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让路:一个河南移民家庭的搬迁史] 河南移民新疆3000万

　　对于何肇胜而言，离开祖辈生活的故乡好像并不是多么悲伤的事情。2011年6月，当他又一次坐上汽车，迁离河南省淅川县丹江畔的老家时，这位75岁的老人没有流泪，甚至没有流露出一点不舍的表情――至少，在他自己的记忆里是这样的。
　　如今，这个瘦弱的老人平静地坐在新家的院子里，他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搬迁，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稳地走完这辈子最后的路程――哪怕再也没有机会落叶归根。
　　
　　不是支援边疆吗，怎么变成移民了
　　
　　很难用什么办法抹去半个世纪的岁月，把何肇胜重新想象成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在他的记忆里，丹江并不像现在的水库那样，有着一望无际的清澈水面。它只是汉江一条普通的支流，奔腾着从家门口流过。何家这个小伙子并没有意识到，这条河会给自己的人生增添那么多的波折。
　　1959年3月，何肇胜所在的下寺公社召开了一次全社大会。会上宣布，县里将选拔一批年轻人去青海省，支援西部边疆建设。何肇胜和大部分村民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大跃进”中，持续的大炼钢铁之后，饥荒已经初露端倪。相比之下，通知中描述的青海生活更加令人向往：去的人每个月都能吃“国家供的粮食”，还能拿工资。当何肇胜回忆起自己当年写在志愿书上的豪言壮语时，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嗓门也大了起来：“我志愿到边疆去建设祖国……”
　　52年前，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头，准备在一个“新天地”里大显身手。那年4月，他和老婆郭富琴因为“身体好、劳动力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获得批准，和500名年轻人一起，带着对“吃公粮”的憧憬，踏上了离家的路。
　　到达目的地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后，他们被安置在一间饭店暂时居住下来时，念过5年小学的何肇胜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路边横幅的标语内容，写的不是“欢迎支边青年”，而是“欢迎河南移民”。
　　“我们不是来支援边疆吗？咋变成移民了呢？”何肇胜急了，赶忙向管理他们的负责人打听。很久之后，他才得到回复：“河南人多，青海人少，我们要搬到这边来帮他们搞建设。”
　　1959年，共有来自丹江口库区的8000余名青年被确定为支边移民。前后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和1万多名家属一起，从中原腹地的故乡，迁移到了2000公里外的青藏高原上。
　　
　　不去新疆了，所有移民全部回家
　　
　　当一个人上了年纪的时候，过去的一切痛苦仿佛都变得不重要了。何肇胜的感觉尤其明显。他跟晚辈们一遍又一遍讲起自己过去搬迁的经历，可语气中却带着“为国家做贡献”的莫大骄傲。
　　按照当时的规划，水库将淹没湖北、河南的3个县，共有38.3万人需要移民。就在何肇胜和老婆移民青海的第二年，他的父母也按照组织要求，搬迁到青海循化的这座农场里。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何肇胜一度觉得，生活要重新展开了。因为“懂文化”，他被任命为连队文书，享受连级干部待遇，每月工资35元。他领着一同迁来的移民在农场里垦荒，并且在1961年有了自己的大女儿。
　　也就在1961年，何肇胜在农场接到了指示：青海不适合办农场，所有移民全部迁往新疆。不过，等他们把所有东西集中起来准备出发时，省里却突然来了第二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不去新疆了，所有移民全部回家。
　　3年的时间，铁路已经通到西宁了。他们徒步5天走到西宁火车站，坐火车到许昌，然后领了10元路费自己回家。等回到自己阔别3年的老家时，何肇胜清楚地记得，“刚好赶上秋天收苞谷”。
　　
　　大坝修好后拦下的河水，
　　竟会淹了自己的家
　　
　　回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尽管重新住上了自家的房子，种上了自家的地，可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踏实的感觉。“大家都知道，再过两年大坝修好了，水还要淹上来，我们还要移民。”何肇胜回忆说。
　　一些过去的线索也因此变得清晰起来。去青海之前，河床中间一直停着一艘大船，“现在想想，才知道是清河堤，准备修水库”。而何肇胜也想起，1958年前后，自己的老父亲一直在给修大坝的民工做饭。可当时老人一直以为，修大坝只是为了发电。“谁能想到啊，大坝修好后拦下的河水，竟会淹了自己的家。”何肇胜说。
　　1964年，停工两年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始复工，何肇胜一家也再次成为库区移民。按照政府安排，因为水库的受益者主要是湖北省，所以由湖北省负责安置来自河南的移民，而何家也在这样的安排下搬迁到了湖北荆门。
　　1966年3月，何肇胜一家第二次踏上了移民的路途。身为生产队长，他随先头部队坐汽车提前到达，而家里的父母、老婆，还有年纪尚小的3个孩子，则与其他村民一起，先坐船再换汽车，晚了几天才到。
　　这一回，移民们很快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上一次“吃公粮”的支边青年了。国家补贴的粮款越来越少，后来干脆直接取消。而当地分配给移民的土地，或者是长势不好的瘦田，或者干脆不蓄水，没法栽水稻。更严重的是，在这里，移民成了不受欢迎的“侵入者”。接受移民的生产队社员曾经在何肇胜面前大声抱怨：“河南的移民是为了国家利益，可不能光让我们大队负担这些啊！”
　　在他们移民3个月后，“文革”爆发，负责丹江口移民工作的长江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被打倒，政府工作几近瘫痪。1967年，为了争夺水源，河南移民甚至和当地的村民发生了暴力冲突。“对方喝醉了酒，拿枪指着他（移民）的头，然后……就开枪了。”当何肇胜说起这些往事时，呼吸急促了起来。他停下来狠命咳嗽了一阵，然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干瘪的脸涨得通红。
　　那段时日，他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顿。家里孩子多，加上年迈的父母，却只有夫妻俩两个劳动力，每天夜以继日地干活也完不成工分，哪个生产队都不爱要他。几年下来，何肇胜发现自己不但没有积蓄，反而欠了生产队好些钱。“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当时只想回家。”何肇胜说。他脸上原先那种骄傲的表情已经不见了，一种茫然的神色逐渐占据了老人的脸庞，很久都没有褪去。
　　
　　这是何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严格说起来，这个时候，何肇胜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在1973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之后，他祖辈生活的老房子已经被淹在水底。可他还是想回去。尽管他知道，回到老家，肯定还要受好多罪。
　　在他之前，很多同村的移民早就背着被子，趁着天黑直接跑回了家。1974年，他给自己办了个假证明，在生产队办好了户口迁移的手续，和全家老小一起，坐着汽车来到荆门，又换火车、轮船，一路奔波之后回到自己面目全非的家乡。
　　他认不出来这里了，眼前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水面，覆盖着自己对故乡全部的印象。可并没有太多时间用来伤感。全家人在山坡上露宿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何肇胜就找到当年没搬走的的亲戚，借来工具搭起了一座简单的小草棚。后来，他又想办法找来些木板，夹着泥土做成简易的屋墙，10口人这才重新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土地是最严重的问题。原来的田地早已被埋在水底。对于这些偷偷跑回来的移民，县委书记在他们的反复要求下最终拍板：可以留下来，但每个人只能在山坡的荒地上开1亩地。于是，那些远迁外地的移民重新聚在了这面名叫乔家沟的山坡上。解放前的何家庄、解放后的下寺公社都已经不见了，“沿江村”成了他们新家园的名字。
　　
　　国家需要你搬，你小利益不能不服从大利益
　　
　　然而何肇胜始终清楚，当时的水库只有蓄洪发电的功能，要想实现南水北调，水库的大坝还要继续加高，水位也还要继续提升。
　　1993年，何肇胜看着一群陌生人在水库边调查了半天，他知道，自己可能又要搬家了。果然，过了几年，正式的消息下来，第三次搬迁的目的地，是河南省北部新乡地区的辉县市。何肇胜回忆，自己听到消息的时候神色平静，仿佛只是听到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我对搬迁可没什么顾虑。”他说，“你舍不得可不行，就是金坑银坑，国家需要你搬，你的小利益能不服从大利益？”
　　这一回，搬迁不再像前两次那样“突然袭击”了。全家人足足在等待中生活了十几年，因为担心补偿政策无法执行，何肇胜没再翻修房屋，也没添置家具，每一天都凑合着得过且过。
　　他已经是七旬老翁了。衰老像水库上涨的水位一样明显：他耳朵背了，讲话要大声喊才能听清；气管炎越来越严重，没说几句话就会抖心抖肺地咳嗽起来；前几年，他又在屋后的山坡上不小心摔断了腿，平常总时不时“钻心地疼”。可他最终还是等到了这一天。
　　
　　只要对国家利益大，再让我搬家，我也会继续搬的
　　
　　在辉县常村镇的“常春社区”，何肇胜的生活重归平静。移民土地还没有拿到，儿子儿媳抓紧时间在十几公里外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孙子孙女们也在新的学校里上学了。大部分时间，老人只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拖着自己带伤的腿，在社区里和邻居们聊聊天，讲讲过去的故事。
　　就在他们新家不远处，一条刚刚挖好的河道从公路下方穿过。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那条改变了何肇胜一家人命运的丹江水，即将从水库中淌出，沿着河道一路北上，最终流到天津、北京。
　　“我们不指望北京人吃水的时候感谢我们。”何肇胜说，“只要对国家利益大，再让我搬家，我也会继续搬的。”
　　斩钉截铁地讲完这些，他颤颤巍巍地撑住拐杖，试了好几次，才勉强从小板凳上站了起来。52年前那个曾经满怀豪情奔赴边疆的年轻人，如今已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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