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与摩擦中前进_中美贸易矛盾摩擦

　　今年我国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APEC第十三届双部长会议和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十月中下旬在我国上海举行。这是今年我国外交上的一件大事，也是APEC本身的一件大事，有关方面都对之寄予厚望。读者也想更多地了解APEC。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曾长期担任中国APEC高官的王?生大使。
　　
　　问：APEC成立以来主要有哪些成就？是否也有一些矛盾和争议？
　　
　　答：APEC成立以来取得了不少成绩，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APEC领导人1993年在西雅图“经济展望声明”中庄严承诺，要深化“大家庭精神”，并且明确指出，“这种大家庭精神的基础是为我们的人民争取稳定、安全和繁荣”。
　　这是APEC发展史上一项带有战略性的成果。如果说APEC成立后的头几年是奠基和探路，那么这一最高级别的承诺则指引了APEC前进的方向，赋予它血肉和生命力，第一次适应了“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愿望。
　　但这一成果是来之不易的，经历了一场相当尖锐的斗争。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实现美国主导的，以经济、民主和安全三要素为支柱的“亚太共同体”。但日本和韩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印尼等东盟大多数国家强烈反对，中国也不赞成。面对现实，克林顿知难而退，在最后关头对“共同体”一词做了新解释。他说，这里所说的“共同体”，不同于欧洲式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以大写C开头的“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而是以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小写c开头的一个亚太地区的大家庭似的“共同体”(后来大家索性把这个小写c开头的“COMMUNITY”译成“大家庭”)。各有关方面为了寻求合作，避免对抗，一般都顾全大局，表示赞同或不再反对。这实际上是一次带有历史性的妥协，各方都作了重大让步，体现了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一种相互关照彼此利益和立场的时代精神，以及平等、和睦的新型国际关系。它不仅对APEC具有重大意义，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也具有深远影响。
　　2．APEC领导人1994年在茂物“共同决心宣言”中明确承诺，“最迟不晚于2020年完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考虑到各经济体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发达经济体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不晚于2020年。接着，次年便制定了“大阪行动议程”，各经济体都作了“首次投入”。1996年各经济体都递交了相关的“单边行动计划”。
　　这一承诺(按两个时间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随后的行动，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维护和推进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具有重大影响，为APEC绘制了一幅前进的蓝图。但这也是来之不易的，“绘图”过程争论得也相当激烈。
　　如，美国主张各经济体都按同一时间表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马来西亚反对有任何时间表，中国主张时间表应是“意向性的”。后来大家按印尼方面的意见接受了两个时间表，给发展中经济体晚十年时间的照顾。这一折衷妥协是实事求是的，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本着“大家庭精神”对发展中成员的某种照顾。
　　又如，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加坡和香港等，强调按两个时间表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约束性”和“全面性”，日本和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强调要“在自愿基础上”并允许有必要的“灵活性”。后来“大阪行动议程”在“一般原则”中明确规定，要按时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并在第一条中标明了“全面性”，但第八条中又标明了“灵活性”，表明考虑到APEC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每一个经济体的不同情况，在处理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方面，允许有“灵活性”。这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事实上，会后有关成员都各取所需，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再如，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本应遵循“非歧视原则”，但美国强调其国内法，不同意实施这一原则。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但APEC其他成员都支持中国立场，形成了美国独家坚持的僵局。最后在中国据理力争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在行动议程一般原则的第四条标明“非歧视性”，说，APEC经济体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过程中，将在它们之间“实施或努力实施”非歧视原则。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有利于中国的妥协，但也照顾了美国的立场，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3．茂物会议在制定贸易投资自由化两个时间表的同时，明确提出“发展合作”（次年日本作东道主期间把它改为“经济技术合作”）。1995年“大阪行动议程”把经济合作单列一大部分，领导人“共同行动宣言”也明确宣布，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1996年领导人苏比克会议通过了“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并把人力资源开发、稳定安全和高效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及中小企业确定为经济技术合作的六大优先领域，同时鼓励各成员在自愿基础上为经济技术合作做出贡献。1997年温哥华会议又决定成立高官会分委会负责执行这个框架宣言，并通过了加拿大关于促进基础设施领域私人投资与合作的框架文件。其间及以后，还根据江泽民主席的倡议，召开了多次APEC高科技工业园网络会议，制定了“走向21世纪的APEC科技产业合作议程”，通过了马来西亚提出的“技能开发行动计划”。所有这些，对APEC的健康成长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分歧和争议也不少，主要表现在：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否真正具有“同等重要性”，二者相辅相成，抑或前者服务于后者，仅起“补充作用”。
　　4．产生了“APEC方式”。
　　西雅图会议声明，要“深化大家庭精神”。然而，什么是“大家庭精神”，西雅图会议没有回答，但APEC从西雅图到大阪的实践做了回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观察形势，总结经验，于1996年在苏比克会议上提出了以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为主要内容的“APEC方式”。
　　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不大喜欢，一度甚至反对，认为这种方式影响APEC效率。但后来还是接受了――虽然有些勉强。“苏比克宣言”宣布了“APEC方式”的诞生，说，“APEC的力量来源于它的多样性以及我们共同对大家庭的展望”；“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对于APEC在本地区和全球发挥积极影响是至关重要的”。1997年APEC领导人“温哥华宣言”进一步指出，“认识到其成员不同的利益与情况，APEC创造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全新方式。‘APEC方式’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应对本地区的机遇与挑战，使所有成员都能提高自身的能力，全面参与合作，从合作中得到益处”。从这两个宣言关于“APEC方式”的表述不难看出，它对APEC乃至对开展新型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APEC发展进程中的几个突出矛盾：
　　方向之争　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将APEC发展成为亚太共同体的设想。APEC是只讨论经济问题的官方论坛，还是改变其性质，把议题扩展到政治、社会等领域，并引入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参与，关系APEC的未来发展方向。美国、加拿大等成员不断试图在APEC内引入经济以外的议题，也不断遭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的反对。这一矛盾仍将继续存在、发展、演变。
　　原则之争　APEC采取何种决策、运作方式关系该组织的基本特性问题。是进一步肯定以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为核心内容的“APEC方式”，以此处理APEC合作中的差异与分歧；还是像发达成员所推动的，以“实质多数”等方式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强加于人。对这一问题各方并未达成共识。
　　重点之争　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两方面的实际发展仍很不平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所看重的主要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对经济技术合作态度消极甚至阻挠。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是，APEC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是否还要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也取得进展，以尽可能地缩小目前已经存在的这两大合作内容发展不平衡的差距。
　　速度之争　即要以何种速度推进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如何处理APEC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程的关系。发达成员始终要全面、快速地推进自由化，而且要超越世贸组织进程(所谓“WTO＋”)。多数发展中成员认为，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逐步开放市场，APEC成员应首先落实世贸组织已达成的协议，而不应急于超越。
　　
　　问：APEC成立时只有12个成员，现已发展到21个，还有8个国家和地区在申请加入。APEC为什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它的生命力何在？
　　
　　答：APEC之所以发展比较迅速、健康，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坚持了官方经济论坛性质和“大家庭精神”。APEC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它要的不是“共同体”之类的集团，而是作为官方经济论坛的“大家庭精神”。只有这种经济论坛和“大家庭精神”，才有可能把APEC的巨大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和互需性，才能引导APEC实现平等伙伴关系，区别对待，逐步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寻求“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APEC不是“共同体”性质的，但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家庭”，也需要有一种“大家庭精神”。这种“大家庭精神”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APEC方式”。这种独特的合作方式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集体制定奋斗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达标。它对保证APEC大家庭的和睦与健康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家和万事兴”。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和处理问题，APEC就“兴”，不论是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还是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事情都进展得比较顺利，也比较快。反之，一旦要偏离“APEC方式”，矛盾就马上激化，吵得不可开交，事情就很难办，问题也不好解决。
　　
　　问：APEC同工商界的关系如何？请介绍一下我国工商界参与APEC活动的情况。
　　
　　答：APEC一直很重视并强调工商界参与的重要性，工商界也一直谋求参与APEC进程，发挥影响。为鼓励工商界参与，1995年11月APEC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将原“太平洋工商论坛”（PBF，成立于1993年）更名为“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简称ABAC），并成为APEC的常设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就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创造有利的工商环境提出设想和建议，并向领导人提交咨询报告。每个成员委派三名工商界人士参加理事会。我国现在的三名代表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秦晓、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中益集团总裁张力军。
　　除ABAC外，APEC成员每年还举办一些工商界参与的活动，如APEC贸易博览会、APEC科技博览会、APEC投资博览会等。自1997年起，每年还召开一两次工商界领导人峰会（CEO SUMMIT）。这一峰会现已成为领导人会议的重要相关活动之一，每次都有来自各成员的数百名乃至上千名工商界人士与会，共同探讨本地区经济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同领导人对话。
　　中国企业一直积极参与APEC进程。在1998年的第六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宣布中国将成立“中国APEC企业联席会议”，并宣布出资1000万美元建立“中国APEC科技产业合作基金”。这是中国政府为加强企业对APEC参与而采取的两项具体措施。
　　我国于1999年初成立了“APEC中国企业联席会议”（ACEA），并开展了不少活动，如，与APEC部分成员驻华使馆探讨经贸商机，组团访问拉美国家，举办APEC2000论坛等。据了解，秘鲁、俄罗斯和美国也成立了类似组织。从发展趋势看，今后APEC各经济体有可能成立类似协会。果如此，势将有利于加强横向联系，有利于工商界更好更多地参与APEC活动。
　　
　　问：您曾长期担任中国APEC高官，离任后仍一直关心APEC进程，您对十月APEC上海会议有何展望与期待?
　　
　　答：回顾APEC过去十二年的历史进程，我个人对上海会议有以下一些期待。
　　1、要争取初步界定和完善“APEC方式”的内涵，并强调“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的现实意义以及深远影响。
　　“大家庭”是美国当时总统克林顿的“宝贝”（BABY），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不同甚至还有点勉强；“APEC方式”是江泽民主席在新形势下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创举，也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也有所不同，甚至也有点勉强。“苏比克宣言”第一次将二者有机联结起来，提出“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这是一致同意的。江主席提出的“APEC方式”的主要内涵，如：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强调开放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集体决定战略目标，以及各成员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制定达标计划等，都可见之于APEC历次声明和宣言中，都是各成员早已有过的共识。现在要争取的是，进一步磋商和完善，使之有机联结起来，界定清楚，正式写进“上海宣言”，体现一种“上海精神”。
　　2、要选择一两个可以实现利益平衡或有利益汇合点的大项目。在APEC，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更多关心的是“市场前景”，发展中经济体更多关心的是“发展前景”，但这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实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比如，前者要求后者尽快全面开放服务业，后者也并非全然不愿，实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如在电子商务问题上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主动提出要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加强能力建设”，其中就蕴含着双方的利益汇合点，我国作为东道主，正好接过来建议落实，如建立APEC金融培训中心及旅游服务与发展培训中心等。
　　3、从APEC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连续性考虑，需要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上增加推动力度，因此，上海会议很可能──也应该建议要求各成员强化单边行动计划，分别按两个不同的时间表，适当加快达标速度，同时推动WTO尽快开始新一轮谈判，并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4、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也需要推动“首次投入”(DOWN PAYMENT)。
　　为了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1995年大阪会议在制定行动议程的同时，曾要求各成员提交“首次投入”，效果很好。次年马尼拉会议前，我国高官曾提出，在制定“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的同时，要求各成员也在来年提交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首次投入”。东道主菲律宾认为是“好主意”，并表示将以东道主名义写信呼吁各成员同意。很多发展中成员都表示赞同，有的发达成员也愿意，但由于少数几个发达成员强烈反对，菲律宾迫于压力而打消原意，我们也只好暂时放弃，等待新的机会。
　　然而这一思想(建议)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并未随之泯灭。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可以做的在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却不行?不都是在自愿基础上量力而行的事吗?
　　现已事隔多年，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之后的反思，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虽难完全趋同，但利益的汇合点还是增加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觉得似乎可以重提这一问题探讨。现在一些发达成员急于推动电子商务，打开亚太市场，发展中成员也极愿提高在这方面的能力，加快发展。如果它们能在这方面提出“首次投入”，帮助建立APEC电子商务培训中心，既有利于它们的市场前景，也符合发展中成员的愿望和需求，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时代对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呼唤衬托着上海会议。我本人热切期盼APEC“上海精神”的诞生。希望在APEC未来的合作与发展中，少看到一点霸气──没有更好，多看到一些“APEC方式”和“大家庭精神”。果真如此，那将是APEC的福音，也是新世纪的福音。
　　作为在APEC工作过将近六年的中国高官，我在北京预祝APEC健康成长，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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