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公众力量,我们怎么办?_公众承诺的力量

　　新公益时代是零距离的 　　 　　现在是一个“新公益时代”，所谓新公益时代就是公民彰显个人慈善的公益选择权、知情权、监督权、评议权的时代，就是透明公益时代。
　　以往的中国公益更多的是慈善公益组织自说白话的小圈子，我们原有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政府更多地和社团、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学者一些所谓知名人士互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透明不透明是由政府和机构说了算的，如果这些人、这些机构不选择透明，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让它透明。可是，现在是大众等不及了，一条郭美美的微博，蝴蝶一扇动翅膀，扇动出来的是公民大众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新公益时代，这个新公益时代是零距离的公民大众践行公益的时代。这是新媒体，这是网络，这是微博时代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今天，在公益慈善问责上已经不可能忽视公民大众的力量。所以说，大众中国的时代真的开始了。尽管这个时代还有很多的瑕疵，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的本质太重要了，它的本质是每一个要真心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人都衷心拥护的。我只把我的钱和我的知识，我的能力和时间投给我最信任的基金会，这样的话我们良好的基金会会脱颖而出。
　　“郭美美事件”说明了什么?事实上公众的疑问是正当的，因为公益慈善组织里面既像一个公共资源，又获得了大量的公共支持，进而又进行捐赠，同时还享受免税政策，这些决定了必须要向利益相关者去问责，这是决定透明度要求的合理度的问题。
　　当然，慈善也是需要成本的。我们的募款要成本，公益项目的执行要成本，我们要请到高级人才也需要成本。许多公众认为所有从事慈善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会觉得善恶都会自己长翅膀飞到所有人的手里。事实上，我们不要在乎成本高低，我们要在乎成本是不是合理。不要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建一个楼，而要看到这个楼有没有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这两种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公众要变成聪明的、明智的、理性的捐赠者。
　　
　　网络时代的科层制壁垒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
　　有一种观点认为，“郭美美事件”可能会成为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一个拐点。其实，永远不存在拐点，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渐变和突变的关系。先是要有不断地积累，才会有最终的突变。
　　中国红十字会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既有政府背景又有社会组织背景。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恰恰体现了它这种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此外，现在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网络化时代意味着这是一个拓扑化的传播结构。在这种结构里，信息能够快速地从一个点传到其他的点。这种信息的高速传递必然就要与行政组织的低效率发生冲突。要应对网络化时代里各种新旧媒体的监督，首先要求第一时间开诚布公地来披露信息。而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组织里的信息传导需要层层上报、层层批复，完全不能应对网络时代的要求。这次事件中，正是因为当事方主动披露的信息不足，才导致了民众监督热情的高涨。
　　这个事件的本质就是中国在社会改革过程中又一次政府职能的转移。第一次转移，是把市场还给市场。而这一次是把社会还给社会，即通过培育社会组织、第三部门来给公众提供多元化的服务，进而推动社会组织的民间化进程。所以，公众和媒体要很清晰地了解这个事件的本质是什么。
　　
　　简单的问责很可怕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
　　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困惑，常常是因为我们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当中，各种条件很复杂，以至于我们经常要去找一个参照物，但是这个参照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参照。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心中要有一个西方的、经典的基金会公信力建设之路。
　　公信力建设第一个环节就是国家先制定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则，有了规则以后，就产生了问责。理性问责很重要的是深度、细致、分类，学者也好，媒体也好，要在细微处见精神。只有有区别和分别，才有可能真正见到科学的精神，简单的问责是很可怕的，像潮水一样卷来。把世界上的事情分成要么就是“是”，要么就是“非”。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过渡带是可以变得更加有甄别性，更加有分辨率的。
　　我们要承认，一个社会的进步常常是由事件推动的。出一个很奇怪的事件会对社会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抹去浮华，坚守修行，短期来讲对公益组织的发展会有影响，但是长期来讲，不见得是坏事。事件会引发我们的思考，引发我们的反响，引发我们去改变自己，引发先驱们消除自我的隔膜，通过时间的累计，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地方会一点点地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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