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来自监管缺失的恐惧】 食品安全监管总局

　　■毒奶粉警示录 　　 　　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三聚氰胺这样的化学名词，逐渐成为部分网络的关键词，也就是说三聚氰胺在一些网站是被屏蔽的，你输入该字样会被系统过滤。就如同三鹿一样，词语成了罪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这些词语负责。
　　通过技术手段让一些公众事件消失在公众视野里，是某些部门最常用的手段。在这种手段下，可以有效地消除人们对于相关事件的议论，以避免形成舆论，造成社会情绪的爆发。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在2008年事发后，政府部门先是高调处理了几名嫌疑人，之后，该事件就消失在公众视野里，三鹿集团与三聚氰胺仿佛蒸发了。
　　直到2009年年底，上海、陕西再次发生毒奶粉残害婴幼儿事件，三聚氰胺的阴魂又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媒体参与后，真相才被揭露――数量巨大的三聚氰胺奶粉并未被销毁，一直存放并被一些厂商作为原料。
　　有媒体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上海熊猫乳品这些毒奶粉案件的污染源，都是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乳制品行业进行全面整顿，对问题奶粉统一进行清查的“清零”奶粉。而陕西方面给予的答复是：当地质监部门确实对金桥乳业三聚氰胺超标的问题奶粉予以封存。
　　然而，这些产品并未被随之销毁，企业将这些奶粉通过倒换包装、套用批次等方法予以销售。事件发生后，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已派出8个督查组，分赴16个省份彻查这一事件，督促各地严厉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凡发现故意使用含有违禁物质的乳品涉案企业，质检部门将采取三个一律的措施严厉处理：一律停产、一律吊销生产许可证、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对案件背后的失职、渎职等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领导与责任人的责任。
　　该事件发生后，政府的积极反应，并不能消除公众对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一个问题多次出现一定是监管层面出了问题，如果监管不到位，反应积极也无法制止此事件的再次发生。
　　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重树公众的信心?
　　
　　■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
　　
　　事实上，早在2008年10月，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对发现三聚氰胺超标的乳制品如何处置曾明确表态：销毁毒奶粉有三个层面的难题。
　　一是监管层面。没有人监督企业走完销毁和处理的最后一步。乳制品行业是分段监管，养牛户、奶站、经营户、生产企业、市场销售等各个环节分别由农业、质监、工商等部门进行管理。二是企业层面。一些缺乏诚信的企业没有按照要求进行销毁，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三是技术层面。石家庄市曾组织市内发电、热电和水泥生产企业进行环保销毁实验，但对问题奶粉的处理尝试最后大多以失败告终。
　　这样的难题看似无法破解，因此也就埋下了日后的隐患。直到毒奶粉事件再次爆发。
　　在新一次毒奶粉事件之后，2010年2月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同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李克强在会上讲话时强调，食品安全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要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依法加强治理整顿，依法加大监管力度，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该委员会的级别超过正部级，属于前所未有。
　　面对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成立，坊间猜测，其意义有三：第一，毒奶粉再次出现在市场，引起高层的关注，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是表明高层维护食品安全的决心；第二，为《食品安全法》的执行铺路；第三，为“两会”做准备，以便于应对两会代表委员的质询。
　　无论是哪种猜测，毫无疑问的是，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了中国人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地沟油到转基因食品
　　
　　颇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全国“两会”之后，重庆媒体爆出中国人每年食用地沟油超300万吨，其毒性堪比砒霜。该报道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该新闻被海外媒体转载之后，有日本网友评论道：中国人的生命力堪比蟑螂。这句看似调侃的话，十足刺激了中国人最敏感脆弱的内心。
　　就在食品安全委员会高调成立的1个月后，居然爆出这样严重的食品危机，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因为地沟油对健康的危害不亚于三聚氰胺，打击地沟油的相关措施也已经早就出台，但几年过去了它却依然“活得很精彩”。
　　早在2004年，福建省就判处过两个从事地沟油倒卖活动的商贩，一个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一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但是对于其他从事地沟油买卖的人来说，这两个人无非是倒霉鬼而已。法律好像并不能阻止在巨大利益面前的诱惑。当然，之所以甘于冒此风险也一定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其背后的利益链条，仍然让地方政府无从下手。
　　地沟油为何屡禁不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多头管理导致“谁都有责又谁都无责”；二是政府部门缺乏积极治理的自觉性；三是相关规定不够细化，缺乏可操作性。
　　这一问题与三聚氰胺事件是如此相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体制宿命。正是这样的体制宿命，让中国转基因问题复杂化了。
　　2009年年底，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发放，让大部分中国人坐不住了，与地沟油相比，这个问题似乎还要严重，其中不乏是出于对新科技的恐惧及固有民族意识的抵制，但更多人是对于转基因技术滥用的担心。毕竟在一个食品安全得不到有效监管的国家，公众对待新技术，也大多带有同样的敏感，这个新产品，能否被有效控制，我们没人愿意当小白鼠。
　　然而，公众的意见是分散的，至今也没有一个代言人能够站出来，做到有效监管。转基因问题还将继续纠结下去。
　　
　　■第三方机构的缺失
　　
　　从毒奶粉到地沟油，多次都有政府部门站出来，信誓旦旦地说，没有问题或者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事实同样多地回击了他们。公众现在已从疑问转向不信任，这样的态度转变，对于一个政府机构来说绝对不是好事。
　　那么，现在转基因食品问题，同样也面临着地沟油一样的质疑与不信任。尽管科学工作者、专家、农业部都站出来说明问题，但是早已埋藏在公众心里的不信任，把这些说明视为无物，甚至开始抵制这些专家的说法。
　　在民众的意识里，有些政府部门并不能代表民意，民意诉求也不能源于简单说教，他们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可信任的机构来对此问题进行说明与探讨。
　　依照国际惯例，在涉及公众利益问题时，总能看到一些第三方机构参与到事件中来，既能表达民众意愿又能协助政府进行危机公关，并树立政府形象，取得民众的信任。但这个管理，在中国似乎还走不通，因为至今，在食品问题上，除了绿色和平这个国际组织之外，并没有一个中国的民间组织站出来，起到自己应起的作用。
　　当然，面对这样的事件，中国政府也正试图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目前看来，路途依然漫长，因为目前环境还不能保证本土民间组织的正常生长，所以不信任与恐惧也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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