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画进村：自由画家们的驻京生活:自由画家

　　自由职业者不简单 　　 　　1962年生人的孙光华自称是最早的一批自由职业者。这位中央美院版画系的高材生曾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大型个展，其作品有着较高的知名度。采访过程中，他幽默的语言和随和的笑声让采访变成了一种乐趣。
　　
　　一帆风顺的学画之路
　　孙光华是大连人。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大连是个有着深刻殖民痕迹的城市，用他的话说就是：“大连是个私生子。”也许正是由于“私生子”的原因，大连在美术方面发展得很好，有着很浓郁的气氛。
　　孙光华五岁时，一次父亲随手在纸上画了一条地平线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说这个老太太正行走在乞讨的路上。孙光华盯着这幅画里的老太太几乎伤心落泪，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张随手的涂鸦会对孙光华在职业感情的培养方面产生直接的作用。
　　而诱导他最终走上这条路的，是他热爱画画的表哥。表哥介绍了一个在大连印刷厂工会画宣传画的师傅，后来这个师傅又介绍给他另一位很有声望的老师，就这样辗转着，孙光华正儿八经地学起了美术。
　　当时“文革”刚结束，孙光华参加高考，一共报考了3个学校：中央美院、鲁美和浙江美院，结果出乎他意料的是3个都考上了。孙光华坚决选择了中央美院，要知道那时整个辽宁省只有一个人考上了中央美院，而大连市，在孙光华之前没有一个人考上。
　　中央美院可是众多学画者的朝圣地，巍巍12层的学生宿舍楼，?层以上全是外国留学生。现在看来，这些留学生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电影、音乐、美术等艺术形态方面，带来了泼皮和政治波普等许多崭新的东西。
　　孙光华说在美院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就算谈恋爱了，他们新派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种另类，“婚姻是个社会化的东西，我不一定去遵守，我觉得这跟道德没有关系。”
　　当时的美院还在王府井附近，有一天，孙光华和几个同学到附近饭馆吃饭，看着饭馆里空荡荡的墙壁，孙光华立刻有了想法。借着几口酒劲：隆胆，孙光华找来饭馆经理，提出给他们的墙壁画几张画，以此勤工俭学，结果还真谈成了。从此他们开始具体分工协作，有负责谈判的，有画画的，还有写美术字的。这种勤工俭学的方法立刻风靡起来，一幅画七八百元，王府井附近饭馆的墙壁上全被他们的作品占领，而这些惟妙惟肖的拉面、包子、家常菜之类的墙壁画也成了饭馆很好的广告。
　　
　　圆明园的开拓者
　　美院毕业后孙光华被分配到了北京农学院园林系任教，那时农学院在昌平，交通非常不便，只有一路公交车，每次等车要排几百米的队伍。而且作为学校中的“另类”，孙光华始终不太满意那时的生活状态，所以在任教的同时，孙光华兼在中央美院代了三年课。
　　直到1999年，因为要出国的原因，需要单位开具证明，单位以此相要挟，孙光华不得已把关系从农学院拿了出来，从此成为正式的自由职业者。
　　回忆起当初，孙光华多少有点想法：“现在看来那时的想法还是比较幼稚，毕竟自由职业者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现在让我选择，可能就不会那么冲动了。”
　　“转正”后的自由职业者孙光华开始了圆明园时期的生活。他信誓旦旦地说，圆明园真正的创始人应该是他和华庆、张大力等这几个人。而他们选择圆明园也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首先北大西门勺园是留学生宿舍，附近的友谊宾馆更是驻京老外云集的地方。对于老外们来说，收藏艺术是他们的传统，他们是很大的市场。其次，当时华庆和张大力都想找个外国女朋友，这种对爱情强烈的期盼也让他们选择了圆明园这块老外聚集地。
　　上个世纪80年代圆明园渐渐火了起来，成了自由画家们的领地，孙光华也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他回到家，看到大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要到北大女生宿舍×门×号去找一个叫xx的人。下面还有留条人的名字。“我就去了，去了就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我现在的老婆。”
　　因为女朋友在城里有房子，孙光华很多时间住到了城里。而不久华庆和张大力都如愿找到了洋媳妇出了国，孙光华搬离了圆明园，开始了城里人的生活。
　　
　　贫穷是媒体的误导
　　孙光华一直在纳闷儿，为什么一提到画家村的画家，大家立刻会想到“贫穷”“落魄”等字眼，“我们也是主流，我们也很有钱。所谓贫穷，不过是你们媒体的误导。”
　　孙光华悉数了他赚钱的经历。毕业后搞过几个很大的工程，如北京怀柔光荣院的一个亭子，里面各个房间的布置和壁画等，还有颐和园门口一个仿古建筑的饭庄。
　　孙光华之前没有搞过古建，对此一无所知，虽然活接到手，怎么去做成了头疼的事。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一天他在北海后门一个拉面馆吃面，偶尔听到邻桌一位老者在吹嘘他搞古建的手艺。孙光华立刻上前请教，原来老先生从事了一辈子古建，对此很有研究。孙光华找到老先生的家人，正式聘请老先生为顾问，在其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几大工程。
　　在圆明园时，画家们经常被老外邀请到家中参加大大小小的聚会，顺便展出一下自己的作品，有些被老外看上的就／顷便售出了。再困难不济的时候就画些老外喜欢的东西，比如集中画一组充满中国特色的喜庆洋洋的作品，这样的画经常是一次画展全部卖掉。孙光华称之为“画行画儿挣钱养艺术”，这也是很多画家平衡生存和艺术的有效方法。
　　当笔者对他的自由表示羡慕时，孙光华感慨地说：“自由职业其实并不简单，我现在就在考虑买保险的事情。因为我们自由，所以没人管。
　　
　　弃政从画为哪般
　　
　　大龙是天津人，来北京之前是某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会主席。他说画画是一场做了30多年的梦。人进中年，到北京圆梦来了。
　　
　　自学成材
　　大龙说他7岁时喜欢上画画，每天拿着笔在本子上涂鸦，似乎能在这巴掌大的地界上发掘出无穷的乐趣。直到有一天，大龙这个小小的爱好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勃然大怒。要知道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铁饭碗比什么都强，而画画无疑是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混好了也就是去宣传部画宣传画。从此以后，只要看到大龙在画画，父亲就一定会非常严厉地喝斥他，甚至动手把本子撕了。
　　大龙把自己对美术的热爱深藏起来，16岁进厂当了工人。业余时间就去书店，把所有关于美术的书籍全部看遍。一次大龙听说书店新进了一套非常好的书，连忙赶到书店，一看价格却不是当时的他能接受的。等他终于凑够了钱再去时，那套书已经全部卖完了。虽然那时大龙已经开始挣钱，但是依然按照传统惯例将所有收入全部上缴家里，帮忙承担家庭支出。而这件事给了大龙很深的刺激，经济的局限必定还会限制住自己，难道就这样当一辈子工人？
　　大龙思前想后决定找父母谈话， 协商的结果就是工资照交不误，每月的奖金大龙自己留下支配，但是从此家里只管大龙的吃住，添衣购书等一切日常开销全部由大龙自己承担。那年过年大龙没有了新衣服，心里想有书就行了，衣服新不新的无所谓。
　　就这样抱着对画画的热爱，大龙在工厂做工的同时自学了好多美术知识，私下里也一直在偷偷地画着。
　　
　　不堪回首的下海
　　90年代初，计划经济的闸门一打开，人们争前恐后地扔掉铁饭碗，到市场中寻找新的机遇。此时大龙已经是厂里的团委书记，前途一片光明。面对新的形势，大龙毅然选择随波逐流，领导很替他惋惜。大龙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只要下海挣点钱，就能到美院进修，那自己从小的梦想就能实现了。
　　现在回头看去，那段下海的经历不堪回首。大龙跟几个“发小”一起到南方创业，开过歌厅办过公司。离美术最近的工作是办装修公司，却常常对客户低俗的眼光很无奈。
　　更加让人伤心的是朋友的背叛，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因为金钱而扭曲了本性。只要能弄到钱，不惜去欺骗朋友甚至父母。大龙说，这段经历太可十白了，它直接让人去质疑，那些看起来温暖和美好的东西到底还存不存在?
　　其实回头看来那个时代是疯狂的，市场形成的初期很多东西没有成型，致使很多人迷失在这个大潮之中。那种赤裸裸的金钱欲暴露出一种狼性，疯狂得可十白。
　　大龙没有迷失，他带着强烈的疑惑和失望回到了原单位，重新回到了四平八稳的领导岗位。
　　
　　进京圆梦
　　回厂后短短几年时间，大龙已经升职为工会主席。但是心里就是有那么一种不安分，经常跳出来干扰这份平静和安逸。2002年，大龙一次性买断工龄，只身北上。
　　在此之前大龙通过朋友来过宋庄画家村两次，通过对这里基本情况的调查，大龙得出一个结论：我在这里是可以生存下去的。同时他也发现，那些受过正规美院教育的画家还没有自己画得好，于是放弃了一直以来想重回美院进修的想法。
　　大龙在宋庄买了块地，紧挨着画家村画廊盖了一座有大画室的房子，决心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安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美术。
　　与此同时，大龙的妻子和女儿还在天津的家里，大龙平均一个月回家一次。对于大龙这次“抛家舍业”的行为，大龙妻子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大龙说：“这么多年了，她了解我，信任我，知道我能行。”
　　因为基本上很少经济来源，家庭生活比以前要拮据一些，有一次大龙女儿不满地对妈妈说：“赶紧让我爸回来吧!”大龙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只是对女儿说：“女儿，你要知道，千什么事都不容易。你要相信你爸。”
　　大龙说画画是他从小的一种情结，一场梦，不管将来如何，他决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一天他真失败了，那就卖房回家。
　　
　　没有理由不知足
　　
　　铮亮的光头上带着牛仔帽，八字须，高眉棱，初见到刘毅还以为他是外国人。刘毅听后笑说很多人都当他是新疆人，其实他是实实在在的山东人。
　　
　　真正的北漂经历
　　刘毅回忆说，他小时候唯一表现出与美术有关的行为，就是曾画过幻灯片。那时村里放电影之前都要先放一段幻灯片，为好人好事之类的作宣传。后来刘毅因此作为特长兵被征入成都军区，复员后调入兰州市文联下属的美术家协会，端起了铁饭碗。
　　铁饭碗的生活当然安逸清闲，但是眼看着身边很多搞美术的人都去了北京，刘毅心里躁动起来。有一次刘毅来北京看朋友，经不住大家的诱惑，干脆长住了下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了北漂的生涯。
　　刘毅说来北京之后感觉自身有两点变化，一是人变得谦虚了，二是更关注自己了，而以前在家时眼睛总是往外看的。
　　兰州的工作不能放弃，刘毅请了长病假吃劳保，带了5000块钱在北京坚持了一年。那时住在月租200元的平房里，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石棉瓦棚，隔壁就住着收破烂的。天天吃西红柿馒头，吃到现在看到西红柿还会条件性反胃。偶尔给家里打个电话，舍不得多说几句话，要掐着时间以免多花钱。
　　有一次刘毅出去上厕所，那里的厕所都是公用的那种，碰到一位大哥，很同情地问了一下刘毅的生活情况，就把自己家的一间房子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租给了刘毅。
　　在最困难的时候，刘毅心里也斟酌过，那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拉萨画壁画，二是留在北京。年底，刘毅把一批画拿到红门画廊，以听天由命的姿态等待“判决”的来临。
　　这年春节是刘毅最难忘的，因为他前所未有地窘迫。当时刘毅就下了决心，再坚持半年，如果半年后依旧毫无起色，就另寻他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年2月份，画廊通知刘毅，他的画卖了两张，一张1000美金，画廊抽50％。刘毅说他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下好了，还可以继续租房，还可以生存下去，可以买好一点的画布和颜料了。
　　刘毅坦白说，迫于生存的压力，那时候的画是为了卖的，不是自己想画的。1998年的作品依然考虑到了市场的因素，从1999年起刘毅开始画抽象画，一直到2005年。因为抽象画比较先锋，卖得并不好，一年也就卖一两张，但是维持生存没有问题。
　　
　　人人都羡慕的爱情
　　刘毅的媳妇叫阿芳，以前是电影乐团的民歌手，长得甜美娴熟。刘毅特骄傲地说：“我们村里人都羡慕我，里里外外特别贤惠，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酱油瓶在哪儿。”
　　刘毅跟阿芳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回忆起当初的第一印象，刘毅说：“谁对你好你肯定能感觉得到。”而阿芳则笑着说：“一进屋看到一个光头，感觉怪怪的。”认识刘毅后，阿芳辞掉了乐团的工作，做起了专职的家庭主妇。
　　阿芳对他们目前生活条件的满足令人羡慕，平均一年一两万的收入在她看来已经非常满足，他们对物质的淡泊是现在年轻人身上很少见的。刘毅说他们在宋庄的房子，是阿芳卖掉她在广州的一套楼房后用卖房钱盖的。
　　虽然钱不多，他们的生活却丰富多彩有滋有味。阿芳说非典时，他们几个人闲来无事，大家相约作一次“板车之旅”，就一辆大板车，大家轮流骑几公里，其余人休息。绕着北京城跑了一大圈。到小汤山医院时，大家都想进去看看，于是就想出一招，骗门卫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要进去采访，因为随行的人中有人带了摄像机。门卫认真思考了半天，恍然大悟似的指着板车说：“中央电视台还有骑板车采访的？”
　　说起这段差点“骗”进小汤山的事儿，两人都快笑出了眼泪。而这种幸福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刘毅说新的一年，希望作品更关注社会一些。阿芳说：“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都身体健康。”
　　编辑／王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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