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位代表的人生历程_一位台湾女性的人生历程

　　李玲虹，台湾省彰化县人。1926年7月出生于彰化县二林镇，原名李玉惠。其父为台湾农民运动先驱者李应章(李伟光)。1946年从故乡彰化赴上海，先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主任播音员、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妇委会委员、北京市三胞妇女联谊会副会长，现任北京市三胞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凡是收听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闽南话节目的台湾同胞，几乎没有不知道女播音员李华的。而这位李华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对台湾广播的闽南话播音员李玲虹。采访李阿婆时，正值新中国即将迎来六十年华诞。自1946年来到祖国大陆，李阿婆已在祖国大陆生活了63年。回忆起往事，她格外感叹从少女时代离别故乡到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对台湾广播播音员，从随丈夫蔡子民(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原主席)赴驻日使馆工作到晚年安享天年依旧关注着故乡台湾的点点滴滴。
　　
　　故多记忆
　　
　　李阿婆1926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一个传统的爱国家庭中，当她刚刚出生时，父亲李伟光(原名李应章)因在家乡发动蔗农抗日遭受镇压，正在铁窗下受着煎熬。父亲出狱后被迫只身离乡背井到祖国大陆行医谋生。在李阿婆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并不清晰。而在她童年的成长过程中，满是日警破门而入到家里随意搜查，母亲被日本警察局叫去传讯更是常有的事情。尽管如此，幼年的李玲虹也从母亲口中听到许多关于祖家祖地的故事。“我家祖籍是福建同安。曾祖父是个雇工，清朝末年，为挣脱困境，在他壮年时随大批移民渡海来台，在台湾中部彰化平原临近西海岸的二林镇落户下来，从此在这里胼手胝足、艰辛经营，成家立业生存繁衍。”在李阿婆的记忆中，台湾最大的河流浊水溪日夜奔腾从故乡二林镇穿流而过，丰沛的雨水也让二林成为台湾主要的产米区。
　　“我家原有几间旧式房屋，上世纪30年代末，家中祖父病故，因守灵不慎稻草着火，烧毁了大半。后来父亲从医科专业学校毕业经过几年的行医，重建成家物和医院合二为一的庭院。李阿婆说如今还记得老家宅院的样子，那是一座二层的洋式建筑，一楼沿街三间是店面，中央一间是医院的候诊室，往里走是诊室东边是药房，旁边是手术室，而候诊室的西边是接待室。接待室安装了华丽的大吊灯，也常用做太客厅。接待室旁边有楼梯可以上二楼，二楼是一家人的起居室，全是木地板，上楼后要换室内用鞋。
　　在这栋陪伴李阿婆成长的老房子中　她最喜爱的是一楼厨房和饭厅之间的那个庭院，那里种着棵一层楼高的米兰树，还有一棵二层楼高的木兰树。李阿婆说，在庭院中长着各种红的白不知名的小花，还摆放着从福建运来的石条，上面摆着各种盆景和花卉。庭院中有小山。小桥和喷水池，还有葡萄树下的古水井。每到夏天，她总和兄弟姐妹们把刚从菜园里摘下的黄瓜扔进古井里冰镇，在葡萄架下乘凉，即便天气再热，这里也是清凉宜人。而夏天的夜晚，兄弟姐妹几人还从一层提水到二层屋顶阳台泼洒，躺在凉席上数着满天的星星。从内庭院可以通到外庭院，中间只隔着一道铁门。外庭院有一块长约百米宽约五十米的场地，这里也成为李家兄弟姐妹的游乐场。每到收割的季节，兄弟姐妹们便把收获来的稻米，花生，番薯放在空地上晾晒。而外院的墙边还种了很多绿竹，一丛丛青翠欲滴，每当竹笋刚长出10多厘米，几个兄弟姐妹就拿刀割下，央求母亲给他们做美味的竹笋炖排骨。和记者说起这些童年往事，李阿婆的记忆依旧清晰，她口中的故园仿似也清晰地展现在记者眼前。而李阿婆的一句话却更让记者动容，“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地方，比我的乡土更加富庶，比我的家园更加秀美，但独有故乡的家园才是属于我的。她和母亲一样，不由我挑拣。”
　　
　　初到上海
　　
　　在李阿婆的记忆之中，童年的岁月是没有父亲的岁月。1932年父亲被迫离别故乡后，家里只靠母亲一人把家中的五个兄弟姐妹拉扯长大。而母亲从未因为父亲的离别而消沉，顽强地操持着一切家务，有母亲在，就有这个家。而母亲的贤惠，善良和能干也影响着年幼的李玲虹。
　　1943年从台南长荣高等女子中学毕业后的李玲虹，带着稚气，带着理想，也带着自信踏进了属于她的青春时光。“那个时候，我对未来，有春天般的梦幻，有太多的向往和追求，最大希望就是要上大学。可父亲远离故多，无法供给我升学费用，我只得回到老家二林母亲身边。”1945年8月，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当时18岁的李玲虹也同所有的台胞乡亲一样，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欣喜地走上接头，庆祝台湾光复。令她未曾想到的是，大时代之下她的命运也将由此发生改变。1946年离别故乡10余年的父亲回到故乡。“母亲希望父亲回上海时，带去一两个孩子，这样也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母亲知道我想上大学，便对父亲说先带我去上大学。”这年10月，正值青春的李玲虹来到了上海。“父亲的医院是在霞飞路四明里，处于上海市中心，它跟南京路一样，说它繁华最繁华，说它嘈杂最嘈杂。那时候林林总总的洋房，密密麻麻，鳞次栉比。有钱人家的公馆里，通宵达旦灯红酒绿。摩登人群和衣衫褴褛的人群，拥挤在一条路上，显得格外不协调。大上海的繁华与这个城市的人间冷暖，给李阿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台湾时，听人说上海是个繁华的不夜城。摩天大楼怎样漂亮，霓虹灯五光十色，男人穿着笔挺的西服，女人身上珠光宝气。但我到了上海后不久，听到很多台湾同乡感叹，‘有钱上海，无钱上害’，意思就是讲上海是有钱人的乐园，穷人在这城市命运最惨。
　　在上海的日子里，李阿婆才知道原来父亲早在193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到上海后有半年多时间没有上学，在父亲的医院里帮忙照看门诊部，端茶倒水。医院每天有很多人来看病，父亲从早忙到晚。那时候父亲研究出一种戒除鸦片烟的针剂和药水及治疗肺结核病的中西药，治愈了不少病人。那时父亲还担任台湾旅沪同乡会会长，在医院除看病外，还有很多同乡来找他。”当时李阿婆父亲的医院成了名副其实的同乡会，不少从台湾到大陆的青年常常在那里聚会。而医院中还常常出现住院的“病人”，李阿婆的父亲常借“看病”的名义和他们秘密交谈，还要她看好门，平时照管好他们的生活。她发现来访的“病人”都是些有正义感的好人，从心里仰慕，钦佩这群“父亲的朋友”。直到上海解放后，李阿婆才知道原来父亲的医院是当年台湾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也正是在这些“父亲的朋友”的启发，影响下，正值青春的李玲虹有了理想和追求，不断吸取着进步的思想。
　　
　　播音生涯
　　
　　1949年5月25日，正值上海解放前夜，23岁的李玲虹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地下党同志们一起连夜赶制红 旗，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站在人群里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迎接着自己的解放。“解放”意味着什么?她想得很多。这不正意味着“台湾同胞不再当二等公民”，“台湾同胞从此出头天”了吗?她想着，要是能当一名人民解放军该有多好!心里涌起激情。
　　不久后，1949年的8月，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要召集台湾青年培训，准备渡海“解放台湾”。一股回台湾老家的暖流涌上心头，李玲虹剪掉烫发，脱下花衣服，换上白衬衫，报名参了军。然而刚入伍3个月，上级来通知要她到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报到。令她未想到的是，这也改变了她未来的命运，与广播结下不解之缘。这年8月，苏新、蔡子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台(即对华东地区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成为大陆对台湾广播的第一声。1954年中央加强对台湾宣传工作，华东台的对台湾广播组也搬到了北京，“当时中央台的技术设备很简陋，用的还是钢丝录音机，新闻节目采用直播。尽管很多年之后有了磁带录音，但由于缺少录音间，一般节目只能一边直播一边录音。”
　　李阿婆告诉记者，播音是广播的最后一环，是直接面对听众的一环，播音的好坏也关系着对台湾广播的声誉和影响。从50年代开始，中央台成立方言播音小组，制订出　套完整的播音、教学、训练程序。不仅要学会使用《厦门音新字典》等工具书，还要学会“翻译”稿件。在闽南话播音中，播音员要把普通话文字“翻译”成闽南方言的词汇，注上字音。“这一道工作，时间花费最多，工作量也最大。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对台湾广播宣传的效果。‘翻译’好的稿件富有闽南方言特色，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播音顺口，使听者有兴趣，感到亲切。”在海峡两岸尚处于隔绝状态的年代，台湾乡亲想了解祖国大陆的情况，唯一最快的渠道就是收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广播。但在当时岛内白色恐怖笼罩时期，收听大陆广播是要冒着被国民党当局坐监狱杀头的风险。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岛内乡亲冒险收听。李阿婆回忆说，1961年底的一天，播音组收到从台湾经菲律宾辗转而来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我们喜欢听闽南话的歌仔戏节目。”尽管只有短短的一行字，却让闽南话播音员们个个高兴得热泪盈眶，激动的心情许久平静不下来。
　　在李阿婆近半个世纪的广播生涯中，还有一次珍藏在心中的采访。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这年闽南话播音组在漳州，拜访了生活在这里的台胞廖庆莲老人。寥老太太离开家乡已30多年，她女儿和许多亲友都在台湾。漫长的岁月中骨肉亲人两地相思，无从团聚，始终不知对方任何情况。老人见到从北京中央电台来的我们，还能讲地道的闽南话。一脸笑眯眯，满心高兴，犹如见到了家乡亲人。李玲虹当场请她对台湾的女儿讲讲话，告诉她平时怎么想就怎么说。她在话筒前呼唤着女儿，仿佛女儿就在她面前，有声有色一句句倾吐着几十年来对女儿的思念，母女深情，感人泪下。她还对女儿说，“母亲离乡30多年了，当年种在家门口的文旦柚树，龙眼树长得怎么样了7方便的话，送来给母亲尝尝。老人的讲话中还告诉女儿，自己现在住在漳州市什么路门牌几号。这封录音家信播出3个月后，老人终于收到了女儿几经周转寄达的回信。1981年，老人的女儿经菲律宾辗转回到漳州与母亲团聚。老人高兴地托人给李玲虹捎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讲述了她们母女团聚的欢乐情景，还特别邀请她一定要再次到她家做客。回想起已过去近30年的往事，李阿婆说，如今心里依旧感到热乎乎暖烘烘的。
　　
　　扶桑岁月
　　
　　1981年，李玲虹随丈夫蔡子民赴日担任驻日使馆文化处工作。“在日本的四年多时光中，我和子民始终把胸前的‘中国’两字看的比任何东西都重，它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把工作做好，我在文化处主要是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在日期间，为了使更多旅日台胞能更多地了解祖国，李玲虹每周定期把祖国邮寄的报刊资料发放给旅日台胞。李阿婆回忆说，有次，有位日本朋友把我使馆的电影招待票送给了一位台湾青年，当他了解大使馆中有一位台湾人的参赞，便来大使馆拜访。聊天中得知，这位青年的家常作为。民宿“接待从台湾到日本观光的岛内乡亲，我们就把大使馆中介绍祖国风光的录影带借给他，放给岛内的乡亲观看，从而了解祖国大陆的发展变化。
　　岛内乡亲们渴望了解祖国大陆的现实情况。在日本的岛内乡亲有机会就找来大陆的图书，影片观看，有的甚至偷偷混进外国旅行团到祖国大陆观光，以亲眼看看祖国大陆的锦绣河山，看看大陆的真相。这些都说明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唐山人”。回望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李阿婆说，如今两岸空运直航，通邮，海上直航业已实现，每年数百万的岛内乡亲来祖国大陆观光，经商，求学，对比当年两岸同胞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融合，这些都让他们这一代老对台工作者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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