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论中东热点问题】手机上的热点视频

　　摘要：21世纪以来，中东发生过多次激烈的冲突和战争。在该地区国家政治权力、文化身份被淹没的情境下，出于难以割舍的中东情结，爱德华?萨义德十分关注在中东发生的或者影响中东局势的重大事件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他的理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又指导实践，因而备受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萨义德对《戴维营协议》、《奥斯陆协议》、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中东重大事件的思考与论述，指出萨义德的中东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对西方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而是开始探索相关问题的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中东政治　巴以冲突　萨义德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5-0045-51
　　
　　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是一个政治性地理概念，通常指西亚、北非广大地区，包括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20多个国家，囊括阿拉伯、犹太、土耳其、波斯、库尔德等10多个民族。21世纪以来，这个众多民族所在的地区发生了多次激烈的冲突和战争。在该地区国家政治权力、文化身份被淹没的情境下，出于难以割舍的中东情结，巴勒斯坦裔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十分关注在中东发生的或者影响中东局势的重大事件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他的理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又指导实践，因而备受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的关注。
　　本文以中东政治语境为背景，着重分析萨义德对《戴维营协议》、《奥斯陆协议》、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中东重大事件的论述和思考，特别是他不同于主流的另类叙述，旨在促使人们在更宏观的范围内来审视中东问题。
　　
　　一、萨义德论中东和平协议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长达半个多世纪，涉及两个民族宗教、文化、领土等多方面根深蒂固的矛盾。为此，国际社会有关方面多次尝试为实现和平做出努力。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埃、以、美三国首脑于1978年9月在戴维营举行会谈，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即“戴维营协议”。协议为埃、以双方在次年正式签订和平条约、结束战争状态打开了通道，加速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同以色列进行谈判的进程，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然而，
　　“戴维营协议”虽然为解决埃以矛盾奠定了基础，但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只提出了所谓的自治问题，对耶路撒冷归属和戈兰高地等问题根本没有涉及。鉴于此，萨义德一方面肯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理想，尤其是他们通过巴解组织实现的联合；另一方面严厉批判了美国的政策，认为它通常是以自己的短期利益代替有效的地区合作。他指出，美国主持签订的埃以“戴维营协议”是一种歪曲，它甚至没有承认巴勒斯坦的权利问题，而是在照顾以色列的意见时牺牲了阿拉伯的利益。的确如此，后来因以色列顽固坚持霸占巴勒斯坦领土的立场，协议中《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未能实施，该协议遂即成为一纸空文。
　　第五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于1993年9月在奥斯陆会谈并达成和平协议。这是巴以双方正式签署的第一个和平协议，它让人们看到和平的曙光。全世界都为《奥斯陆协议》的签订高唱赞歌，萨义德却认为这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重大失败，是巴勒斯坦民族的悲哀。萨义德指出，阿拉法特在《奥斯陆协议》中同意巴以分治平行建国的方案，是对巴勒斯坦和犹太公众的不公正、不民主的解决方案，理想的方案应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和犹太民族统一联合的民族国家。他指责阿拉法特出卖民族利益，并愤然辞去曾经担任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提出不但要解放巴勒斯坦领土，还要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给他们尊严和人权。他认为，公正有效的《奥斯陆协议》应该包含三方面内容：一要以选择性的方式与以色列合作，而不是像巴勒斯坦民族机构那样成为以色列人的保安势力，整日忙着逮捕以色列人指定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二要修订原则宣言。巴勒斯坦的斗争最初是从巴民众的流离失所开始的，所以应该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使流亡在外的，也就是那些不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权利被否定了的众多巴勒斯坦人加入这个进程，让他们参与像耶路撒冷、定居点、回归遣返和赔偿权利等问题的讨论；三与赔偿有关。以色列人不但在1948年完全摧毁了巴勒斯坦社会，在占领期间也摧毁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经济，协议中应该要求他们作出赔偿。《奥斯陆协议》利用巴勒斯坦人的让步巩固了以色列的占领。它赋予以色列人主权，控制水资源、安全、对外关系，对于自治区发生的一切重要事项都有否决权。耶路撒冷、定居点和道路依然在以色列的掌控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萨义德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互正视对方的苦难，达成和平与和解，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处。他在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权利与自决的同时，也不忘记犹太人民的现状和他们曾遭受的苦难，包括被迫害和大屠杀。他指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间应该一起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即和平共处，而不是进一步的压迫和否定。双方都应该从对方那里寻找各自的伙伴，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巴以两国人民都属于这片土地，只要翻开历史，站在从前巴勒斯坦的位置上看待这一切，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了。“我一向相信对话是件好事，我支持阿尔及尔决议(Algiers Agreement)。我向来主张根据两国制的基础来解决问题。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呼吁，而且这是一个坚定的立场。我相信我们总会找到一个模式让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同生存。”
　　不可否认，《奥斯陆协议》确实使巴以谈判取得了进展，为解决因领土纠葛、宗教纷争和政治冲突而导致的巴以矛盾创造了良好开端，使巴以冲突这场二战之后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烈度最强的热点问题开始呈降温之势。然而，协议对一些问题先易后难的处置顺序不当，因此日渐显现出它的先天不足。以方的安全要求和巴方关于改善生活的要求都无法得到完全满足，失望情绪在渐渐蔓延。加之巴以双方对协议都有不同的解读，谈判立场渐行渐远。于是，双方的反和阵营和极端势力开始发作，巴以局势出现波折，中东和平进程步履蹒跚。2000年9月底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最终使以《奥斯陆协议》为引擎的和平列车严重脱离轨道。冲突造成伤亡数字攀升，经济损失加剧，给双方都造成了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撼，连绵不断的冲突更使人们心中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对巴以和平的前景不禁疑虑重重。
　　
　　二、萨义德论中东战争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针对美国介入海湾危机一事，萨义德这样描述中东各国的反应：
　　“当你带进来一个中型的美国城市(布什的说法)时，一定会造成某些震撼。即使是最反抗萨达姆的人，看到美国可能摧毁伊拉克，也会感到不安。因为美国进行的方式太快，带来的冲击太大。原先在美国强大压力下派兵的那些领袖，除了摩洛哥的哈桑外，都会受到来自国内的挑战。阿拉伯人并不仅仅是插着双手稳坐在那儿看着战争来临，他们也急于要扭转局势。”海湾危机对巴勒斯坦人产生近乎灾难性的影响，“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 斯坦人靠着住在海湾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汇钱进来――尤其是住在科威特的人，因为那里是在故乡临近地区巴勒斯坦人最密集的地方。同时，海湾各国领导人和巴解组织的关系也受到财务上的威胁。此外，这次危机使以色列右翼明显得势，现在他们可以说自己对阿拉伯世界的看法多少得到了印证。尽管如此，巴勒斯坦问题势必会重新出现，因为巴勒斯坦人民引发的议题是中东政治的核心。而且国际间对伊拉克的侵略和吞并行为的反应，会唤起其他阿拉伯各方来思考巴勒斯坦的状况。多年来阿拉伯土地遭到占领，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注意。”
　　与此同时，海湾战争也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中东政策的进一步思考。学者们各抒己见，希望出谋划策促成阿拉伯世界发展出更世俗、更民主、更进步的政权。萨义德也积极参与这方面的讨论：“首先，要对以色列进行一些限制，他们为所欲为却不受任何惩罚。这种情形已经大大增加了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反感，而且激发了穆斯林这种返祖现象的反应；其次，要认真尝试以武力之外的方式来处理巴以问题，而且不要以美国的主要利益来排定优先顺序；第三，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铁幕。例如，近年来有许多重要的阿拉伯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但没有任何一本受到应有的关注和评论。美国人甚至认为阿拉伯人是一群疯颠、狂热的穆斯林或恐怖分子，美国当地的许多著作使得阿拉伯世界难以塑造出其他形象，更不可能正确地追溯过去，迈向未来；最后，整个模式需要改善。由于阿拉伯世界的石油等资源在阿拉伯人的管辖之下，美国希望当地的统治者听话，让他们轻易地获取石油。美国的政策造成了阿拉伯民族对前途的绝望，甚至有人认为只有绑架人质和恐怖活动才对西方有效，这也造成了海湾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只对赚钱感兴趣，而不是关心政治，介入政治。”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9?11”事件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后，美国政府把伊拉克问题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把推翻萨达姆政权作为反恐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美国声称伊拉克仍在研制或已经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与恐怖主义结合起来，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尽管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美国对伊动武，但美国仍然在军事、外交和政治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并发动了战争，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安全局势变得十分严峻。2003年3月，美军占领伊拉克后不久，萨义德即在埃及《金字塔报》上撰文写道：
　　“在正式的演说中，每一位专权的帝王都会说，这次(战争)跟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秩序、民主、文明和智慧，使用武力只是最后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场“经典的意念操控战”。为了控制民意，美国制造共识，将“持久自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邪恶轴心”等词汇精确地投放于目标人群，即普通民众当中。通过一系列舆论控制技巧，小布什政府成功地炮制了“事实”，并获得了进行战争的巨大理由。对此，萨义德批评道：“布什政府的无情的单方面的战争表明，这无异于一个巨大的失败的民主。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现代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有许多人提出抗议，反战规模甚至大于反越战示威。更糟糕的是，战争结束后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伊拉克战争已成为一个难题，伊方的安全面临艰难的考验，而美国则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高额的战争费用。”战争之初，由于联军结束了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曾受到过伊拉克民众的广泛欢迎。但随着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倒萨控伊”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美国却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中。复杂的战后局势和巨额的军费开支让美国政府感到力不从心的同时，更给中东本已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又蒙上了不确定的阴影。
　　
　　三、萨义德对中东动荡不安的原因分析
　　
　　“9?11”事件后，以色列力图把巴以之间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变成“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沙龙政府指责巴民族权力机构是“支持恐怖的实体”，宣布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断绝往来。与此同时，以军推行“定点清除”政策，对巴勒斯坦自治区进行猛烈袭击，在约旦河西岸巴方城市进行大规模围剿，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伤亡，并严重破坏了巴勒斯坦城镇的基础设施。对此，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采取报复行动，在以色列境内多次发动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许多无辜平民的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巴以冲突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怪圈。针对中东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现状，萨义德尖锐地指出其中原因：一是对中东稳定起主导作用的美国政策，另一个就是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当局)内部原因。他指责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的殖民统治以及颠倒是非的媒体宣传口径的同时，也批评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人的腐败无能，认为他们不惜牺牲民众的切身利益来维护小集团；他批判西方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歪曲和诬蔑同时，也指出伊斯兰教国家腐败极权的政治制度和侵犯践踏人权的种种行为。…’
　　1　美国的中东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发动了数场战争。萨义德认为，每场战争之前，美国政府和媒体都要先行编织一套巨大的谎言。为了阻止越南独立，白宫凭空捏造了“北部湾事件”；为了维持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美国指责诺列加总统参与毒品交易；为了打垮南斯拉夫，媒体把交换囚犯的地方说成是“塞尔维亚人设立的屠杀营”；为了拿下中东的石油，伊拉克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美国更是无视现实并试图按照自己的偏见来解决。萨义德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他认为，在美国，巴勒斯坦问题只是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我们并没有从事有计划的行动，来向世人揭发美国力图通过对话所要达成的结果。我们应该揭发美方如何毫无公平地只注重以色列关切的事项，而不处理我们关切的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向新闻界揭发这些。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全都是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单方面的报道，却没有人尝试向外界解释巴勒斯坦的立场。他们以为我们是个顽固而沉默的民族，而这个民族无话可说。我认为这是对巴勒斯坦民众心灵的可怕扭曲。”
　　萨义德指出，历届美国政府都错误地把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斗争视为该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并且将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要求凌驾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之上。美国中东政策的第一原则是自身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美国中东政策的是是非非、方方面面都与这一原则息息相关。美国对中东的政治介入，其真正意图是控制中东石油。为此，美国有必要让中东地区的内部势力保持“纷争不断”的动态平衡。美国希望看到中东国家内讧而“渔翁得利”。对此，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制衡作用，美国就可能失去对产油国阿拉伯国家的控制。在美国看来，控制以色列就等于控制了中东的石油。正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军事占领和侵略才成为可能。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实行了双重标准，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为，同时又利用自己在联合国的特殊地位纠集盟国大举入侵、制裁伊拉克。对于这种双重标准，萨义德认为：“打击恐怖主义，打击共产主义――结果就是根本没有政策。美国政府目光短浅，只是着眼于签署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而没有努力创造整体性的地区和平条件。美国历届政府都支持诸如以色列和伊朗这样的附庸国的专制政府，而 反对任何可能会对其现状造成威胁的大众的解放和抵抗运动。巴勒斯坦人以及中东其他许多国家的普通民众，都既是本国专制政权的牺牲品，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牺牲品。”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借助美国国内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的一致声讨，做出了“为了消除中东地区极端主义的根源，即使是牺牲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关系也在所不惜”的决策。对此，萨义德一方面谴责恐怖活动，一方面主张全面透视恐怖主义及其根源。萨义德认为，中东恐怖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特殊形式是由美国、以色列的压迫和欺侮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在巴以问题上，萨义德反对将恐怖主义与反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导致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与分离倾向，这丝毫不利于宽容共处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萨义德反对以暴力流血等极端方式反抗以色列，因为此举不但无法真正寻求生存家园，反而恶化了巴勒斯坦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
　　2　阿拉伯国家的自身缺陷
　　与其他学者不同，萨义德将批评的指针指向美国的同时，也不忘反省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自身缺陷。阿拉伯政权的弊端包括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和迟滞以及阿拉伯国家没有给巴勒斯坦自治斗争提供真正的支持。收录于《被剥夺的政治》一书中的几篇文章，集中反映了萨义德关于这些话题的基本主张。在“萨达姆?侯赛因几步棋的背后”中，萨义德把阿拉伯国家描述成一个政治腐化、社会失衡、经济迟滞、文化落后，而安全机构过于庞大、民主自由不复存在的可怕世界。“自阿曼以来巴勒斯坦人的一年”集中讨论了阿拉伯政权和人民的分离。“阿拉伯右翼”则批判了阿拉伯国家的专制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忽视。他总结道，富裕的阿拉伯国家的权力精英们宁愿斥资营建奢华的宾馆酒店，进口高档消费物资，也不愿在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甚至是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方面有所作为。
　　在对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进行评论时，萨义德特别指出，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和巴解组织缺乏更多的实质性支持，口头支持与实际支持明显存在矛盾，且这些支持一直是人民对统治者施加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出自统治者的内心。以戴维营签署的和平协议为例，协议居然对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人对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戈兰高地的占领只字未提。根据协议，埃及收回了西奈半岛，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获得了合法化的身份，美国通过对双方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承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东事务的掌控。而“巴勒斯坦人中的一部分(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被许诺享有一部分权力(不包括建国权和国民权)以及一部分土地(不足原有国土的三分之一)，这些许诺有待于在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才可能兑现，而且对于兑现的每一个步骤，以色列都具有关键的否决权。除此之外，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只能永远丧失国籍，永远背井离乡，永远漂流四方，永远过着没有希望和意义的生活。”萨义德认为，这是一个阿拉伯大国对巴勒斯坦的又一次出卖。
　　《奥斯陆协议》签署后，萨义德一改先前对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支持的态度与立场，他指出，巴勒斯坦领导层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了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联系，海湾战争是其分水岭。该协议表明，巴解组织“放弃了1948年以来联合国通过的所有决议包括至关重要的194号决议，原协议规定，1948年以色列造成的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获得赔偿并回到祖国”。海湾战争之前，巴解组织机构清晰，责任分明；海湾战争以后，阿拉法特独揽大权，巴解组织的使命感、责任心以及清正廉洁的政府作风日益丧失。萨义德认为，之前的“巴解组织是我们拥有的惟一机构”；而后由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对越来越强大的以色列在经济上的依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沦为一个“地方自治政府”，沦为“以色列政策的执行者”。就这样，巴勒斯坦民众的处境越来越糟，曾经有过的希望均已不复存在。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萨义德认为，需要建构的不仅仅是一个回归的家园，一群被遗弃和扭曲的人民，一段关于过去的虚伪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所有这些来建构一个希望，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一种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基本的态度。萨义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这种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根本区别：不仅消解虚假的“宏大叙事”，而且要从历史事实中建构起真实的、能够与之对抗的新的叙事。具体而言，萨义德提出的替代性叙事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种族冲突和派系斗争不复存在，是非民族主义的；建立一个非极权主义的、非原教旨主义的政府形式。这是萨义德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东西。正是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叙事，他用毕生的经历和学术前途与美国、以色列、阿拉伯、巴勒斯坦四方展开激烈的交锋，与几百年来同时统治着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东方主义”展开激战。
　　
　　四、结语
　　
　　萨义德对“美国中东研究的广泛的学术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政治论著像一部部史诗，记录了中东的现当代历史；他的篇篇杂文像匕首刺入敌人的胸膛，也像久旱后来临的甘霖滋润鼓舞受压迫的民众。萨义德尝试用多种方式解决阿以冲突，并希望能以此敦促巴以和解与平等，用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念促使人们重新参与，并提出问题，给出答案。长期的巴以冲突使双方均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以色列虽然取得了某些军事上的胜利，但并未赢得和平与安宁。以色列不可能完全征服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消灭以色列，他们必须学会共处。他主张，以色列不要压制巴勒斯坦，而是要了解和同情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也要了解犹太人的历史遭遇，努力唤醒他们的道德良知。他呼吁伊斯兰世界的内外部进行平等对话，对阿拉伯人生活的环境、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现实进行批判性考察。与此同时，萨义德对巴以问题的设想也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调整。20世纪70年代，他主张一国解决方案，80年代主张两国解决方案，但在2000年时，他又指出两国解决方案可能也行不通，在既定的地理、人口、历史和政治现实下，一国下的双民族解决方案或许更加可取。
　　乔姆斯基把萨义德描述成为一名不仅为巴勒斯坦人民，也为全世界其他被压迫和受苦难的人民而斗争的斗士。可以说，如果没有萨义德的努力，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和志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掩盖。他的特殊性在于其文化身份是带着身处西方的前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立场，以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主流的眼光考察欧洲殖民者和近东、中东、南美等殖民地的历史与文化的关系。立足于永远去中心(De-centered)的边缘立场，其批评带有重要的政治性和地理意义，从而使得这一解构因具有新的维度而更加公正和全面。不仅如此，萨义德的中东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对西方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而是开始探索相关问题的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三十年多来，萨义德对公共辩论的影响是重大的，他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传媒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看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看待整个阿以冲突的方式，因此西方媒体将萨义德描述为评论国际斗争深层结构的“专家”。如今，东方主义批评模式逐步赢得了中东伊斯兰学者的接受，机械的东西二分法从此遭到拒斥；西方的反阿拉伯主义开始软化，对阿拉伯社会、历史的看法更加客观，更注重它的多样性及它近年来在独立、人权、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萨义德掀起的这场抵抗运动，这场为正义和自由而进行斗争的运动，已经初步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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