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行业不会出现公募潮】 公募基金会

　　2010年最出风头的NGO，非壹基金莫属。壹基金在深圳成功落户，被媒体称为中国首家成功“转正”的民间公募基金会。三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随后而来的是一片赞誉――既包括对壹基金的褒奖，也包括对深圳市民政局的赞赏。
　　一时间，壹基金似乎成为排头兵，聚集了万众的期待，人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民间基金会能够突破体制的藩篱，向公募领域大规模行进。然而，壹基金的成功汇聚了太多的特殊和偶然：李连杰家喻户晓的明星身份，王石等知名企业家出任理事会成员，王振耀作为前民政部官员的身份以及他与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的私交，民政部允许深圳市在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方面进行探索的“部市协议”……这些背景综合到一起，成就了壹基金，却令其他的同行者难以望其项背。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认为，深圳壹基金注册成功，未必会带来太大示范效应，引发大量基金会寻求公募资格。自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基金会分为公募、非公募两类，经换证登记后，原有全国性基金会大多被登记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此后，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设立受到严格控制。
　　从现实来看，官方对于公募基金会大量产生后可能引发混乱、慈善资源被滥用的担心仍未消除，短期内不会开这个口子。
　　在今年1月由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组织的“公募资格与公信力”研讨会上，我们听到了关于壹基金转型的各种不同声音，北京大学教授金锦萍、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培峰等人的发言让我们能够对此保持一个更为清醒和理性的态度。
　　壹基金的转型激发了民众对于涌现更多民间公募基金会的期待。但大多专家认为，壹基金“每人每月一块钱”的慈善理念决定了它必须采用公募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公募基金会都应该走公募之路。
　　金锦萍认为，在特定时空中，慈善资源是有限的，公募组织的增多势必会导致更为激烈的竞争。当然，良性竞争有助于慈善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需要澄清的是：公募基金会并非慈善的丰要途径。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2008年的数据，向公众公开募集善款的基金会数量(主要指社区基金会，709家)在美国基金会总数(75595家)中所l与的比例为1％，其所募集的善款占所有基金会所募集善款的比例为14％，其向社会捐献占所有基金会公益支出的10％。在美国，大量活跃的恰恰是类似于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基金会，无论是数量还是募集的善款都占到总数的八成以上。
　　而在中国，目前基金会中公募和非公募的比例几乎为1：1。从数量上看，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足够多了，但很多公募基会会运行情况并不乐观。事实上，非公募基金会具有公募基金会不具有的优势，比如非公募基金会在选择某一个公益领域事业的时候，往往自由度非常大，创办人喜欢艺术，那就可以以艺术为目标进行筹款运作。但是公募基金会则必须在公共宗旨、业务范围选择上和当下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紧密相关，不能由创办者意愿决定。因此，不要认为“公募”是多么特殊的权利，而应该去反思公募基金会资源怎样才能更加合理化。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观点略有不同，他同意公募基金会不宜太多的观点，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在现有的公募基金仍然会继续存在，而且大量公募基金会是半死不活的情况下，其赞成政府应该适量批准成立一些纯民间的公募基金会，用增量来激活存量，以通过公平竞争，让捐款人来自由选择公募机构，保证慈善资源向最有效率的机构流动。
　　在深圳之前，上海已经批准了上海公益发展基金会，北京也在考虑优秀的非公募基金会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公募基金会。
　　这必将触及现有的公募基金会的去行政化改革问题。令人欣喜的是，中同扶贫基金会率先进行去行政化改革，已经成为独立运作的公募基金会，其透明度和公信力在业界具有良好口碑。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仍然要经常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这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金锦萍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组织改革的深化，基金会的独立性必将日益增强，其创办者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力量，都是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我们提倡基金会的民间化改革思路，但是并不认可以官办和民办的标篇将现有基金会予以归类。
　　所以，2011年的基金会行业能否出现公募浪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壹基金能否产生鲇鱼效应?现有公募基金会能否继续推行去行政化改革?
　　当然，将此重任完全交出这一行业担当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曾经的秘书长，徐永光深知其中的艰难：“比如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想受抛弃政府行政级别，开展去行政化改革，上级就会觉得‘你想造反’。这些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一定需政府令。”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进程受制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在民丰制度下，由公众授权的强制机制只能用丁公益；而法治下的规范市场中，私人物品只能通过自愿交换获取。但对非现代国家来说，在不发达、欠民主的条件下，行政权力在传统专制条件下往往成为私人利益、小集团利益的提供者，而非公益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也正是因此，所谓现代化过程，即将一方面要通过民主化进程使强制机制只能用于提供公共物品，从而形成第一部门――现代政府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进程使私人物品只能通过自由交易来提供，从而形成第二部门――现代企业组织。只有在这两者产生之后，　“第三部门”才能有真正的社会基础，公募基金会才能够得以自由而独立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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