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始末 2018独生子女补贴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简称《公开信》)，信中阐述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必要性。自此，举国上下，不分城乡，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推向高潮。
　　
　　《公开信》出炉
　　
　　“当时北京市宣武区的几十个育龄妇女联名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后来听北京市委的人说，这个倡议其实从天津开始，天津说是从上海开始。其实当时中央心里也没底，觉得‘只生一个’是一件不可突破的事情。后来听到这些群众呼声，才豁然开朗。”当时正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参与工作的张敏才介绍。
　　早在1978年年底，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根据中央精神，已经制订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用简报的形式，向全国各省做了介绍，被记载在什邡县《六十年大事记》里。这意味着，早在1978年，中央已经萌生了“只生一个”的想法，群众的倡议或许只是中央将要推行“一胎”政策的一个先行策略。
　　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陆地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随后的《北京晚报》对宋健在座谈会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并配发漫画。
　　在这次会议上，宋健成为焦点，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点名宋健起草《公开信》。
　　参加《公开信》起草工作的，一共有8个人。初稿由宋健撰写，后由张敏才王连城执笔，胡乔木等人又作修改，最后提交书记处讨论定稿。
　　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发表，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全国各地，不分城乡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紧缩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超生家庭给予严厉的行政或经济处罚，成为一场波及中国大部分家庭、影响千万人命运的“生育革命”。
　　中央为何以《公开信》的形式，而不是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发布政策，张敏才认为跟当时阻力太大有关。“《公开信》是对党团员的号召，将党团员放在主宾席上，让他们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工作。这是解放后政府第一次使用这种形式发布政策。这也是胡耀邦同志的创举。”
　　
　　“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如何变成“只生一个”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晚、少、稀”的人口政策。“晚”是男25周岁后、女23周岁后结婚，女24周岁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1978年，中央又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人口政策。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从何时起取代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30年来一直致力于人口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院梁中堂看来，使事情发生改变的，是1979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说：“全国要制订一个政策，首先要各省、市自己搞试行。”
　　从这一年的9月1日始，上海市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并发放《独生子女证》，凭证享受奖励待遇。据《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记载，1978至1979年间，河北、辽宁、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省、市先后作出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中都有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要求或规定。
　　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时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已经达成高度统一的情形下，这一年的12月15日至20日，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
　　
　　不一样的声音
　　
　　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声音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在1984年春节写出了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给总书记胡耀邦，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制”。
　　这一年7月，刚从美国学习归国、对统计学有很深造诣的马瀛通也写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提交中央，重提20世纪70年代“晚、少、稀”的人口政策，并将本世纪末12亿人口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报告得到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并先后作出批示。
　　1984年9月23日至28日，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老会议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召开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论证会。马瀛通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和每年抽样调查的数据，当场演示了报告里的测算，得出根据“晚、少、稀”的人口政策，到本世纪末人口不会超过12.3亿的结论。宋健领导的人口小组也派人参与，并无异议。后中央将原《公开信》中所提到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也是在这一年，针对生育率上升，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中央发出七号文件对“一胎制”作出调整，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
　　据翟振武分析，政策放宽后，实际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反而略微下降了些。例如执行“只生一个”政策的1981年、1982年和1983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64左右，但1985年至199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40左右，下降了约0.24。也就是说，只要生育政策向合理民情靠近一些，生育率不仅不反弹，倒是更低了。
　　而梁中堂1984年春节的报告并无得到中央回应，他于1985年再次写信至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郝建秀，希望中央同意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在一两个县进行试验。
　　1985年3月21日，梁中堂接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规划处的正式函件，同意在山西进行试点。山西翼城最终成为全国13个“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实施地之一。
　　有调查显示：自2000年以来，翼城人口出生率连续低于10‰，接近零增长，但人口结构、性别比相比山西其他县市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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