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陈独秀最早批评斯大林]

　　中国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派来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这些外国人无一不以“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脱离中国国情，盲目推行俄国革命的经验，甚至越俎代庖。这种粗暴乃至蛮横的作风，当然不能为陈独秀所包容。他追根究底，苦苦思索，指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并以罕见的勇气，在中共党内最早批评斯大林。
　　
　　根据斯大林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
　　
　　1926年12月，苏联代表那桑诺夫、福金和阿尔勃雷希脱等来到中国，他们的使命是贯彻斯大林指示，推行所谓“新路线”，其中的主要精神就是培植新人，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只是由于时机未成熟而作罢。次年4月，中共召开五大，陈独秀虽然当选为总书记，但是，由于国际和苏俄代表的干扰，所谓总书记已是徒有虚名。
　　1927年7月，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他索性给临时中央去了一封辞职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共领导层中缺少工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在中共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向忠发全盘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竭力鼓吹城市暴动，轻率地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甚至派人去工厂强自罢工。如果有谁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便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等来唬人；如再有坚持其意见者，他们便给你戴上一顶顶可怕的帽子，如“反对派”或“托洛茨基派”等。
　　陈独秀清醒地意识到，向忠发等“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民主)的重要性”。党内民主制度的丢失，必然产生官僚集权制，于是，“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一封公开信，指名道姓批评斯大林
　　
　　1929年12月，他终于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名道姓地批评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如：“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革命的作用与1905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作用是一样”；“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现在即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
　　他说，斯大林的上述策略，为国民党的清党分共所粉碎后，又走到了另一极端，企图以“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之绝望”，并高唱“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的陈词滥调。
　　他比谁都清楚，从维金斯基到马林，再从鲍罗廷、罗易到罗明纳兹，这些走马灯似的国际代表，无一不给中国革命造成重要的政治影响，而这些影响又都来自莫斯科。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所有错误，“都是斯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
　　他对斯大林扩大党内斗争的做法，更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指出：“最后便开除反对派同志的党籍，滥用政府权力监禁并放逐并枪杀他们。斯大林派为锄除异己，把党的德谟克拉西剥削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斯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斯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别无道路可走。”
　　1934年12月，莫斯科大审判对陈独秀刺激极大，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
　　他认为，斯大林对内“以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代替了反法西斯的口号”；对外“便对英法美放冷箭以掩护法西斯”。斯大林之所以能成就其行为，就是因为苏联在制度上有着严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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