功实现与其他政党的联合,社民党与绿党、自民党得票率超过50%,则信号灯模式也许是第四种选择。我们通过考察认为,联盟党与自民党或联盟党与社民党的两党合作可能是最现实的两个选择,而哪一个方案入选最终取决于自民党的得票率。
　　
　　四、简单的结论
　　
　　德国政党政治面临挑战。在多党制选举制度之下,人民党的纲领选择是现实性的,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似乎是必然的趋势,政党危机的出现固然与政党组织架构和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有着必然的联系,但随着现代化深入而出现的社会结构、选民结构和选民心态变化更具有引领意义。现代化的作用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日益富足上,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生活,影响最深远的则是人的心灵。经常到国外考察的人士都意识到这样一个悖论:一眼望去是十数年不变的外景,而深处的变革尤其是人心变化却是仔细品味才能确知。特别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品位,对主要政党而言,面临的挑战不仅有理想的堕落,还有品位的丧失。当前,德国各政党继续调整传统的政治理念,政党竞争继续围绕具体的政策而不是基本纲领展开,争取政治中间位置成为一种稳定的趋势,政党完全充当了行政管理制度和社会的中介,各主要政党在寻求政治权力的不同之处越来越模糊,政党不仅缺乏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全面的表达能力,在政党的平台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定支撑也在丧失。这种趋同意味着,政党越来越世俗化而选入信仰危机,党内争议越来越大而陷入组织危机,越来越着眼于具体问题的应对而陷入功能危机,越来越失去民众的认同而陷入信任危机。
　　德国政党领导层认识到了政党危机的严重性,力图通过纲领调整实现价值观回归,但又不得不顺应社会结构变迁,顺从选民的意志,满足选举的需要。政党被现代化所裹胁前行,而不再是社会思潮引领者,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政党理想失落的后果?这不是一个容易给出答案的问题。我只能审慎地认为,把当前德国政党政治归结为危机太过悲观,视之为变革则显得乐观,我们需要对德国政党政治变迁做进一步的审视。
　　
　　注释:
　　[1] 张文红:“德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宪政建设”,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2] 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3] 崔英楠:《德国政党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8-101页。
　　[4] 同上,第39页。
　　[5] 在分配各党按照第二张票比例所获得的席位时,要先减去该党在第一张票中已经获得的席位。如果某个政党在第一张票中获得的直选议席超过了按第二张票比例所应分得的议席,它可以保留这些席位,称作超额议席。由于有超额议席的存在,德国议会的实际议员总数一般都比法定人数要高。参见刘杰、甫玉龙:“混合选举制评析”,载《历史教学》2009年第6期。
　　[6] 崔英楠:《德国政党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践》,第107页。
　　[7] 吴志成:《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德国和瑞士》,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58页。
　　[8] 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第84页。
　　[9] 吴慧萍:“德国政治体制的变迁”,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1期。
　　[10] [美]布里吉特•舒尔茨:“全球化、统一与德国福利国家”,载《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1期。
　　[11] 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第74-75页。
　　[12] [德]彼德•罗歇尔:“前进还是停止――2002年联邦议院大选以来德国政党的走向”,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3] 张文红:“谁是人民党?――德国两个主流政党的定位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14] 罗云力:“当代公民社会对西欧主流政党的冲击与后果”,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5] 最近20年来,社民党失去了将近一半的党员,从1989年的893451人降至2009年的565456人;基民盟的党员数量也从658411人下降到559043人。
　　[16] 马敏:“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载《德国研究》2002年第1期。
　　[17] 社民党过去被视为纲领党,强调纲领的指导意义;而基民盟则是实用主义政党,两党对纲领的重视程度不同。《汉堡纲领》表明社民党实用主义滋长,去纲领化引起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其方向调整。参见罗云力:“德国社民党新基本纲领――《汉堡纲领》评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3期。
　　[18] 《哈瑙纲领》提出坚持家庭、婚姻的传统,但也尊重传统婚姻之外的生活方式。这一变化得罪了保守人士,科隆一位大主教建议联盟党(CDU/CSU)取消基督教之称,改称民盟和社盟(DU/SU)。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北京,100091)
　　收稿日期: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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