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商业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徽商的商业精神

　　【摘要】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徽商，不仅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其对文化上的投资和消费也显示了徽商独特的眼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徽商中，商业和文化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这是徽商留给当代人的启示，也是徽商精神的现代价值之有力呈现。
　　【关键词】徽商 商业 文化 良性互动
　　
　　自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商业化的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事物都被打上了“市场化”、“商品化”、“世俗化”的烙印，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也未能幸免，开始走向大众化：文学的高雅与凡俗之间的距离消失；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被打破，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消费品；所谓的精英者也从艺术的圣殿步入到平民大众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当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被看成是低俗的、跟文化相抵触的、不友好的行为。然而，商业与文化这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的，它们也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形成于宋代，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的徽商为我们理性看待这两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同时也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启示或者说是徽商精神现代价值之呈现。
　　徽商历史悠久，自唐宋以后，人才辈出，明清之际，由徽州人组成的商帮以雄厚的财力和强劲的竞争力与晋商及其他商帮相抗衡，并且独占鳌头，赢得时人称赞。徽商经营范围以盐业、茶叶、木材、粮食为主，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有“遍地徽商”之说，甚至在海外诸国也留下他们的足迹。从明初到清末，徽商不仅积累起惊人的财富，出现了拥有资产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大富商，而且他们也以其雄厚的财力物力致力于精神文化事业的发展，孕育了璀璨的徽州文化。
　　胡适先生说过：“在经济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辛，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①在中国封建历史上，“重农抑商”不仅是官方的传统政策，也一直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徽州地区由于其贫瘠的山地地形，耕地甚少，当地人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之下，只能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经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道出了徽商的艰辛。他们行走在大漠荒凉之地，崇山峻岭之间，饥餐露宿，从小本起家，由学徒到老板，在商海中拼搏进取，不仅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躬耕田亩”的道路，而且打破了“重本抑末”的传统价值观念，不少人弃农就贾，逐利成风。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在扬州设立“务本堂”作为徽商办公、聚会之场所。耕田是务本，经商也是务本，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也直接导致了明后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和实学思潮，强调私欲即个人的物质欲望，天理不能抹杀私欲。这一思潮引起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如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独抒性灵”，李开先的“真诗只在民间”都是这股思潮的产物，同时也开启了全新的文学主题，如对人欲的肯定（《牡丹亭》），对个性的张扬（《西游记》），对传统观念的否定（“三言”、“二拍”）。徽商不仅自己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兼具商人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如马曰?、江春、汪道昆等，同时他们也将本身的商贾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写进文学，出现了大量的徽商个人传记。
　　除文学外，在其他文化领域，徽商也同样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戏曲方面，徽州盐商利用其经济实力引导着戏剧潮流，使当时徽商云集的扬州成为全国的戏曲中心，尤其是四大徽班进京，标志着京剧的诞生，谱写了堪称中国戏曲史上最华丽的篇章，这也是徽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徽商富有起来之后的另一个投资意向是修建园林，苏州、扬州现存的园林建筑很多都是徽商兴盛时建造的，如扬州的“个园”，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江春的“康山草堂”等等。园林为当时的文人雅士们提供了诗酒聚会的最佳场所，徽商不仅是聚会的组织者，更是聚会的参与者。园林聚会不但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而且也为广大的文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聚会使一些怀才不遇、生活窘迫的文人能长期留下来，潜心专研学问，如清代的厉鹗，姚世钰等人就曾得到过徽商马曰?的资助。岁月变迁，如今遗留下来的园林本身也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见证着徽商曾经的绚丽与辉煌。
　　“贾而好儒”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地域商人的显著标志，人们甚至称徽商为“儒商”，好儒不仅仅是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翰墨知识，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加强了自己的道德准则，从而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躬行儒道，坚持商业道德。徽商以诚信立业，恪守承诺，注重产品质量，讲究货真价实，而不是唯利是图。徽商吴鹏一次性进了3800斛胡椒，在付款时发现了这批胡椒有毒，但他仍然按原价买了下来，这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退回卖主，这批胡椒还可能会转售他人，这样就会坑害更多的人。徽商的这种舍利取义的行为和诚信的品格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亦儒亦商”的文化性格使他们更具有经商的智慧和把握商业机遇的能力，更容易结交官僚士大夫，扩大他们的社会交际圈，这也间接的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回报。
　　尽管徽商注重功利，追求钱财，但在实践中也深感文化的重要，加之传统文化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当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培养子孙读书做官就成了他们的追求。因此，重视教育，提倡读书在徽商中蔚然成风。为了让更多的子弟读书业儒，徽商大量投资兴办家塾、义学、书院，还为家庭贫困的宗族子弟提供经济援助。正是徽商们的努力，才使得徽州地区成为“东南部署”、“文献之邦”，浓厚的读书氛围绵延数百年而不衰，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是徽州文化培育的精英，同时他们自身也成为徽州文化的创造者和生力军。从这个意义上讲，徽商的重教兴学为徽州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徽州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徽商的文化投资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眼光，他们的雄厚财力足以支撑文化的繁荣，满足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反过来，这些文化上的投资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戏班和园林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交际的作用，文人雅集，诗酒文会对徽商来说，其中就很有可能蕴藏着商机，蕴藏着他们所追求的财富。对子孙后代教育的重视，培养了更多的人才，形成商儒互济的局面。他们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文化史的走向，促进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良性循环。
　　没有文化的商业是短命的，没有商业的文化是无力的，文化和商业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徽商是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的一个标本，“我们研究徽商的历史，不是醉心于颂扬往夕的辉煌，而是希望从中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以应对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②■
　　参考文献
　　①胡适 著，唐德刚 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潘小平，《徽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江淮》，2004（1）
　　（作者：安徽大学中文系09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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