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资料引用官方数据,监管缺位导致谜团重重]缺位 缺乏 缺

　　红十字基金会入选“最透明基金”遭质疑 　　 　　本报记者 龙婧 发自上海 　　 　　因为有了“郭美美”等一系列慈善风暴，今年是公众对基金会透明度高度关注的一年。
　　
　　11月28日，《福布斯》中文版第三次发布关于慈善基金会的榜单，首次推出中国最透明的25家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下简称“真爱”）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分列前两名，红十字基金会列第三。
　　
　　美国模式和中国情况脱节
　　
　　这是福布斯首次对基金会进行透明度排名。但对基金会的评选，则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当时榜单的名字是，“中国最佳慈善基金会”。
　　
　　“前两年反响都没有今年大。说实话，这两年我们一直找跟中国现实相符合的评选体系。”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说。周透露，他们此前的评选体系，是参照了美国福布斯的“最佳慈善基金榜”，很多搬了美国的模式。
　　
　　“做了两年之后，我们发现美国的评选体系跟中国情况有脱节，衡量基金会的效率，中美监管标准都不一样。比如国外的有个指标，是筹款的效率，管理的效率，慈善基金有多少，管理人员多少，但这个套中国的现实就有一点点问题。”周健工说，前两年说实在仅仅是做了，不是非常满意，这两年他们一直在不停地征求业界的意见，怎么找出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到了今年，结合到一系列关于慈善不透明引发的风波，有人提议，干脆就做个透明度排行榜吧。
　　
　　周健工说，结合两年前的经验，他们参考了中国对慈善公益基金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以及民间机构对公益基金会信息披露所做的研究，如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独立研究开发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又征求了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列了6个大项共计100分作为评选标准。
　　
　　评选体系确定后，他们选择截至2011年10月31日在基金会中心网上，2010年年度公益支出排名最高的100家公募基金会和100家非公募基金会作为考察对象，以增加入选基金会的覆盖面。
　　
　　受到质疑意料之中
　　
　　评选结果遭到争议后，福布斯中文版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说，他们这次的评选重点关注了基金会的基本信息、筹款信息、项目执行信息、财务信息及日常动态信息等方面。
　　
　　“被福布斯选中的基金会，并没有得到通知，我们也没有额外向他们索求资料。”周健工说，这次榜上的很多基金会，大家都相熟多年，如果问他们索要资料，大家肯定会提供，但这样就显示不出来公平性。因此，所有的资料，都来自于基金会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他们的人员根据搜集来的素材，一项项地打分。
　　
　　周健工表示，在他们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基金会在规定披露的期限后，都没有内容出来，他们的榜单从10月份开始做，那时候，披露期限已经过了差不多半年，但很多基金会的内容根本搜索不到。
　　
　　他还回应很多人质疑红十字基金会为何能排第三名。“事实上，我们根据项目去打分，他的确有94分。”周健工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建立了强大的捐款查询系统，普通公众可以查询捐款人姓名、捐款时间、捐款类别、捐赠方式、捐赠金额、特别说明等等。”
　　
　　他还举了例子，红基会在官网公示小天使基金的资助对象、申请方式、审批流程等细节，打破地域、时间及其他莫名因素的限制，让潜在资助对象拥有相对平等的机会，“这些是很多基金会都还没有做到的”。
　　
　　但周健工也表示，福布斯并不能保证各基金会所公布的材料的真实性。“每个上市公司都有年报，但年报也有可能弄虚作假。”对于这份榜单在公布之后受到质疑，他表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中国慈善在经过今年一系列不透明的事件后，很多人对慈善基金会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甚至要求把慈善体系推倒重来。实际上，推倒重来是不现实的，只有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革。”周健工说，他也坦承，福布斯的这个榜单并不是权威，也不会是标准，“我们只希望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而慈善要真正做到透明，是捐赠人、社会和基金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两个教室换来标准化
　　
　　得知自己的基金会在“最透明基金会”榜单中排名第一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写了一封邮件发给员工和几千名捐赠者。在信中，她写道：“透明本身不是公益的目的，而通过透明披露和高效的执行获得捐赠的持续的信任与支持。”
　　
　　在潘江雪眼中，“透明”并不是特意去考虑的问题，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注定了这个透明结果。
　　
　　注册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之前，潘江雪等人一直在西部进行一对一助学活动，助学进行7年后，他们发现，随着国家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面力度和西部投入的加大，西部孩子上学和学校这些硬件变得不再是难题。难题在于，学校的软件太差，小孩眼界有限。于是，他们决定做一个“梦想中心”―使无论是偏远乡村的孩子，还是城市农民工的子女，都能够基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2007年9月，潘江雪和合作伙伴吴冲、王吉绯等在香港注册了“真爱梦想”非营利性组织，注册资金300万港币来自于他们的私人财产。而理事会的人员，基本上是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
　　
　　1个月后，1号“梦想中心”和2号“梦想中心”在阿坝州马尔康县中心小学和康山九年一贯制学校正式开工兴建。基金会的设想是，将学校图书馆改造成为一个多媒体网络教室，他们给学生提供电脑课件和培训老师。
　　
　　潘江雪、吴冲和其他几位创始人前往马尔康，开始了招标。但很快，他们发现政府介绍的参与招标的5家公司有串标行为，而且报价偏高，最后，几个人只好自己去找了一家施工队。
　　
　　1号和2号梦想中心的建设不算顺利，学校开工是在11月，但很快严寒袭来，油漆全部被冻住，只能重新购买，购买的家具运到学校，山路难走导致运费奇贵，尤其是最后一段从县城到学校的路最为难走，必须大车换小车，运费再加一笔。5个月后，1号中心建成，光建设资金就用掉11万，这大大超出了预算。
　　
　　“两个学校建下来，我们意识到这个方式必须要改进，我们不可能每做一个中心，就过去招标监理。”潘江雪说，教训虽然惨痛，但对基金会后来的发展帮助却很大。在朋友的帮助下，基金会借鉴了宜家的模式，将“梦想中心”模板化、标准化、规模化。比如将书架改为可以拼装的标准单位，又将实木地板改为可以直接安装的复合木地板。
　　
　　朋友还帮他们编写了《建筑施工手册》，校方只需要按照《手册》，再聘请几名工匠，就可以将梦想中心搭建。而基金会还在江阴建立了物流中心，一旦希望中心选点确定，他们就根据教室的大小和尺寸生产出模板，由物流发往学校所在的县城。受到捐助的学校，则自费前来拉材料，这样也避免了最后一公里由于交通困难而增加运费。
　　
　　标准化后的好处很多。潘江雪他们不用再头疼于招标，也不用再亲自监控建筑质量。校方只需在搭建完成后，根据《手册》中规定的4个角度拍好照片发邮件给他们就行。
　　
　　希望工程觉得太麻烦
　　
　　最初都是自己的钱，加上做金融的出身。从一开始，基金会就有随手记录的习惯，每天做了什么事情，花了什么钱，都会记录下来，每个月再做成月报。但也正是这种习惯导致了他们跟最初的合作方希望工程分手。
　　
　　希望工程觉得真爱太麻烦，一个凳子一个椅子都要记账，增加了他们的审计难度；而真爱这方则觉得，“希望工程”的活太粗糙，而且他们一直热衷于建希望小学，这已经跟不上时代。“我给他们说，现在硬件上去了，好多希望小学都废弃成猪圈了。”潘江雪说，但对方回答他，他们就是要建。潘江雪说，几个月后，双方分手。
　　
　　但希望工程拒绝把真爱的钱归还，他们的理由是，真爱在内地并没有注册，无法退还。“如果我们没注册，我们的钱只能拿去建希望小学，直到花光为止。”潘江雪说，这逼得他们在上海寻找注册。跟民政局官员面谈的那天，正好是2008年5月12日，谈完出来，潘江雪发现所有的人都因为发生在四川的大地震而跑到了大街上。
　　
　　潘江雪他们投入到救灾中，因为此前他们曾多年在四川做公益行动，因此很快组建了一支救灾团队，以个人筹款方式在赈灾救济中累积筹款超过258万元,并通过一支仅7人组成的管理团队协调整个系统，带领其在四川的志愿者团队向灾区运送物资超过70吨，其中超过40吨货物由志愿者直接配送到受灾中心村镇。灾后一周内，真爱梦想运送的帐篷数量高达全国总数量的3.6%；棉被、睡袋数量达到了全国总额的0.89%。
　　
　　真爱梦想在救灾中的梦想打动了民政局的官员，在2008年5月28日，他们拿到允许注册的批文。
　　
　　商业模式引入基金会
　　
　　2008年8月份，基金会正式成立。潘江雪和吴冲做的第一件事情，花钱外聘了财务总监，帮他们监管资金。“这是我们干金融这行的习惯，我想都没想过不去这样做。”潘江雪说，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商业模式引进基金会中。随后，他们又聘请了一个亚洲著名律所的合伙人做他们的法律顾问，以规避法律上的风险。
　　
　　在金融机构时的商业模式也被引入了基金会中，理事会建立一系列标准化的流程控制系统，2010年时，他们建立了TOR(Termofrefernce）系统和时间计划表系统，而2011年，他们又开始建立各部门关键业务程序标准。而在2010年，他们参照上市公司的标准，发布了年度报告。
　　
　　“东西一旦规范化了，自然就透明多了。”潘江雪说，这让很多捐款者都跟他们有了二次合作的机会，在他们的统计中，差不多一半的捐赠人都会二次捐赠。他们的梦想中心，也呈几何复制。2008年，12家梦想中心建成；2009年是51家，2010年是169家，2011年，将达到400家。
　　
　　他们还成立了投资者关系部门，作为捐赠者，在真爱梦想享有的权利是他所捐赠的梦想中心的竣工报告，每个月一次的工作月报，以及梦想中心的运营报告。到了年报发布时，捐赠人代表还会被邀请参加发布会。
　　
　　在这次福布斯的透明度评选上，100分的满分，真爱基金得了97分。失去的3分在日常事项披露情况和披露机制/渠道/频次两个项目上。为此，真爱基金特意开了一个会找原因，最后IT部门做了检讨。
　　
　　潘江雪解释，他们日常实行披露其实很频繁，基本是有事情都往上面发一条，但这也导致了东西过于琐碎，很多人反映资料不太好找，而且由于内容太多，很快服务器就被撑爆了。“我们因此就对内容进行了删减，删除了一部分以减轻服务器的负担。”潘江雪说，他们也尝试过改版，但因为网站改版需要钱，为了节省资金，他们只有找志愿者来做，因此一拖再拖。
　　
　　全国慈善组织接受捐款下降八成多
　　
　　本报记者 崔? 发自北京
　　
　　尽管人们依旧对红基会有着种种不满，但无奈的是，在中国，似乎没有比它透明度更高的公募基金会。
　　
　　“‘郭美美事件’积极效应已经显现，关联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迅速推出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公众可先期查询青海玉树地震的捐赠数据。虽然查询数据中尚有瑕疵，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是《福布斯》中文版对它的评价。
　　
　　“我们欢迎对红基会的工作做出评价，事实上这几年红基会的透明度在公众的监督下是不断地进步的。”红基会秘书长刘选国这样回应本报记者。
　　
　　但事实上红基会的“进步”并未令人满意，《福布斯》中文版所赞赏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到目前依旧只是一个试用版，关于舟曲泥石流、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等多项捐赠信息，在这个平台上也是阙如。
　　
　　据由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今年12月7日，基金会总数达2528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199家，非公募基金会1329家，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悄然超越了公募基金会。
　　
　　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他们所掌握的基金会历年年报中，项目信息的覆盖率，还只有24%，而绝大部分的基金会运作情况依旧难以跟踪。
　　
　　慈善组织获捐赠下降八成
　　
　　也许可以认为，红基会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直接由“郭美美事件”促成。7月8日，全国各基金会近300名负责人联合发出了《公益基金会“晒账单”倡议书》，当时，“郭美美”走红不到两周，人们正饶有兴致地猜测“郭美美”的男友身份。但这些基金会的负责人显然已经感觉到，“郭美美事件”能给予整个慈善事业致命一击。
　　
　　“没有透明，慈善就会缺少公信力，因此，一点流言蜚语就可以引爆整个网络，一件小事情几乎抹煞中国几代人做的所有善行。”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费约翰在上述倡议聚会中说道。
　　
　　这得到了许多人认同，也包括漩涡当中的红基会。7月30日，红基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试运行版发布，将青海玉树地震的捐赠收支情况予以详细公布，只要输入捐款人信息，即能查询捐款的去向。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杨团说：“玉树地震各个基金会拿到的捐款都被一纸通知全部收缴，划归到青海省来使用，实际上变成了地方财政，社会对慈善捐赠的热情一下就冷下来了，钱都给了地方，到底做了些什么，最后谁也不知道。”
　　
　　在玉树地震后，红基会收到的社会捐款钱物总数高达206亿，选择在一年后公布账单，显然是希望填平红基会与捐款人之间的信任鸿沟。但事与愿违，据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3-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62.6亿元；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的6-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到86.6%。
　　
　　捐款数字多少居然成谜
　　
　　红基会的官方网站对《福布斯》的榜单十分认可，在其网站新闻稿中还特意提到，在《福布斯》杂志2009年11月首次公布的“中国慈善基金榜”上，中国红基会位居全国公募基金会排行榜第一名。
　　
　　“如果非要在基金会中进行透明度排名的话，我觉得将红基会放在前列并无不妥，但跟中国所有基金会一样，红基会要补的功课还有很多。”杨团评论说。她向时代周报介绍，中国慈善界真正开始走向透明化还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
　　
　　“2007年全国的慈善捐款是差不多310亿元，2008年由于地震一下子攀升到1000亿。”杨团说。她每年都在为社科院主持《慈善蓝皮书》的编撰，但对于2008年的捐款数字一直并不清楚，“民政部先告诉我500亿，后来告诉我700亿，最后告诉我800亿，因为各个口径的统计非常不容易，最后我跟民政部商量一下我们折中，我们发布了700亿，后来又有说法说其实2008年捐款就突破了1000亿，由于在财务上无法统一，捐款数字是多少居然成了个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介绍，在2008年汶川地震前，红基会的国家拨款占到90%，民间捐款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在这种结构下，对捐款的管理必然是行政化的，中国红十字会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对红基会进行审计，主要目的是满足国家宏观财政预算管理的需要，但汶川地震后民间捐款井喷，才有了对捐款进行社会监督的要求。”
　　
　　在2008年5月，时任红基会副秘书长的刘选国曾在人民网上与网民交流，没想到一上来就被不断求证各种关于红基会滥用捐款、虚开发票的传闻。刘选国的回答是“我们会主动接受国家的审计和司法监督的”，并没有提及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但在压力下，红基会不得不做出改变，包括设立专项基金管委会、建立资助评审制度、引入第三方监督等一系列新举措开始推行。2009年，中国红基会又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聘请23名知名人士和专家担任社会监督委员，公开招聘了15名监督巡视员，巡视、回访、监督重点公益项目的执行情况，及时督办改正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两年多来，社会监督委员会共发出50多期监督巡视报告。
　　
　　杨团也应邀担任了红基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但实际上也就是挂个名字而已，”杨团说道，“要跟踪每一个项目账目、每一笔捐款的使用情况，谈何容易。成立监督委员会有必要，至少态度上表明我愿意接受社会监督了，但真正要起到效果，还是要给委员适当的权力。”
　　
　　借慈善之名进行经营
　　
　　除了公募基金会的行政体制惯性之外，非慈善的利益角逐对慈善透明的阻力更不可小觑。“中国目前有2000多家基金会，其中1300家基金会没有网站，800多家电话联系不上，有的甚至称基金会的信息是商业机密，不能提供。”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曾对媒体说。
　　
　　在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宣称，在当时全国2270家基金会中，信息采集的完整度已达到了92%。“大家通过基金会中心网，搜索和检索到的基金会信息是基本完整的，是可信的。去年7月8日，我们只有520家基金会的887份年报信息，到昨天为止，已经有2009年的1717家基金会年报信息，财务信息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4855份。”
　　
　　正是通过基金会中心网汇集的数据，人们才了解到，净资产规模最大的不是红基会，也不是青基会，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河南省宋基会，2010年捐赠收入高达10亿，公益的支出却仅为1.39亿元。据新华社报道，原因在于河南宋基会通过“公益医保”项目，在农村地区向农民吸金，涉嫌变相进行高息揽储。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外部监督的缺乏，才让借慈善之名进行经营的公募基金会得到了存在的空间。
　　
　　民政部在8月也公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希望从政策层面推动慈善的透明化。其中提出，“日常性捐助信息应在捐赠接受机构收到捐赠后的7个工作日内披露捐赠款物接收信息；重大事件专项信息应在捐赠接受机构收到捐赠后的24小时内披露捐赠款物接受信息或按有关重大事件处置部门要求的时限披露。”
　　
　　这对基金会而言将会是不小的难题，但如何监督，谁来监督，意见稿语焉不详。“由政府进行全程监管的思路不会有很大成效，目前我国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执法力量均不健全，”王名分析说，“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慈善组织可以由政府直接监管，规模和影响较小的组织则可以由专业民间监管机构监管，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审计公司，其余的依靠公众和媒体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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