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一个文化时评家的“修行”】 常识梁文道txt百度云

　　梁文道小档案 　　 主持人、文艺评论家。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十七岁起开始投稿生涯，首篇剧评见于《信报》文化版。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出版有《常识》、《我执》、《噪声太多》和《读者》等文集。
　　
　　自由的童年
　　 1970年12月26日，梁文道出生于香港，他自认是上帝送给人间的礼物，因为那一天是西方的“礼物节”。四个月大时，因为父母要出外工作求温饱，又请不起保姆，他被送去了台湾的外公外婆家。父母因付不起一元八角的巴士费而不能随时探望他。直到中学三年级因破坏学校建筑，有黑社会少年接班人的嫌疑而被赶出校门，梁文道才回到香港。
　　 对于天真烂漫不懂事的孩子而言，梁文道不觉得没有父母守护的童年是缺憾，却用“自由”形容他的童年生活：“我是老人家的开心果，老人家是我的守护神，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初中时我过了三年的寄宿生活，因此变得独立，有生活自理能力。”
　　 梁文道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抓鱼打鸟爬墙头，开门撬锁摘水果，什么都会，什么都干。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撬开一个部队的仓库，偷出子弹壳和木头，自己做枪玩。还和小伙伴们剪下气象气球下的牛筋做成弹弓打鸟，练就了五米开外百发百中的好“功夫”。
　　 小学时，梁文道在一家天主教小学读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老师没几个，但很开放。二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学生轮流分组当“小老师”教书，老师们从旁协助，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自我发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到了中学，神父经常跟他们讨论哲学问题。梁文道的语文基础，既得益于他从小学开始阅读大量书籍和报纸，又得益于外公对他的刻意栽培。外公教他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四书》，令他从小养成爱思考的习惯，学会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基础教育及价值观。 外公看过许多京戏，记性又好，为了骗顽皮的外孙多在家里待一会儿，或多在床上待一会儿，就经常给他讲杨家将、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的故事，这是梁文道最早的文学启蒙。
　　 梁文道初中时是一个“坏学生”，成绩差，操行差，非常反叛。就算生病住进了医院，还是调皮捣蛋：乘病人入睡后往病人的嘴上抹牙膏；病人用盐水瓶充当冬天的热水袋放在被窝里，他趁病人入睡前不注意偷偷用冷水瓶换下了热水瓶，病人钻进被窝时常常大声尖叫着跳出被窝；用白纸剪了许多窟窿弄成一长串，用止血钳夹在医生的白大褂后面，医生去给病人做手术时就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这些恶作剧都让梁文道莫名地开心。
　　反叛的青年
　　 梁文道的反叛，从台湾持续到香港。只不过随着环境和思想的改变，反叛形式从过去的动辄用拳头过渡到“有文化”的反叛。十七岁在应付高等程度会考（即现时的高级补充程度会考）的同时，他给《信报》文化版投稿，撰写剧评，挑起了一番口水仗。考试将近他还欲罢不能地写，并不是因为写作有魔力，而是他不吐不快，想通过文字宣泄自己。“写作是我逃离学校、制度及生活的一个出口。”梁文道说。“闷”是他渴望逃离的原因。他从小就讨厌行尸走肉般生活在任何制度下，他想过自由的生活。
　　 叛逆青年梁文道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喜欢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在1989年正在大学修读一年级时，竟于维园的民主艺坛中脱下裤子坐在痰盂上跟警察对峙，从此一脱成名。十多年后回看这一脱，他大笑着说：“做得不错！”“这是一件需要勇气去做的事，当初我并没想过会脱裤，但在那时那地却是那样自然而然。对于当年十多岁的我，那一刻能有这般冷静和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个人意见的事，感觉很骄傲，是今日未必做得到的。”他还笑言，这件惊天动地之事，梁妈妈于数日后才知晓，家人对他的出位举止见怪不怪。
　　 十七八岁的时候梁文道特别激进，写书评比较多，推崇先锋和边缘艺术，喜欢激烈地骂人。二十岁时，他从谈艺术转为谈文化现象。他一直对政治感兴趣，热衷于写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文章，二十岁后开始大量写时事评论。
　　 这个离经叛道之人，曾认为读大学与否无所谓，但在哲学系，在三级荣誉毕业的成绩下，他仍然获得文学院院长写信推荐，奇迹般地考入研究院做研究生兼职助教，似乎连上天都有意将此人重新扶入正轨。不过这个说自己有心从事有关学术性工作的人，虽然已将短至两年的课程拖长至四年修读，但挨到最后一刻，却因为经常外出工作，始终完不成毕业论文。笔者采访他时问他觉得遗憾吗？他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因为从中我认清自己两个缺点，一是野心太多。我想自己为毕业论文而搜集的资料，足够作几篇之用；二是缺乏纪律。纪律对从事学术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在掌握时间方面却很差”。做不成硕士，梁文道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在香港大学和理工大学担任讲师，重执教鞭教授文化理论、艺术教育及设计理论。
　　 多身份的中年
　　 香港电影《阿飞正传》中，张国荣扮演的阿飞自言是只无脚的小鸟，因为没有脚，必须不停地飞啊飞。加入商业一台前，梁文道从未做过朝九晚五的“长工”，即使在工作了五年的凤凰卫视，也只做过七个月合约长工，一星期只去两日半。他解释说：“我是读哲学的，选得这一科，根本无须担忧，想得清楚一点，可以从事学术工作，但因为我成绩差，毕业后便到一间小学的下午校做了半年代课老师，每日由大埔踩单车到沙田上课，乐得优哉游哉。”
　　 2008年开始，梁文道正式成为商业一台总监，上午，他坐在办公室中制定节目方针，随意加减他认为受听众欢迎或吸引不到广告的节目；午饭时分，他的身份变成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锵锵三人行》的主持人，利用短短两小时为这个令他声名远播的清谈节目进行直播工作；晚上回到家中，一边聆听雅乐，一边为《信报》和《明报》的专栏版埋头笔耕。星期日晚上，他再次现身商业一台，身份由总监变为《打书钉》主持人，用话筒教大家看书之道。
　　 梁文道一人分饰数角。1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等；在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除总监、主持人、作家身份外，还有绿色和平董事、牛棚书院院长、艺术发展局顾问及大学讲师等身份。
　　 大众对于梁文道的印象，始于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清谈节目《铿锵三人行》，他跟另外两位主持人大声不停地讲，什么都讨论一番，一副“口水佬”模样，与节目名互相呼应。
　　 梁文道希望透过传媒的巨大力量做点事。他执意开阔香港人的视野，因为他发觉过去的十几年间，香港人的眼光越来越向内萎缩，“报纸的国际版一直减少，香港人对国际事务的关心程度也越来越低，对历史没兴趣”。曾有一位大学教授对他说，一次给一班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播放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之后的讨论会上，竟然有几位学生问：“原来德国人曾屠杀犹太人？”梁文道的担忧不无道理。
　　 梁文道认为，与其关心李敖的为人，不如关注他为什么能在威权体制里活了下来，而且著述不断。他认为，这些问题要比李敖对胡茵梦好不好，对萧孟能是否恩将仇报重要得多。
　　 作为一名跨媒体的文化人，梁文道十分忙碌，每天只有五到六小时的睡眠时间，他能坚持下去，主要是因为“做电视的接触范围最大、最轻松，基本上想到什么便可以说；至于写作，则需要苦心经营，却可以将自己所想的东西，深入地一步步向前推进，而且清楚知道文章是针对什么人”。
　　修行的生活
　　 2009年，梁文道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常识》，是他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涉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话题。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而又一针见血，文字有阅读快感又催人省思。书名曰《常识》，正如其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例如，评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大家爱用时髦的词“企业责任”， 一堆学者在那儿讲西方的企业责任。梁文道直接点出这是做人的责任而不是做企业。今天的中国，有时候常识的缺失很严重，大家把东西讲得太高深了，这个高深有时是一种掩饰。其实，人家西方企业责任是谈生产过程怎么样不污染环境，怎么样尊重劳工人权等，从来不是讲食物别下毒。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其实不用搞那么时髦的东西。
　　 梁文道有过两次短期出家――在寺院里剃了头，换上袈裟过沙弥的生活。因为他学的是南传佛教即所谓小乘教，南传佛教普盛的泰国、缅甸等国家的年轻人去当几天和尚，是很常见的。在没有电脑、不能发电邮、没有手机、静语不准说话、不能看书、不看电视不看报、停止跟外面世界一切联系的状态下，梁文道早上4点多就起床，一天到晚坐禅，过午不食，饭吃得特别少。这样的生活，令他感觉很清静，很干净，也很舒服。
　　 梁文道把生活当做道场来修行，理论上如此，做到却很难。比如说，干文化评论这行的人难免要招骂，招骂的时候怎么办？修行的机会就来了。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有一本藏传佛教徒特别信仰的书《佛子行三十七颂》，另外一个名字叫《菩萨行三十七颂》，书里有这么一段话特别动人：“假如有人在万人集会的场合公开辱骂我批评我，那么我当恭敬向他行礼，视其为最珍贵的佛友，这是菩萨的修行。”古代的书换作当代，等于在网上被人公开辱骂，万人场合，那你应该视其为法友。为什么视其为法友？“首先他骂我可能是对的，我有一个反省的机会。第二，就算他骂的是不对的，他在侮辱我破坏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这有助于减低我的傲慢之心，我的骄傲，我对自我的过分执著，所以他是我的好法友啊，我心里面应该恭敬地对待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在往修菩萨的道路上迈进了，这就是修行。”■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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