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冰山】人民币升值利弊分析

发布时间:2020-03-13 来源: 美文摘抄 点击:

     他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吁不说明人民币必须升值,而仅能说明他国希望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来重新瓜分经济利益。   人民币应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总在争论。2002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中国考虑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西方媒体在2002年底也广泛援引美国一些专家有关“中国正在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初,日本财相盐川指出,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币值目前被严重低估,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并表示日本将在七国会议上,请求其他国家通过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对人民币的非难何在?
  
  中国正在输出通缩吗?人民币币值低估了吗?
  
  关于中国能否输出通缩,这是个显而易见的常识问题:
  其一,中国的商品出口不过占全球的5%稍多而已,其中“华而不实”的出口,即加工贸易,占中国商品出口的55%以上。这部分所谓出口,其实也就是中国人赚取了一点加工费,代工产品输出到国外,最终产品定价和利润瓜分和中国是无关的。去掉这一块打折扣的“出口”,中国真正的商品出口充其量只能占全球出口的3%而已。认为区区3%的商品出口能影响全球通缩,是不是有些太重视“中国因素”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
  其二,尽管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在国外超市中铺天盖地,但中国在输出大量产品的同时也输入了大量产品,目前中国每出口一美元货物就相应进口92美分货物,贸易顺差始终维持在一二百亿美元,物价同样低迷的中国是否可以抱怨因其进口的扩张而“输入”了通缩呢?何况中国输出的基本是附加值较低的民品,而在中高端的投资品方面,中国输出的产品极其有限。
  其三,依据同样的逻辑,日本似乎更适宜作为输出通缩的“罪魁祸首”。中国改革开放24年,只有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三年出现通缩;而日本显然在通货紧缩方面资历更“深厚”,日本通缩已经有了13年历史。截至2001年底,中国利用外资人均不过40美元,人均出口不过2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6%,人均出口量大致相当于东亚主要出口经济体的3%~6%。日本商品之价廉物美,不是中国商品可以相匹敌的:在1990年~2000年期间,日本的贸易顺差高达1.04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总和的13.5倍。全球贸易顺差最大攫取者的日本,一手用精良的“日本制造”堆砌着最为惊人的贸易顺差;另一手却在十余年来总也抹不去通缩的面具,为什么没有人将全球通缩归结为这样一个就输出通缩而远比“中国因素”更像“因素”的“因素”呢?所谓中国输出通缩的非难,实际上是将中国在一些民用产品上竞争力的上升,偷换为中国倚靠人民币低估进行汇率倾销,这显然是可笑的。
  
  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非全然真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
  
  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膨胀,2002年突破了2864亿美元,但这种信号是扭曲的。
  其一,在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之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这样央行实际上扮演了外汇市场的最终出清者的角色,而包括银行、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外汇需求受到高度抑制,本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组成的储备主要都注入了官方储备这一块。
  其二,中国国际收支存在结构性缺陷。200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可能是30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和收益转移的逆差却可能高达100亿美元,结果经常项目的顺差不过在200亿美元的水平;2002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是500亿美元,但金融账户却有高达250亿美元的逆差,结果资本项目的顺差不过是250亿美元。这还完全没有考虑中国外债统计口径和资本外逃测量方面的问题。因此以中国外汇储备异乎寻常的增长来折射出人民币应该大幅度升值,可能是失当的。储备高企应该从人民币币值是否低估、汇率形成机制是否灵活等多方面来考虑,甚至还应该考虑部分政府官员对外汇储备的强烈偏好,即所谓“马克鲁普夫人衣柜效应”。当年的经济学者马克鲁普曾经讽刺当政者对储备的强烈偏好,就和其夫人永远不嫌其衣柜中的时装太多一样。
  
  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银行业的积弊,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可能大为缩减。
  
  中国银行业已经走到了无法回避深渊的境地:其一,中国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实际已近枯竭。根据高盛公司2002年12月的报告,截至2001年底,即使不考虑剥离资产管理公司中的不良资产,则四大国有银行已经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国有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6.1%,中国银行业所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银行业全部贷款的4.9%。
  其二,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深不可测,要对中国银行业进行注资,并使其恢复续存能力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根据高盛给出的乐观、中等和悲观三种方案,重组中国银行业的成本分别占GDP的21%、44%和68%。估计在2007年~2008年左右,是中国银行业整个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危险年份。当我们俯视中国银行业黑暗不良资产的深渊时,这个深渊也在冷峻地回望并可能吞噬我们。
  其三,中国不可能不注意到,在1985年9月,美国采取了“敲打日本”的重大战略。美国率经合组织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在广场饭店签订了“广场协议”,以逼迫日元大幅度升值为手段抑制日本产品出口。此举很大程度上诱发了日本经济泡沫急剧膨胀,银行体系日渐恶化,日本经济十年不况。而中国目前的银行业,较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银行业恐怕并不见得更令人乐观。就人民币的对内币值而言,长周期的视角显然是能不能避免恶性贬值乃至被迫币值改革的问题,而不是其他。
  
  人民币对外如火焰、对内如冰山的矛盾,迫使汇率信号只能以静制动,以渐进改善对抗激进质疑。
  
  至此,问题明了了,就人民币的汇率何去何从而言,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储备的增长,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那么人民币就会显得像火焰一样有炙手可热的升值表现;如果我们进而考虑储备的体制性虚增、资本外逃和银行坏账问题,那么人民币就显得像冰山一样有融化之虞。目前他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吁不说明人民币必须升值,而仅仅说明他国希望通过这样的呼吁重新瓜分经济利益而已;目前中国要做的也不是人民币的升值,而是解决好如下的一些问题:
  其一,人民币钉住美元的做法,对美元汇率有强烈支撑作用,不利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日本虽然拥有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但这些大多都转换为对美国的国债、股票和房地产的投资了,客观上是日本的巨额顺差巩固了美元霸主地位,日本现在似乎醒悟到,大量买入美元资产是为美元霸权做嫁衣裳的事情,于是正积极酝酿以推动亚洲债权市场之名,行日元国际化之实。人民币也存在增强对美元的汇率弹性、渐进推进国际化之重任,其中较为可取的思路就是将人民币钉住美元改为钉住包括美元、欧元、日元等在内的“货币篮子”。
  其二,外汇管理方面需要放宽对企业和居民用汇的限制,需要渐进地引导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过渡。毕竟2800多亿美元集中在政府手中,要进行有效管理是极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储备中,可以改以官方储备为主为官方、民间并重的模式,有序赋予企业和居民能更充分地拥有储备和使用外汇的自由选择,这样不仅可以发挥企业和个人的外汇“蓄水池”功能,也使得民众对人民币的信心更为坚定。
  其三,集中精力解决不得不解决的银行业坏账和资本外逃问题。目前央行和外管局已经连续打出了反洗钱的重拳,但国有银行业改革还举步维艰,需要决策者慎思谨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潜在的“第四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渐引人注目,人民币不可避免地将走向国际化,在这个进程中人民币对外如火焰、对内如冰山的矛盾,迫使汇率信号只能尽量以静制动,以渐进改善对抗激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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