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集体农庄]集体农庄

　　塔尔迪库尔干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阿拉木图以北200多公里处，距中国边境只有100多公里，坐落在阿拉套山脉西端的绿洲中，山脉的东南麓就是新疆著名的风景区――塞里木湖。塔尔迪库尔干是阿拉木图州所属的一个区(哈萨克斯坦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州、区、村三级)，区政府就设在塔尔迪库尔干市。从阿拉木图市乘车北行，绕过伊犁河下游的卡普恰盖水库，大约三个多小时就到了这座白杨树林和绿洲环抱着的小城。
　　
　　乡村里的“废都”
　　
　　迪纳拉的家在塔尔迪库尔干城南郊17公里处的阿尔迪别尔根诺夫村。阿尔迪别尔根诺夫是这里当年推行集体化的一个著名带头人，本地的哈萨克人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哈萨克斯坦第一批集体农庄，因此，这个村庄就以他的姓命名，直到苏联解体。这个农庄也是全独联体中最后一批解散的农庄之一。农庄解散以后，政府下令使用十月革命前的古地名――楚巴尔。可是，如今的当地人仍然习惯用普通农民的姓名称呼这个村庄。
　　按地址没费多少事就找到了迪纳拉的家，迪纳拉高兴地向她的母亲――一位典型的哈萨克族妇女介绍了我们。这是一个在当地不算大的家庭：父母务农，哥嫂外出打工，还有一个弟弟在城里上学。一半的人口不在家，使这个宽敞的宅院显得冷冷清清。迪纳拉的家是一座高大、敦实的平房，坐落在“50周年大街”上。据迪纳拉的母亲介绍，这座平房是25年前修建的。当时集体农庄对民宅建筑实行统一规划，所以他们家的房子也按同样的风格设计修建。当年正值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建立50周年，街名也就由此而来了。
　　迪纳拉的父亲去地里干活还没有回来，我们便先在村里转一圈。想不到这走马观花的一圈转回来竟然用了3个多小时。全村共由8条与“50周年大街”一样规模的街道组成，街与街之间相距200多米。房屋都邻街整齐排列，每户人家之间相距60多米，空地与道路间用木制栅栏和各色树木分开。每家都有一块菜地(类似中国农村的“宅基地”)，他们大都在临街的一面种上果树和花草，而在房后种植各种蔬菜(我注意到大多是土豆和洋葱)。每户居民都有着如此之大面积的“自留地”，足以让中国农民羡慕死了。
　　全村的八条大街并不是简单地南北纵向排列，在村庄的中心还有一个当年集体农庄时遗留下来的行政、商业、娱乐、休养、教育的综合设施建筑群，其规模不亚于中国西北的小县城。这个建筑群的中心是一个小广场，在显著位置上伫立着这个集体农庄创始人阿尔迪别尔根诺夫的铜质塑像，而在他的左右两侧还各排列着十尊这个村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卫国战争中的英模塑像。令人感慨的是，这些塑像不仅造型宏大，而且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一看便可知出自造诣较高的专业雕塑工作者之手。
　　百货商店、食品店、书店都颇具规模，俱乐部里还依稀可以感到当年的几分豪华。但如今所有这些服务设施全都关闭了，街心的喷水池里已经长满了杂草。迪纳拉指着一座四层楼房告诉我，这是卫国战争时期抚养来自苏联各地孤儿的国际儿童村，战后成了集体农庄的幼儿园，她的幼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随着苏联的解体，这所儿童教育机构也就关闭了。现在，在这座楼所有高大的门窗上看不到一块玻璃，它们全都被粗大的木条封着。
　　距国际儿童村不远是本村的学校。哈萨克斯坦仍然沿用着苏联时期的教育体系，初等、中等教育为十年一贯制，完成后即可考大学。这所学校的外观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所乡村中学，其规模之大不亚于我国中等发达地区城市里的中学。迪纳拉介绍说，在哈萨克斯坦国内乃至国外都有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经常赞助母校，这不仅使这所学校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也使教育质量得到了提高，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考入国内或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大学。她本人就是从这里直接考入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的。说到这里，迪纳拉眼中流露出几分自豪。的确，从乡村中学直接考入全国的一流大学，若在中国也会被当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走下马背不久的农民
　　
　　回到迪纳拉的家里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迪纳拉的父亲已经从地里回来，坐在庭院中一张大桌子旁等着我们吃饭。迪纳拉的父亲叫努勒姆江，虽然比我大不了几岁，但经年的风雨却使他显得苍老得多。努勒姆江身上透着哈萨克人的豪爽，他用热腾腾的茶饭招待我们。他的热情缩小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了目前的农村生活上来，努勒姆江毫不隐瞒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在苏联解体前，努勒姆江是集体农庄里的一名会计，妻子是国际儿童村的保育员，全家基本上靠工资生活，除了抽空经营一块自留地，几乎没有干过什么正经的农活儿。苏联解体前，努勒姆江和别人合伙外出做生意，虽然跑了不少地方，还去过中国，但不仅没赚到什么钱，还错过了家乡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他们家因为户主不在家而没有分上土地。生意做不成了，现在只好租种别人的两公顷地养家。努勒姆江的话中透着一些无奈。据他讲，从前根本不知道怎么种庄稼，而且也看不起只会种地的父辈。可现在不行了，集体农庄和国际儿童村都不存在了，夫妻二人同时没有了工资收入，不得已，只好学着别人的样子种地，到现在已经干了两年多。
　　迪纳拉家租的两公顷地主要都种一些经济作物，1998年种的是胡萝卜籽，收益不太好。1999年又改种了洋葱，结果仍然卖不出去。经营的不利倒还不至于给迪纳拉全家的生活造成困难，但是生产的继续和扩大、迪纳拉姐弟上学的费用(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每年学费一般为1500多美元)都需要现金支付，这就使作为一家之主的努勒姆江承受着过于沉重的压力。当然，面临这种压力的不仅是迪纳拉一家，也不仅是阿尔迪别尔根诺夫一个村庄的农民，整个哈萨克斯坦的经济都正在经历着由“断奶”向成熟发展的考验。原国有形态逐渐消失、大型企业开工不足、城市居民购买力下降、农业产品压低至成本价以下仍卖不出去，在这种社会生产的恶性循环影响下，像阿尔迪别尔根诺夫这样的小村庄，经济生活几乎回到了物物交换水平。这一点在迪纳拉家的餐桌上就得以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蔬菜、水果、奶制品和部分肉食都是自己家生产的，而面粉、大米等都是用自家的农产品换来的。生产规模和方式也发生了退化，当年集体农庄的机耕站解散了，代之以新成立的个体农机公司，但农民们往往因为出不起租金，又回到了同拥有大牲畜的农户换耕互助的阶段，只是这种互助关系是建立在部族血亲关系基础之上的。
　　哈萨克民族历史上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水草而居”的习性使他们很少有一个部落在一个地方连续居住超过百年。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也就是20世纪以来的事。一个习惯于向草原、森林索取所有生活资料的民族，开始摸索着通过经营土地来养活自己，这当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是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使我更加有兴趣想知道努勒姆江们是怎样种地的。谈到深夜，意犹未尽，我们便说定第二天早晨到地里看一看。
　　
　　传授中国农民的经验
　　
　　努勒姆江的地是向自己的族人租的，在村东五公里的地方，从村里乘马车要走半个多小时。2000年努勒姆江种的是洋葱籽、胡萝卜籽和向日葵，各类作物生长得还不错。但土地规划和修整得实在不太讲究，完全没有中国农民畦、垄的概念，只是在一片还算是方正的地的四周修起一圈土坎，将洋葱、胡萝卜、向日葵用畜力机械播种到地里，等长到一定高度后就放开渠水漫灌，当杂草高过作物的时候，才用手去拔草，而从不使用锄一类的农具，收割时用马拉机械。
　　我没有当过农民，但多少有过种菜的经历，而赵老师则是关中农民的儿子。于是我们侃侃而谈中国菜农打畦的要领、合理密植、间苗等极其一般性的概念。努勒姆江果然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不断用铅笔在小本上记着什么。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我们钻进了一个看地的棚子里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努勒姆江说，他曾经跟东干人(中亚的民族之一)、朝鲜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学过种地，就是还没有跟中国农民学过。他粗略估算后认为，如果按中国农民的方法耕作，产量起码可以增加30％，他衷心地希望能有机会与中国农民合作。据我所知，几年前的确有中国农民在哈萨克斯坦种过大棚蔬菜，但成规模的农业合作尚没有开展过。但愿努勒姆江的希望和计划能够在不久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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