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十大“愤老”】 中国民愤

　　袁伟民 　　 　　袁伟民,生于1939年7月,江苏苏州人,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 　　袁伟民曾经带领中国女排获得无数殊荣,创造了“中国奇迹”,后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被人们瞩目数十年。2004年开始,他淡出了体育官场,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2009年10月,从纷扰俗世中超脱后的袁伟民以一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重新引得万众瞩目。这本书如同一记重磅扣球,狠狠地砸出了无数火花,也引来颇多争议。袁伟民从暗批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拖后腿,到爆料马家军“嗑药不倦”,到反思中国体育的“唯金牌论”等等,体坛“愤老”袁伟民以硬挺的身段写下自己在中国体育事业中数十载的风雨历程,也为世人掀开了中国体育铁幕的一角。尤其是书中对申奥内幕的披露,让人们看到了不为大众所知的惊天秘密:原来我们一向景仰的“中国申奥之父”竟然不顾国家利益“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一个是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一个是“申奥之父”,至少在体育圈内,这样高级别的架势,堪称前所末有;而这样触及敏感的话题,更是闻所未闻。袁伟民说:“我对事不对人。我只是不想再违背历史、违背真实了,不想让大家永远搞不清一些真相。总之,我不欠谁的。”
　　点评:君子坦荡荡!袁伟民敢写真话、敢揭真相的勇气和胸怀,令人敬佩!
　　
　　王蒙
　　
　　王蒙,1934年10月生于北京。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特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王蒙还曾担任过两届中共中央委员,出任过文化部长,现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青年时代的王蒙就曾是“愤青”,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文坛崭露头角,并由此被划为“右派”。“右派”帽被摘后,王蒙的创作激情一路迸发,时至今日,他还经常有新作问世。2000年,王蒙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王蒙的作品里始终流露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激情和品格,同时在他的为官为文生活中,始终与官场、文坛上的庸俗、低俗以及丑陋、丑恶现象作斗争,表现出自己既特立独行又睿智幽默的性格和形象,走的是一条完整的从“愤青”到“愤老”的人生历程。比如,王蒙一向赞美青春、歌颂青年,但面对韩寒等人嘲讽巴金、冰心的作品“文笔很差”时,他表现出了自己一贯的愤怒:“我发现很多年轻人的写作是没有昨天的写作。有前天,有今天,有明天,但最容易否定的就是昨天。而文学青年应该尊重文学的昨天。冰心的《寄小读者》系列、新诗《春水》系列和她对泰戈尔、纪伯伦等人诗歌的翻译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在她95岁高龄时,黎巴嫩的总统还为她颁奖,我不知道评价她的人是怎样想的。”
　　点评:从“愤青”到“愤老”,王蒙总是那样一针见血!
　　
　　张保庆
　　
　　张保庆,1944年6月出生于河南镇平,原教育部副部长,2005年卸任教育部副部长后,牵头组织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继续为贫困学子任劳任怨地奔波。
　　张保庆自己也曾是一名寒门学子,读高中时,为了省下1元钱的路费,他每周徒步在学校和家之间往返80多公里,大学4年,他全靠国家助学金度日。所以,当上教育官员后,他对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问题始终牵挂在心头,特别是对一些省市区对国家资助困难高校学生的助学贷款政策落实不了,看到一些贫困大学生无钱上学的种种窘迫耿耿于怀。2005年11月,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上,张保庆再也忍不住了。他一反官场常态,直接点名批评没有落实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8个省市区政府、高校和银行,并斥责他们“搞一个大项目,几十亿都出去了,遇到困难学生,这个那个理由就出来了”,根本不想去解决助学贷款的问题。张保庆新闻发布会上的“冲冠一怒”,让与会的记者目瞪口呆,也让他们兴奋不已。事后,媒体将此事解读为“张保庆发怒”,“教育愤老”张保庆也由此成为新闻人物。对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问题,张保庆有句名言:“家庭贫困学生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可以先找自己所上的高中学校;高中解决不了,可找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解决不了,可借路费到高校报到;高校解决不了,可以给我写信!”可事实上,许多写给他的信他最终也落实不了,这怎不叫他“冲冠一怒”!
　　点评:张保庆与寒门学子感同身受,所以他爱他们,为他们也为自己“愤老”一回;让人欣慰的是,他这一“怒”过后,如今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的事好办多了。
　　
　　何祚庥
　　
　　何祚庥,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博导,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
　　何祚庥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是我国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近年来,他对“水变油”、某些“特异功能”等伪科学和“法轮功”邪教等无情揭露、口诛笔伐,并对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从而成为“曝光率”颇高的科学家,有人称其为“两栖院士”。大家可能还清楚地记得,1999年4月25日,一夜之间上万名练习“法轮功”的学员包围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起因却是何祚庥发表在《青少年科技博览》上的一篇千字小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因为文中列举了一个他身边的研究生练“法轮功”造成伤害的例子,使得“法轮功”组织大动干戈。其实,在此之前,只要有人说“法轮功”不好,“法轮功”都会组织人去闹事,并对多家新闻单位进了围攻,“法轮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何祚庥却偏不信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揭露了“法轮功”危害人们的真相,从而惹火了“法轮功”,也暴露了“法轮功”的邪恶本质,同时把何祚庥推上了反对伪科学“领军人物”的席位。何祚庥说:“我的个性就是不怕得罪人。我反对伪科学有人不高兴,而且是非常之不高兴的。但是伪科学,是我们科学家应该管的事情。我得到的结果是更多的人喜欢我。”
　　点评:何院士,别担心别人不高兴,忠于科学,反对伪科学,我们都很喜欢你!
　　
　　钟南山
　　
　　钟南山,1936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导,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学会会长和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科协副主席。
　　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钟南山成为响当当的一个名字。国难当头,他无畏无惧。他是一名院士但他更像一名战士;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他冒着生命危险赴汤蹈火,顶住各方压力勇于直言,不仅率先确定了“非典”的病原体,而且率先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在那段谈“非”色变的日子里,不仅挽救了无数国人的生命,而且为夺取全国抗击“非典”的胜利立下奇功。在抗击“非典”的战争中,钟南山是“勇敢战士”;在事关公共利益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上,钟南山同样嫉恶如仇,毫不留情地扒下一件件“皇帝的新衣”,同样有一颗“勇敢的心”。药品药名泛滥、“甲流”疫情瞒报、环境污染威胁等等,都被钟南山痛批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钟南山甚至敢“太岁头上动土”,他说:“珠三角正面临着复合型大气污染的威胁!无论是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其言振聋发聩,其情感人肺腑。
　　点评:对中国而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同“非典”一样也是“国难”,我们不仅要勇敢面对,而且要把钟南山的警世通言当作醒世恒言!
　　
　　龙永图
　　
　　龙永图,1943年5月生于长沙,原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外经贸易部副部长,现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从1986年递交申请起,中国复关和入世的谈判过程用了漫长的15年,许多人“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龙永图参与了其中关键性的10年谈判,并以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目睹了中国加入世贸的历史性一刻。10年时间,虽然饱受争议,但龙永图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符号,一个“开放”的符号。中国入世后,龙永图继续倡导和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同时对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摩擦发表一些与许多国人想法“不一致”的言论,招来许多人的“卖国”非议。即使在入世前,龙永图已经被扣上各式各样的“卖国”帽子。然而他依然坚定地为开放辩护,因为正是那一纸入世协议,从外部确保了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他说:“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我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点评:“开放先生”龙永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的有些话虽然不中听,却让人清醒――因为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二选择!
　　
　　周瑞金
　　
　　周瑞金,1939年10月生于浙江平阳,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导。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周瑞金这个名字远不如“皇甫平”来得有名。1991年,已经在改革大道上走了10多年的中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时间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各种左倾思潮死灰复燃,以反击自由化为名抵制市场经济,质问改革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周瑞金,主持写作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的系列评论,为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了一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振,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18年后的2009年,已经70岁的周瑞金又一口气写下两万字的长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极其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才能获更健康的改革发展。“愤老”下笔洋洋洒洒,一下就打在了缠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恶势力的七寸上。周瑞金说:“一篇文章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就这一支笔啊!”
　　点评:周瑞金扮演着改革守望者的角色。19年前,他那支笔为我们写出了改革的“新思路”;19年后,他那支笔为我们写下的,仍是新改革的“新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瑞金的“这一支笔”写下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啊,何其重也!
　　
　　邵道生
　　
　　邵道生,1942年5月生于江苏无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反腐专家。
　　作为著名反腐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邵道生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的分析和抨击异常深刻、异常猛烈。谈到土地腐败,邵道生断喝:“中国需要一场土地廉政风暴!”说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邵道生建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应以贪污论罪。”论到“既得利益集团”,邵道生痛析:“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不法商人”组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铁三角”,大肆“劫贫济富”,值得警惕!这位反腐“愤老”的言论总是那样直击要害,常常让腐败集团和腐败分子闻风丧胆又无比嫉恨。已经罹患白血病20多年的邵道生的座右铭是“越挫越勇”。他说:“我实话实说,决不低头!”
　　点评:反腐败斗争攸关党和政权的生死存亡。反腐需要战士、斗士、勇士,邵道生嫉恶如仇,奋不顾身,可歌可泣!
　　
　　朱清时
　　
　　朱清时,1946年2月出生,四川彭州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2009年9月,本已“解甲归田”的朱清时重出江湖,欣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南方科技大学的聘书,担任校长。朱清时一直是中国大学校长中最具争议的人物。身为中国科大校长,“教育产业化”大举推进之时,他抵制了烧遍全国的大学扩招工程,中科大坚持不扩招,不建分校,他要“给老师、学生留一个安静的校园,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公开反对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斥其为“吃吃喝喝,做做样子”,中科大没有“做样子”,原生态迎接评估,结果得分不高;他把现行的中国高等教育比作一辆高速飞驰的火车,但“方向错了,所有坐在车上的人都不敢跳车”……朱清时痛斥中国高教的弊端,使他赢得了“敢说真话的勇士”、“史上最朱校长”的赞誉,也使他受到了“过于理想主义”、“不懂怎样在中国混”的诋毁。出任南方科大校长,他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他的梦想是:十年之内,建成亚洲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他的法宝是:“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依法治校”。现在,曾经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朱清时担任了没有任何级别的南方科大校长,开会时他的名字可以随便排在哪,座位也可以随意放在哪。他说:“实际上,我很高兴这种待遇。”
　　点评:中国的大学教育饱受公众诟病,人们把朱清时比作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如果成功,他是英雄;如果失败,他也是英雄!
　　
　　罗援
　　
　　罗援,1968年入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高级将领罗青长之子,原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少将,博导,现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罗援青少年时代最大的愿望是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一名军事工程技术人员,报效祖国。但十年动乱摧毁了他的梦想,因为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他连当兵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为了圆上军旅梦,后来经父亲的老战友“帮助”,罗援被隐姓埋名送到云南边陲的部队当了一名不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特殊“生产兵”。这一段经历对罗援影响很大。罗援入伍后发愤图强,最后成了铁骨铮铮的将军。罗援将军最为国人称道的是,他主张中国现在应该要对美国霸权采取比较强硬的对应措施,“要让美国知道疼”。特别是在中美建交后美国仍然持续对台军售问题上,罗援将军认为:弱国无外交,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弱国了,不可能再逆来顺受了。以前我们总使用什么“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这样的“悲情”语言,试图以此来感化美国人。从实际效果来看,没用!现在我们要说,中国人民愤怒了!我们也要采取实际行动维权!美国不是总教训别人要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吗?现在轮到它自己了,现在是“清算”美国违规行为的时候了。美国必须兑现它所作出的“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台军售”的承诺,要制定出一个路线图,给出一个时间表,制定一个量化标准;我们也要“清算”美国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祸根,并督促美国就“八一七”公报和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进行战略对话。罗援说:“老虎不发威,人家就会把你当成病猫。因此,要适度加强硬的一手,但硬,绝不硬在嘴皮上,而是要有实际行动。软硬兼施,校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
　　点评:罗援将军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的军魂。军魂凝聚军心,也凝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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