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探索的结构、方法及影响因素_职业生涯规划发展路径

　　摘要：职业生涯探索是指个体在探索动机推动下，对于自我和职业发展相关的环境进行探索，形成一定技能、获得相应的认知和情感反馈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在于自我的发展和整合。此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职业生涯探索的概念、结构划分、测量方法和影响因素几方面。关于结构的研究有内容和过程两种取向；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家庭和个体两方面展开。明确职业生涯探索结构、进一步完善测量工具及深入了解职业生涯探索的原因机制是未来研究的趋向。
　　关键词：职业探索；职业生涯；职业生涯探索
　　分类号：B849；C93
　　
　　1.引言
　　
　　职业生涯探索是近年来职业生涯发展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主要的研究集中于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的框架之内。帮助个体在职业准备阶段，进行适当的职业生涯探索，是职业生涯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职业生涯探索是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决策的前提。研究发现，有过职业生涯探索的个体在工作后，体验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工作效能感和职业成就感(Werbel，2000)。在我国，对于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多是理论和经验的总结，鲜有研究者从实证角度去探讨。本文从职业生涯探索的内涵、结构、研究方法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现状予以介绍和评价，并就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丰富此领域的信息，供更多研究者参考。
　　
　　2.职业生涯探索的内涵
　　
　　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起源于职业生涯发展理论(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对职业发展阶段的研究。职业生涯发展理论把个体职业生涯发展分为成长、探索、创立、维持和衰退五个阶段。其中，职业探索期是工作准备期间的重要阶段。职业探索(vocational/occupational exploration)是指个体为实现职业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心理或身体活动，既包括信息寻求，又包括对自我和环境的认识(Jodaan，1963，引自Blustein，1997)。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的特征发生一些改变，相应的，职业探索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以下变化：其一，职业变动和选择成为个体一生各阶段都要面临的任务，因此，职业探索活动可能存在于职业生涯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其二，职业角色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生活角色相互影响。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职业探索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职业目标，而是明确自我发展方向，是个体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众多学者提出职业生涯探索(career exploration)的概念，即个体在探索动机推动下，对于自我和职业发展相关的环境进行探索，形成一定技能、获得相应的认知和情感反馈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的发展和整合(Stumpf Colarelli，＆Hartman，1983；Blttstein。1989；Taveira，1997；Flum＆Blustein，2000)。这一概念从个体适应性功能和终生发展的角度看待职业生涯探索活动，这种终生性主要体现在探索的态度、技能之中，一旦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探索态度和技能，就会持续作用于以后各阶段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这也是职业生涯发展理论新的取向所在。由于以往许多研究都是针对“职业探索”的，因此本文对于“职业生涯探索”的文献回顾中也会出现“职业探索”一词。
　　
　　3.职业生涯探索结构的研究
　　
　　在不同概念界定和理论倾向基础上，研究者对职业生涯探索的结构持有不同观点，主要包括内容取向、过程取向和整体取向。
　　3.1内容取向
　　内容取向的研究者把职业生涯探索看作一种简单的行为，认为职业生涯探索在内容上包括对于自我和周围环境的探索，强调探索的对象性。最早从此方面研究的人可以追溯到职业匹配理论的创始人Parsons。Parsons(1909)提出，个体在职业发展中的探索对象既包括自身的兴趣和能力，又包括与职业相关的信息，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个体与职业的合理匹配(引自郑琼梅，2002)。这一理论虽然相对简单，没有涉及职业探索的复杂机制，但是却引发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我国也有研究者把职业生涯探索从内容上分为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自我探索就是开发自我信息，明确价值观、兴趣、人格特征、能力及倾向的生活类型等；而环境探索包括对于职业、工作、组织等相关信息的关注和搜集(马士斌，2005)。
　　内容取向虽然揭示了职业生涯探索的基本结构，但是却没有揭示出探索过程的动态性和丰富性，这一点为许多研究者所质疑。在此背景影响下，许多研究者开始注重职业生涯探索内在信息的挖掘，强调探索的意义以及个体的主动性和态度等因素在其中的重要性，职业生涯探索的过程取向逐渐显现。
　　
　　3.2过程取向
　　过程取向是指研究者注重职业生涯探索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强调个体不断发展、获得信息并最终确定职业生涯目标的过程。主要代表人物有Stumpf,Flum和Blustein等人。
　　3.2.1Stampf的职业探索理论
　　Stumpf等人(1983)从行为、认知和情绪反应三方面把职业探索的结构操作化，认为职业探索包括探索信念、探索过程和探索反应。
　　探索信念(explorationbeliefs)是对即将进行的探索行为的价值所作的评价，其本质是对职业机会的感知。Stumpf等人指出，探索过程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而对于劳动力市场和可获得的职业目标的预期是确定性的主要体现形式，因此雇用观和探索结果的确定性是探索信念的重要维度：此外，寻求达到职业目标的行为方式及对其重要性的评价影响探索的动机和结果，因此探索途径及重要性的感知也是探索信念的组成部分。探索过程(exploration process)是指探索过程中与职业相关的行为，包括四个方面：探索的信息源、手段、程度和对象。Stumpf等人认为职业信息源主要是环境和自我；探索的手段指的是以系统的方式还是一种随机或偶然的方式进行探索；探索程度细化为探索的频率、获得的信息数量等指标：而探索的对象包括重点探索的职业及以备考虑的职业数目。探索反应(reaction ofexploration)是指对于探索信息获得情况及探索过程的感知。个体对于探索所获得的信息的满意程度及过程中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随后的探索行为，主要表现为信息满意度和探索压力。
　　可见，Stumpf等人认为，成功的职业探索，不仅指探索的行为过程，还包括对于这一过程所持有的认知观念，以及调整好探索过程中所遇到的情绪压力等诸多方面。
　　3.2.2Flum的职业生涯探索发展理论
　　Flum和Blustein(2000)的职业生涯探索结构是在职业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他们指出，以往的结构并没有反映出职业生涯探索“终生性”的特点，只有探索过程中形成稳定的态度和技能才能保持这种过程的连续性。因此，职业生涯探索过程应 该包括探索态度、探索活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技能以及相应的认知和情绪反馈。其中，探索态度是个人参与和维持探索的动机成分。Flum等人认为探索态度是职业生涯探索不同于职业探索的关键因素。积极的探索态度是一种对生活经验不断变化的开放性，有助于适应新的环境；反之，缺乏积极的态度常使得个体在一些重要的生活决策之前出现早闭现象。探索活动主要包括自我和环境探索，其中自我探索主要指对于自我内部特征的评价；环境探索指对外部环境中，与教育、职业和关系情境相关的选择及限制的探索。探索技能由个体的探索活动发展而来，是探索的结果，但又进一步促进探索能力的发展。探索反馈(输出)包括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其中，认知方面包括个体对探索自我和相关的教育、社会和职业信息过程的认识；情感反馈包括探索过程中获得的情感信息，主要指个体的体验与感觉。
　　遗憾的是，Flum等人虽然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职业生涯探索的结构框架，但并未对这一结构的内涵作更多的阐释和实证验证。此外，对于探索活动和技能的区分受到一些质疑，因为探索技能必须以探索活动为载体，两者是否可以清晰的加以区分值得怀疑。
　　
　　3.3整合取向
　　在内容取向和过程取向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在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中把两者加以整合。Atkinson和Patricm(1988)的元模型理论就是整合取向的代表。
　　在分析前人的理论基础上，Atldnson等人指出，职业探索领域尚缺少明确而统一的结构，建立一个元模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其目的不是为了呈现新的知识，而是组织现有的信息，使其整合到一个系统的模式中。基于Kolb的经验学习理论，Atkinson建构了职业探索的元模型(Meta-Model forCareerExploration)。此模型包括对自我和环境两种类型的职业探索，在每种探索中，又分别包括具体经验(concrete experience)、反应性观察(reflectiveobservation)、抽象的概念化(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和主动体验(active experimentation)四个阶段，不同阶段中个体对于自我和环境探索的活动和任务不同。Atkinson等人的元模型理论从内容和过程两方面对职业探索的结构进行论述，为我们理解职业探索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新颖的视角。但是元理论更多是站在职业咨询的角度提出的，其目的在于给职业咨询者和来访者提供支持，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较少。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过程取向的研究者也不断地在自己的框架之内融合内容取向的成果，表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
　　
　　4.职业生涯探索的测量
　　
　　目前，职业生涯探索的测量工具并不是很多，主要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尤其以问卷法和访谈法最为常用。4，1问卷法
　　问卷法是目前职业生涯探索研究领域中使用较多的方法。职业生涯探索问卷主要有职业探索问卷(Career Exploration Survey,CES)，职业发展量表(Career Development Inventory，CDI)及修订后的职业发展量表简版(Short form ofAustralian versionofthe Career Development Inventory,CDI-A-SF)等。
　　CES是Stumpf等人(1983)编制的用于测量成人期探索信念、探索过程和探索反应的问卷，是目前职业生涯探索研究中常用的问卷之一，共62项。其中，探索信念包括：雇佣观(EmploymentOutlook)、结果确定性、外部探究手段(ExternalScerch Instrumentality)、内部探究手段(IntemalSearch Instrumentality)、方法工具(MethodInstrumentality)、获得偏好职位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Obtaining Preferred Position)六方面。探索过程包括：环境探索、自我探索、考虑的职业数目(Number of Oceupafions Considered)、有目的，系统的探索(Intended-Systematic Exploration)、频率、信息量和重点(Focus)几方面。探索反应有信息满意度、探索压力和决策压力三方面。此问卷各维度的α系数为0.71～0.89。CES问卷是目前被修订最多的职业生涯探索问卷，最初被Blustein(1988)修订为青少年版。之后经Taveira和Moreno(2003)的修订，确定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CES版本。此外，为了探讨某些社会特殊群体的职业生涯探索特点，也有研究者把CES量表应用于其他人群中(引自Taveira等。2003)。
　　Super，Thompson，Lindeman，Jordaan和Myers(1979)基于职业发展理论，编制了职业发展量表，用于测量人生各阶段的职业生涯任务。此后，根据其理论重点的变化，Super等(1988)不断对CDI进行修订和发展，形成成人职业关注量表(AdultCareer Concerns Inventory，ACCI)。ACCI与CDI相似，用于了解成人期职业发展阶段的任务，职业生涯探索问卷是其中一个分量表，测量个体利用探索机会和资源的倾向与态度，共20项(引自Zunker,2006)。Patton，spooner-Lane和Creed(2005)对CDI进行修订，编制了澳大利亚的CDI简版问卷，其中，职业生涯探索问卷包括资源认知(ResourceAwareness)和资源使用(Resource Usage)两方面，各8项。两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2和0.64，总体α系数为0.73。这一问卷主要针对的是职业生涯探索的态度方面，缺乏对于行为、认知及相伴随的情感反馈等方面的测量。
　　还有一些问卷是针对职业生涯探索某个方面而设计，Betz和Voyten(1997)等人制定了职业生涯探索计划/意图问卷，评价个体参与到职业决策相关行为中的规划和意图。龙立荣(2002)编制的职业生涯管理问卷包括职业生涯探索维度，测量个体工作后的生涯探索状况。这些问卷力图更为深入的了解职业生涯探索的某个过程和方面，为不同需求的职业咨询者和青少年提供理论支持，但总体来说，职业生涯探索的问卷仍很缺乏，许多现存的问卷还有待完善。
　　
　　4.2访谈法
　　使用访谈法对职业生涯探索进行研究，能获得相对深入的结论。Phillips和Blustein(1994)设计了开放式访谈，使用质性研究方法了解有就业准备的高中生的职业生涯探索情况。他们首先调查每个学生对自己所具有的内外部资源及障碍的认识、职业决策制定的方法、探索任务、感知到的自信程度和 准备水平等。之后就一些问题对被试深入访谈，结果发现高中生的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使其对就业有所准备，促进工作规划。这种准备分为客观准备和心理准备，前者指个体拥有现实的计划和进入工作的技能，后者主要反映了个体在克服生活困难上的复原力，及对工作相关问题的乐观程度、对目标和计划的重视程度等。可见，质性方法可以有效地了解职业生涯探索的内部原因和机制，是量化研究很好的补充。
　　此外，职业生涯探索核查表、职业信息搜寻行为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此领域也有应用。职业生涯探索核查表由Krivatsy和Magoon(1976)修订后，用于测量不同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的类型，及信息寻求行为的频度和广度，信效度较好(引自Man，Calvert，＆Gregory,1997)。还有研究者使用职业卡片分类法评价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状况(Peterson，1998)。
　　
　　5.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因素
　　
　　对职业生涯探索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和个体因素上(Ingrid，2004)，本文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对此领域研究进行回顾，然而，同伴群体及学校对个体，尤其是青少年和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这是未来研究及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5.1家庭因素
　　以往对家庭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结构变量(constructvariables)和过程变量(process variables)两类。前者有家庭经济地位、父母工作状态和受教育水平等；后者涉及亲子依恋、父母支持、父母教养方式等(Lauren，Bonnie，Jennifer,Pam，＆Claire，2007)。这两方面相互影响，在青少年职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1.1结构变量
　　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经济地位是职业探索和选择的有力预测源(Phillips，Blustein，＆Davis，2002)。高家庭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有更高的职业抱负和职业预期、追求有威望的职业。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高家庭经济地位的父母能够给青少年提供工具支持(如工作引导和职业信息)及情感支持，而来自于低经济地位家庭的青年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较少获得父母支持，并由此经历更多的困扰。一项质性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中产阶级的父母会有意识的参与到儿童发展之中，为其提供兴趣和能力发展的活动场所，教给儿童更多职业相关的知识。因此，这些儿童有更多机会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及职业选择。反之，工人阶级的父母倾向于把儿童的发展看作自然过程，很少引导其兴趣和能力的发展。研究者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Lareau，2003；Hill，Castellino，Lansford，Nowlin，Dodge，＆Bates，2004)。
　　父母工作状态：父母的工作经历、雇佣状态及工作条件对于青少年职业生涯探索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中的母亲失业通常与青少年的学业、职业抱负及成就有负相关(Turner＆Lapan，2002)。父母失业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工作安全感，也影响其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成功预期(Deci，Ryan，1991)。父母工作状态也通过对于儿童活动的参与及学业的指导，而间接的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Bryant，Zvonkovic，＆Reynolds，2006)。
　　父母受教育水平：根据家庭资本理论，父母受教育水平不仅指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还包括相应的能力和技能，及融入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的自我效能信念等，这些都影响儿童对其未来职业成功需求技能的掌握(Ketterson＆Blustein，1997)。Hill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教育抱负受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高期望，这种期望又内化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进而主动参与到儿童的学业活动中，促进其教育成就和职业发展。
　　5.1.2过程变量
　　亲子依恋：依恋理论认为，父母是儿童早期的“安全基地”，这种幼年时期获得的内部工作模式具有跨时间和情境的稳定性。童年时期形成安全依恋的青少年在与职业相关的社会情境中更有信心和胜任力，主动参与到职业生涯探索活动中(Blustein，Walbridgo，＆Friedlander,1991)。但是，并不是依恋水平越高，职业生涯探索发展水平越高(Vignoli，Croity-Belz，＆Chapeland，2005)。Lee和Hughey(2001)的研究发现，当青少年表现出与父母中等程度的心理分离和母子依恋时，其职业生涯探索水平最高。不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更多基于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的角度，缺少对于探索态度及动机与依恋之间关系的了解。
　　父母教养行为：父母教养行为作为个体成长的重要变量，对于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Bryant等人(2006)在青少年职业发展的论述中指出，父母教养行为有助于青少年职业选择能力和兴趣的发展，其中，父母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的过程，并间接作用于青少年以后的职业满意度及工作效能感。Krackc(1997)的研究发现，权威型教养行为、父母的开放性及对子女职业准备的支持正向预测青少年职业生涯探索水平。而Vignoli等人(2005)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则表明：忽视型方式与环境探索的频率和广度负相关，权威型方式与探索活动无关。可见，有关这一问题的结论并不一致，需进一步的探讨。
　　父母支持：父母是儿童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父母对于青少年职业生涯探索的关注和支持与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相关显著，父母支持正向预测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Kcttcrson et al.，1997)。此外，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支持与其学业追求、坚持性和职业自我效能感有关，Turner等(2002)发现，儿童在父母支持下，能坚持自己解决问题，适应能力更好，感知到的父母支持是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预测源。
　　
　　5.2个体因素
　　影响职业生涯探索的个体因素研究主要包括性别、同一性、人格、个体发展主动性和职业生涯自我效能感等。
　　性别：职业生涯探索存在性别差异。Taveira(1997)对高中生的研究发现，性别因素是职业生涯探索行为、反应和信念的主要影响因素。与男生相比，女生报告了更消极的结果确定性和结果预期。而且，女生对获得的信息表现出更少的满意度，体验到更多的探索和决策压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现实的工作机会中存在的与性别有关的障碍(女性隔离、歧视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早期和现在的学习经验等，限制了女性的学业成就和职业抱负，这些因素会降低其职业自我效能感，并随之影响到女性职业生涯探索的范围和行为，导致消极感觉(希望的降低、沮丧的增加)的产生和行为动机的减弱。
　　同一性；同一性的获得是青少年晚期的主要发 展任务(林静，2007)。最初，许多研究者认为自我同一性和职业生涯探索存在概念上的重叠，职业生涯探索可能是同一性探索的一部分(Blustein，1989)。但是Bartley和Robistschek(2000)的研究发现，自我同一性等变量只能解释职业生涯探索行为变异的三分之一，并由此否定了自我同一性探索与职业生涯探索结构重叠这一观点。我国研究者也发现，在环境探索及自我探索两个维度上，同一性发展呈现出达成型>延缓型>早闭型>混乱型的趋势(李文道，邹泓，赵霞，2007)。可见，职业生涯探索与同一性的关系仍需更多理论思考和实证验证。
　　人格特质：关于职业生涯探索与人格关系的研究较多，除大五因素外，乐观、自尊等也是比较受关注的人格因素。Nauta(2007)对大学生五人格与职业生涯探索关系的探讨发现，人格与环境探索没有显著相关，而开放性与自我探索正相关，外向性与自我探索负相关。但也存在不同结论，Reed，Bmch和Haase(2004)发现，责任心、外向性与环境探索正相关，开放性与自我探索正相关。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开放性与环境探索的相关方向，取决于开放性是与哪种人格特质共同作用于环境探索。与不同的人格特质结合，开放性对于职业生涯探索的预测作用也不同。Patton，Bartmm和Creed(2004)研究高中生的人格特质(乐观、自尊)与职业预期及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发现人格特质通过职业预期和职业目标而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可见，人格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存在个体间差异，各种人格因素的独特作用及一些隐含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个体发展主动性：个体发展主动性是指个体主动的、有意识的参与个人发展的过程，包括认知和行为因素。个体发展主动性水平高的个体不仅能意识到自身发展，还会采取主动的态度去积极搜寻和利用机会。大学生的个体发展主动性显著预测其职业生涯探索，主动性高的个体，更容易形成明确的职业自我概念，有更多的环境探索(Robitschek＆Cook，1999)。此外，不同性别的个体，个体发展主动性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不同。个体发展主动性可以预测男生的自我探索，而未发现对女生职业探索的显著预测作用。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使用CES作为研究工具的原因(Stumpf et al.，1983)。CES的自我探索问卷项目模糊，而环境探索的问卷则更为明确，因而可能导致这一差异出现。
　　职业生涯自我效能感：职业生涯自我效能感是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SCCT)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一个变量。与个人发展主动性不同的是，职业生涯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身能够达到的职业生涯结果的能力的信念。对影响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意图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职业生涯自我效能感是职业生涯探索意图的重要预测源(Ochs＆Reossler,2004)。高效能感的个体更准确的确定自己的职业定位，并设定更高的职业探索目标和任务(Gushue，Clarke，Pantzer ＆ Scmlan，2006)。Taveira(1997)也发现，女性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降低，会使其职业探索的范围缩小，探索动机减弱。可见，若要促进青少年和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的发展，从认知上改善职业生涯自我效能感很需要。
　　与家庭和个体因素相比，同伴及学校因素的研究较少。作为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影响源，两者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当个体逐渐接触社会之后，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家庭。Felsman和Blustain(1999)从关系理论的角度，对同伴关系与职业探索的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在控制亲子依恋、性别和年龄之后，同伴关系变量(包括同伴依恋、亲密性和相互性)对职业探索依然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可惜的是，后续及相关研究并不多。学校对于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实践活动之中，如职业生涯课程的设置、职业生涯辅导及实践机会的提供等。然而，这些实践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普及。这也对此领域的研究方向有所提示，即重视不同阶段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从发展的角度来更好的了解个体内在的成长和变化。
　　
　　6.评价与展望
　　
　　综上，虽然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较多，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在很多争论和分歧，这也导致一些相关研究的结论有待验证。
　　
　　6.1职业生涯探索结构
　　迄今，大部分研究者已逐渐认识到职业生涯探索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层面的活动，探索动机和信念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关于职业生涯探索结构仍有以下问题：其一，许多结构的划分只停留在理论上，并没有相应的测量工具和实证验证；其二，对于职业生涯探索的内容和过程缺少明确的区分，虽然许多研究以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为对象，但往往忽视了其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性质，把这一概念和结构静态化。因此，职业生涯探索结构的明确是现在职业生涯探索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也是未来研究中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6.2研究背景
　　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多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在我国研究并不多，因此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应注意文化背景的不同。
　　首先，在东西方文化中，职业生涯探索的指向可能不同。职业生涯探索活动包括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具体来说就是内部和外部指向的探索活动，而这可能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文化心理学对自我的研究发现，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强调个性的发展、自我的独立；而东方文化则强调在关系背景下认识自我。关于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个体自我探索的得分高于环境探索(Werbd，2000；Robitscheket al.，1999)，但是研究者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给予合理的解释，因此，如果能够考虑到文化因素的作用，也许可以更好的认识这一现象。
　　此外，我国大学生与西方大学生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侧重倾向不同。张智勇等人对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修订发现，与Cfites的职业成熟度问卷相对应的是，我国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维度中包括了“亲友依赖”和“职业参照”两个方面，表现出东方文化中“子承父业”、“尊师重道”等孝道的大义。我国青少年职业方面的决定常是在征询长辈意见之后制定的(张智勇，荣煜，管延军，2006)，相似的状况在韩国文化也存在(Lee，2001)。与这种现象相伴随的是，个体职业的选择也常常受到父母职业或者就业状态的影响(Turner et al.，2002；Deci et al.，1991；Bryant et al.，2006)，这在前面部分已有所阐述。
　　除此之外，我国一些传统文化价值观还对个体的职业发展，如职业类型、职业声望及职业价值观等，产生着不同程度和方面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子承父业”等观念仍在部分父母及青少年中存在， 也因此使得我国青少年在职业生涯探索及选择时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同龄人。可见，要了解我国青少年职业生涯探索的特点，在我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展开本土研究很必要。
　　
　　6.3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
　　关于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大多为量化研究，这固然有助于了解变量的特点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仅通过量化研究往往无法揭示出职业生涯探索这一复杂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及变化。前面已经介绍，问卷法是此领域主要使用的方法。问卷法简单易行，并能提供大量职业生涯探索与其他变量关系的信息，但在使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CES问卷的应用中。CES是一种测查性质的问卷，各维度得分不能整含，无法了解个体职业生涯探索的总体状况。而许多研究者在使用CES时，常常只取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量表，把职业生涯探索的概念狭义化(Taveira et al.，2003)，这使得一些研究者对这些研究的价值产生怀疑。此外，此问卷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个体探索过程中获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径都已经发生变化，因而许多项目相对于现代的职业特点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在横向研究的范畴内，横向研究虽然可以很好的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了解变量的发展过程及因果关系上，却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在职业生涯探索研究中采用纵向研究范式，可以更深入的认识个体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因素及过程变化，有针对性的促进青少年及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
　　
　　6.4影响因素
　　以往对于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是分别探讨结构变量和过程变量，一些研究者指出不应该割裂的看待两者的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结构变量可能通过对父母教养方式这一过程变量的作用，而影响到职业知识和机会的获得(Bryant etal.，2006)，这一结论说明了两种不同形式家庭变量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儿童发展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Davis-Kean(2005)发现，父母收入通过父母的教育期望与教养行为对儿童学业成就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如果能够在家庭框架内整合两种变量的关系，探讨它们在对职业生涯探索影响过程中的共同作用，也许可以为了解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家庭作用机制提供更多信息。此外，以往对同伴和学校影响作用的研究非常少。埃里克森的个体阶段发展论强调，人生的不同阶段中，对个体发展有影响的重要他人也不同(引自郑雪，2007)。在童年期，家庭的影响可能最大(刘峰峰，2007)，而到了青春期以后，同伴群体的影响及学校的作用日益重要(吴婷婷。2006)，如何利用这些近端因素的作用促进职业生涯发展可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在我国，部分学校已经开始设置职业生涯课程或开展各种职业生涯发展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体工作准备期间的职业生涯探索和规划，也使得学校在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中的职责得以发挥。不过，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学校职业生涯辅导、咨询及相应课程的开设，其道路同样也是“任重而道远”，广度和深度均有待加强。
　　从以上的回顾可见，有关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职业教育和职业咨询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我国文化和教育背景下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少，且研究部门主要集中于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研究对象多为有就业之需的大学生群体，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初高中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研究和指导相对匮乏，这些都需要此领域学者和研究者的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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