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美文

周作人,美文篇一：浅论周作人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

浅论周作人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

摘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最早提倡者和开拓者，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全心全意经营散文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大家也不为过。他无论是在散文文体上还是在情感方式和思想内涵上都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周作人 散文 影响 现代 文体 情感方式和思想内涵周作人的散文文体种类庞杂，，形式多样，美文、随笔、小品、杂文、笔记等文体都是他写过的对象。在这些创作过程中，周作人既坚持文体的独立性，强调散文文体与小说、诗歌不同，主张明辨和严守散文体制，又努力打破各种体式的界限，在散文文体中寻求突破的途径，使得散文各体之间互相融合。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既对立又互补。 首先是美文，周作人的美文代表着现代散文文体的“某种标准”。“美文”代表对现代散文文体的新的认知。对于现代散文发展初期，周作人用了论文和美文两个名称来取代散文广义和狭义的范畴，这些都对后来散文的发展起到影响。随笔，周作人的随笔常常采用闲话式，任性而谈。小品文，小品文的概念代表了现代散文文体的进一步思索。杂文和笔记，这种文体内容无物不含，社会百事都记入其中，十分自由，带有随笔特点。

上面五种文体的创作周作人既强调文体的独立性，净化散文文体，又在散文文体中寻

求突破的途径，正是周作人这种看似矛盾的创作心里，让他的散文文体丰富多彩，也开拓了现代散文文体的新局面，对

现代散文文体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作人的富有东方色彩的个性化的精神内质和来自外域的个人主义精神内质都一一融入了他的散文思想精神层面上，使得他的散文精神东西结合，从而构成一种不同于传统散文的周氏散文风格，而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散文潮流，对现代散文的内涵影响很大，到现在仍有许多追随者。

对周作人来说，情感表达方式也是文章的写作方式，所以说他的散文追求的是个性化，表达自己的情感，可以说是带有小资情调。周作人说过，“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向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自己却不会做）， 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我看旧的文集，见有些如《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消息》等，至今还是喜爱，此虽是敝帚自珍的习气，但的确是实情”。（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从中可见周作人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散文也是喜爱于表达自我的，而不是像鲁迅的散文一样想匕首般的，他也不会。为自己而写，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趣味，无拘于人读书叙事，其中还有他的《谈酒》、《乌篷船》是此类，这也最为接近他自己所提倡的美文。

周作人的散文的思想内涵追求一种闲适。在《风雨后谈序》有云：“文字意趣似甚闲适。”也说：“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而此后的诸文风格也大致相同。这种散文追求自身的闲适情调不仅是周作人自己的价值观的取向，也对以后中国散文的思想内涵产生影响，可以说是促进中国现代散文走向英法之路。但在另一面，仔

细推敲周作人上面所说的话，一句是“似甚”，一句又说“近于”，可见周作人的散文内涵不能仅仅用“闲适”来打发的。在《风雨后谈序》中，周做人还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觉苦闷，鄙人甚感其言。”还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可见闲适中其实含有欲说还休的情感成分，也就是苦味。情感受到压抑，不能畅快表达，然而周又有所流露，这造成他的文章的一种内在张力，产生相反相成的效果，周作人的这种表达可能比他畅快表达更具有感染力。周做人散文的“苦味”来自于内容的“苦闷”，也来自于“闲适”与“苦闷”或“忧郁”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周作人从前在《自己的文章》中把闲适分为两种，一是“小闲适”，即“留恋光景”，“欣然有会”，此类文章写过一些。二是“大闲适”：“唯其无可奈何所以也就不必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第二种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苦闷”，这可以说是周作人散文的主要情感风格。写人如《玄同纪念》，叙事如《上坟船》，都是苦闷之作。周作人散文内涵还有“简单味”，读之平平淡淡，似乎没有什么感情寄托在里面，虽然有些文言的成分，但大体十分好懂，而却文言成分也越来越少。不过简单不是好读或说能让我们喜欢上，，只是字面上的简单，就说散文中的苦味不是每个人读的出来的。

周作人散文的闲适也好，苦味和简单味也罢，都是与他的表现方式有关，是可以纳入他的散文美学范畴里面的。而周作人的散文美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具有开创性，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散文理念，

使得他的散文精神气质在中国完全是新的东西，最后引起了新的散文潮流。

周作人的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他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模式，又开拓创新了中国先打散文的新观念和新领域。使得中国散文趋向多元化和丰富化，我们应当重视他的散文和他的贡献。“人归人，文归文”，只有把周作人犯的错误和文章分开，才能更好的研究他的散文，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散文的发展。

周作人,美文篇二：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

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

周作人,美文篇三：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名气很大，确实名不虚传。他在理论上对文学有三点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是他最早准确地意识到新文学的本质，那就是“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人性”与旧文学的“非人性”区别开来。二是他最自觉地意识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实际上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大多数议论性的文章并不属于文学，只有那种具有艺术性质的议论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学，将文学与非文学作了区分。三是他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的个体性质，他在《个性的文学》指出了文学的个性特征，将千文一面的文学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了区别。三篇文章，层层递进，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文学确有精密周严的考虑，这在五四时代是罕见的。

而周作人之所以能够对文学有如此精湛的认识，与他拥有广博的学识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是多种学科的最早探路人，对民俗学、人类学、儿童文学、心理学、女性学都有涉猎。

周作人的散文名气极大，但能说出其妙处的人实在不多。张中行本身是文章家，确实说出了一些真感觉。刘绪源真正沉入了周作人的散文中，对其个中三味确有一些真知灼见。本人不妨做一回文抄公转录他们的高见。

张中行是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有不少交往，写有两篇有关周作人的文章。一篇《苦雨斋一二》见《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另一篇《再谈苦雨斋》见《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写得不错。

对周作人，张中行有一个基本评价：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反用“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典故。“大事糊涂”指的是周作人落水做了汉奸，失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小事不糊涂”指的是他的文化成就。

在张中行笔下，可以看到周作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博览群书。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 “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再谈苦雨斋》）“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苦雨斋一二》）

周作人散文的内容，即题材与思想。题材千差万别，思想一以贯之。张中行在两篇文章中都过，周作人自己表示不懂道。道即人生观。张中行认为道有三个层次：一是“道生一”的道，是上道，也可以说是哲学之道，是本体论的问题；二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是中道，是怎样活的问题；三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下道。张中行认为周作人对中道大谈特谈。表现为题材，“他注意底层，注意多样，兴趣伸向村野、民俗、儿童以及草木虫鱼等等。”“反对以各种力以扶强欺弱，如喜欢谈妇女问题”。（《再谈苦雨斋》）

周作人散文的表达，张中行认为概括地说就是“用平实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认为周作人的文章“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句），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张中行提到几点：一是丰富的知识，二是洞察的见识，三是思路的既条理又灵活，四是前人的表达方法的积累，五是熟能生

巧，六是对文章的好坏有所知。所以，周作人散文达到的境界，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或者换言之，“能够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

刘绪源在他的《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谈周作人散文的妙处。他将周作人的散文分成三类：杂著、小品和书话。

关于知堂杂著，他认为周作人喜欢淡然自在的文风，对此，他引录了周作人杂著中的引文：“爱情的事，无经验的人是不明白的，普通情书常常写言过其实的肉麻话，不如此写不能有力量。”进而引周作人的议论：“窃见文学上写许多言过其实的肉麻话多矣，今乃知作者都在写情书也。我既知道了这秘密，便于读人家的古今文章大有帮助，虽然于自己写文章没有多少用处，因为我不曾想有什么力量及于别人耳。”这话说得是很自负的，也很幽默，确实体现了周作人文章不同寻常的追求。具体地说，周作人杂著有很独特、很有价值的思想。比如“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思想往往构成了他文章的内容材料。他的思想也很有特点：“一是与学问紧紧连在一起，许多重要思想正是由学问支撑起来的。有些思想本身就是学问。”如果思想不经学问的锻炼，那么，必定有经验的支撑，是“经验所得的老实话。”（此语出自《谈虎集·三天》）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思想表达也很有特点：广征博引，引文量多质高，材料新，用得出人意料。原因是他学问之大，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确为一时无两，因而他能在数量惊人的阅读范围内选择最合己意的引文；二是许多外文书籍中的引文是他发现后自己译成中文，然后引入文章，中国古籍中的引文也往往是久被埋没而由他独家发掘的，带上了‘周氏’印记；三是他将思想与学问结合得贴切自然，学问的发挥成了他的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创造了一种通篇以学问铺就——或干脆以渊博的引文铺就的写法，形成了一种独创的文体，夜读抄，他自诩为“文抄公”的抄书之作。

刘绪源还分析了周作人的语言。语言的曲折多变，进退自如。

刘绪源认为周作人有一个独家的剑法，“是他经常而娴熟地运用一各既锋利又别致的武器——反讽。”“娴熟地运动这种不点破的反话，便是他化激烈为平淡的作文金针吧。”

刘绪源认为知堂杂著的最末一个特征，“最能体现他热爱日常生活、温厚而又富于诸多情趣的性格，也最能区分他的杂著与别家杂文的差别，那就是：他的文思并不总是顺着逻辑的线索发展，他会不时地穿插一些十分细微朴素，充满世俗气息的感性体验，使用权你从抽象的理性思维中跌落到世间的人情物理中来；而他的许多结论，也并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他独到的、充溢着感性色彩的实际经验的表达。”

通常所说的知堂散文的‘丰腴’，不仅体现在小品中，也体现在他的杂文里，而不断插入自己真实的感性的体验，正是使他的杂文丰腴起来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丰腴与余情

在知堂小品中，通篇都是用以表达作者自己的“余情”的，这种余情往往通过作者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琐细关怀，和对于各种名物的细切体味与介绍，很自然地表达出来。所以说，对于日常生活与各类名物的描写，正是知堂小品达到“丰腴”的主要途径。

关于知堂小品

第一个基本的特征是“苦中作乐，乐中含涩”的滋味。首先是对普普通通的人生表现了一种琐细的关怀，充满了兴趣。其次是何味名物的细切，渗透了心情。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小品中也充满这类既不玄奥艰深又为别人所不注意的有趣的知识”，“知识在他的文章里，已经化成了一种材料，它们和其他材料一起，经过知堂老人的语言文字，调制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黑暗现实的恬静闲适的情调，他正是以此来驱遣侵入自己内心的黑暗的。”“知堂小品虽包含有大量名物知识，却毕竟还是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所提供的主要是审美，而不在于知识的传递。”从他名物的细切，“可以看出周作人独特的性格心情”。

第二个文体特征，“是它那温润浑厚的中间色”，“它那文字的色调，既不过于高亢亮堂，也不过分明丽妩媚。既不偏于豪放也不偏于婉约，另辟了一条朴实琐细而有谐趣的蹊径。”他曾将日本的俳文分为三类，“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刘绪源认为，周作人的小品就属于第三类。

知堂书话

总的特征，寓心境于读书，寓思想于学问，寓热切于冷门。

寓心境于读书，在书话中寄托余情。寓思想于学问，将思索转入杂学。寓热切于冷门，钻故纸堆但还是有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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