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社会 两汉时期的社会慈善

　　两汉时期，关于社会慈善活动已经有很多明确的史料记载。 　　西汉建立初期，官方的统治哲学是“黄老之术”，也就是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之策。《汉记?武帝纪》中说：“汉兴，草创尚简易，未甚用儒者，而窦太后好黄老术。”这当然与秦末战争之后，国力凋敝，民众生活贫苦有关。另外，当时灾害频仍，民众的生存问题亟待解决，粮食缺乏是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政府主要的活动是以“惠民”为主。这种政策绵延了60年，直到汉武帝时，国力逐渐强盛，为加强中央集权，开始改奉儒家思想为立国之基。但是，随着汉武帝四处征战，国力重新陷入匮乏，于是西汉后期的国家政策又恢复为“惠民”政策，并且一直延续至东汉结束。
　　两汉各个统治者都对建立仓储机构非常重视，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源自汉平帝时期贾谊著名的《论积贮疏》：“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通过国家的仓储，在饥荒时期进行“荒政”救济，成为政府组织的社会慈善中一种常态措施。
　　汉代著名的“常平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所谓“常平仓”，是政府为调节米价而设置的一种仓廪。《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也就是说，在粮食便宜时，大量建立粮仓，由国家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在粮食价格高昂时，以较低价格卖出。以此平抑米价，使平民的生存得以保证。这项措施在两汉时期政府对民众的慈善救济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灾荒之年，尽管朝廷会颁布诏谕，赈贫恤患，减赋免役，民间也会组织进行很多救灾活动，但是如果没有仓储粮食作为后盾，也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
　　粮食赈济是保障平民的生存权，而为增殖人口，汉代还有一种特殊国家法令，即著名的“胎养令”。这是对婴儿及幼童的慈恤与关爱。《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代的胎养令规定：“民产二子，复勿事二岁。”就是生养两个孩子，可以免征赋役两年。有些贫民生子者甚至在哺乳期能够得到官府资助的粮食一斛。东汉章帝对育婴事业也很重视，元和三年(86年)，他下诏要求各州县爱恤孤童：“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即由国家提供粮食，养育孤儿或者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孩子。
　　此外，对于老年人的慈善救助，在两汉时期也一直没有间断。如汉文帝曾颁布养老令，要求人们尊老敬老，“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汉景帝采取赐粟、给帛等措施，让“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汉武帝对鳏寡孤独幼童等特殊困难人群也有救助。而《东观汉记?明帝纪》记载：“冬十月，(汉明帝)幸辟雍，初行养老礼。”所谓“养老礼”，就是对年高德劭的老者按时饷以酒食而表示礼敬的礼节。皇帝如此表率，可见当时的敬老风气。
　　除此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具体情况而产生的社会慈善活动。如《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也就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设置专门的收治病人的场所。而一旦出现疫死者，对于无主尸体，官府一般都会赐棺器盛以便收殓。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疫疾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府行使的善举。这种形式，此后更演化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
　　比较先秦时期，两汉阶段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慈善的发轫之期。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当时中国的慈善救济与福利制度，依然是以设官掌事为主，还没有为慈善救济设立正式、专门的慈善机构和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大多是其他部门兼管，只在特殊时期才会履行这方面的职责。
　　两汉时期社会的慈善活动，主要是由国家组织进行的。一方面，所有活动，都是朝廷为谋求社会稳定、皇祚绵延，示以惠政、赢得民心的功利之举。随着朝代的更迭，政府的变动，各种活动也时断时续。而且，这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的概念还相差很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活动是国家组织进行的，往往可以运用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涉及面广，赈济范围大，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最为给力的。
　　国家组织公益慈善这种方式，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慈善活动的主要形式。尽管也有一些民间组织的慈善活动，但始终无法形成规模。事实上，真正意义上规模较大的民间慈善活动，是随着东汉末年，佛教逐渐在中国立足，以及道教形成之后，由寺庙或道观等宗教团体组织进行的。即便如此，这些民间的慈善活动也始终受到官方的抑制。正如唐代排佛时举出的孔子禁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济民的故事。孔子说：“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意思是说，私人的慈善活动可能会引起政治性猜忌。并且说：“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言下之意，只要政府施行仁政，根本不需要民间的小慈。
　　这是一个矛盾的困局：国家的力量的确是社会慈善活动的最大支柱。但是，按照现代社会学“第三部门”的说法，民间活动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调配、弥补政府的不足，而对于公益慈善这种涉及面极广、特殊性很强的事业，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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