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原罪”之争|中央大赦民企历史原罪

　　一句话搅动了2006年的岁末寒冬。11月17日，在一个公开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在评论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时说：清算民营企业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业绩。 　　在“问题富豪”不断落马、社会公平呼声日高的大背景下，胡德平掷出这句话，好比把一瓢冷水倒入一锅滚油之中，一时间热油四溅、群情鼎沸。
　　近年来，几乎每一个富豪落马，都会引发一场关于民企“原罪”的大论战，并且从最初的道德义理之争，发展到对一些现行施政方针的质疑；因而也从初期的学术草根论战，波及到了朝堂之上。近日，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一个公开会议上表示，当地各级党委、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失败要给予宽容。“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
　　
　　何谓原罪
　　
　　原罪一词来源于圣经，本意是人皆带着无法洗脱的罪孽而生。按照这个词的本义来解释，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解释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时下人们所争论正酣的“原罪”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一些民营企业家或者“第一桶金”来路尴尬，或者利用非法手段在短期内积累起令人咂舌的巨额财富。如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骗取银行贷款逃废银行债务的金融“大鳄”，“官煤勾结”的黑心矿主，黑白两道的刘涌式“企业家”，赖昌星式官商勾结的走私巨富，以及制假贩假、污染环境、压榨员工的“血汗工厂”老板……
　　现在回过头看，“民企原罪说”出现于本世纪初，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官场腐败现象蔓延和风起云涌的“国企改制”浪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近两年民企“风云人物”不断落马、社会公平呼声日高的大背景下，“原罪”一说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认可。
　　
　　有耶无耶
　　
　　民企“原罪”说一经产生，就成为争论的焦点，有耶无耶，两派人各持一端，针锋相对。
　　不少人认为，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戴上“原罪”的帽子。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就是一个高调的反“原”派。2003年9月，他在央视一个节目中公开表态，这种原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民营企业家明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怎么成了原罪分子？这简直是大倒退。
　　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原罪”一说也不以为然。吴认为，应当把凭勤劳、凭努力经营的人和靠权力暴富的人分开。现在很多人把他们混为一谈，一出现一个贪污犯、黑庄，就认为凡是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的，这并不合适。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德禄认为，民企“原罪”说是一种歧视。事实上，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说他们有“原罪”，而偏偏把矛头指向一直处于夹缝中成长的民营企业呢？这是几十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维定势的延伸，是一种误解和误导。
　　相对于“无罪论”的振振有辞，持“有罪论”的群众基础更为深厚，更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而此时，矛头所指的民营企业家们大多保持缄默，其态度耐人寻味。作为局内人的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日前，和君创业总裁李肃向国家立法机构上交了一封名为《解决“民企原罪”是建立和谐社会与有效反腐的重要基础》的公开信，信中首次提出了“原罪”与“犯罪”之间的区别，将民营原罪分为改革性的探索原罪、发展性的被动原罪、以及普遍性的道德原罪。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原罪多属于改革界限不清的无知之罪，上个世纪90年代的被动原罪属于民营企业配合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跟随违法，而现在的道德原罪则是延续“法不责众”的行业潜规则而形成的普遍性问题。由于这封信征集了一线民营企业家的意见，并且在全国工商联内部经过了讨论，因此可以被视作民营企业家的一次“集体回应”。其核心就是：承认“有罪”，但罪不在己，所以不应被追究。
　　
　　该不该追究
　　
　　目前，如何对待民企原罪，有三种基本观点。
　　一是大赦派。即承认有原罪，但又认为，当初中国私营企业主是在非常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之下起步的，种种不规范行为难以避免，比如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坦陈赖过账、走过私，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曾卖过没有用的软件，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卖过高水分玉米饲料等。因此对待私营企业家要学学古代“大赦天下”的传统做法，在时间上进行“切割”，既往不咎、下不为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认为，在已有的存量问题上纠缠不清、追究历史旧账，容易激起既得利益者的抵抗，而着眼在未来的增量上明晰分配规则，则能够促使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逐步实现“阳光化”。
　　二是清算派。主张必须追究原罪。要通过反腐败的形式，把非法转移的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追回来，彻底清算私营资本的合法性。清算派提出，不管是原罪也好，犯罪也罢，只要违反了行为发生当时的法律，不管企业现在的规模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是否进入了世界500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网上有人说，我们需要向俄罗斯学习，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清算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清算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
　　三是折中派。不赞成“一律宽大”，也不赞成彻底清算追究。他们主张“在有原则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大赦”，所谓原则，就是该追究的要追究，大赦要有条件，不应将不同性质的“原罪”混为一谈。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法律制订总是滞后于现实发展，刻舟求剑式的制度性追溯，与当下的发展形势格格不入。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企可以借此空间用挑战法律的方式获取灰色甚至是黑色收益。因此应该明确地将“原罪”区分为经济探索过程中的制度性求新原罪，以及突破法律底线的权钱交易原罪，给予截然不同的处置。对于那些利用腐败权力获得的非法资产，比如说商人通过行贿官员“贱买”的国有资产、获得的廉价土地等，就不能以“原罪”赦免为借口来逃避制裁，就应该坚决给予清算追究。
　　
　　政府的态度
　　
　　细心人可以发现，当前“原罪”一说只是盛行于民间和学术界，虽在“江湖”上吵得天翻地覆，但并未登上“庙堂”，官方并未正式认可这一提法。
　　虽然未经正名，但政府在具体施政中，却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一问题“迎面相对”。但观其处理具体案例的态度，总体上给人以“慈眉善目、宽大为怀”的感觉。特别河北省委2004年出台的一号文件，更被视为“豁免”民企原罪的一道金牌。
　　河北省在这个名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的文件中，提出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以内的，也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此文件一出，当时曾招来不少质疑和谩骂。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将潜规则显化，将暗地里操作的摆上台面。因为纵观当今现实，真正被追究“原罪”的民营企业家，实在少之又少；有个别甚至是被行贿的贪官落马了，行贿的民营企业家仍然能安享富贵。政府态度的暧昧，导致民间的情绪更加激愤。
　　在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讲话中，虽然没有出现“原罪”一词，但其关于民企“创业初期的‘不规范’”的提法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原罪”的代名词，而其话语中流露出的宽容、慈爱甚至欣赏，引发民间舆论的强烈反弹。
　　此前，不论是学者“激言”还是草根的“放炮”，再怎么激烈都只是一场“空战”，并无现实的杀伤力；而主政一方官员的公开表态则不同，它代表决策者的政策意图，代表施政的方向和路径，会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种种具体举措。因此，汪这番话的分量重逾千钧。
　　并且，有人特别指出，汪洋要求“宽容”的，并不仅仅是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原罪”，更强调现在进行时和未来时的“探索”。如他提出“坚持先发展后规范”，才能“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曾把对待民企比喻为“带孩子”。孩子有两种带法：一种是从小就要教他懂礼貌，守规矩，犯了错误就要打屁股，这样他长大才能成为一个好青年；再一种就是一味纵容溺爱，任由他无法无天，这样长大了以后就可能会进监狱。而汪无疑属于后一种带法。
　　对于汪洋的讲话，有媒体尖锐地指出，“这说明他也许并不是真的爱民企，而只是爱自己的政绩；也说明他习惯于人治思维，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能领导想宽容就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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