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什么 伊拉克战争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及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事件，聚焦了后冷战时期蓄之已久的各种问题，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体、特别是欧美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格局、实力对比、利益权衡等方面的矛盾争斗不仅尽浮水面、清晰可见，而且全面爆发、影响深远。１９世纪欧洲列强之间盛行的那种传统的强权政治、大国对垒、均势外交等铺天盖地而来，使２０世纪才刚刚发展起来的单薄的多边外交不堪重负、几近夭折。
　　伊拉克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专家探讨的热门话题，各种看法差异很大，甚至南辕北辙。譬如有看法认为，伊拉克危机标志着“后冷战时期”结束和“后后冷战时代”开始；它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分水岭，像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８年开启了二战以后漫长的冷战时代一样，也将世界引向一个以“美国主导与全球相互依存之间紧张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伊拉克危机”还可同４０年前的“古巴危机”相提并论，等等。也有人反对过于看重伊拉克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认为它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等不可同日而语。
　　无论如何，在持续至今的伊拉克危机中，世人皆已看到，西方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和分裂，且直接涉及２１世纪世界新秩序的根本问题！
　　
　　新世纪世界新秩序是什么样的？
　　
　　新秩序应该是“目的单极化”。这里提出“目的单极化”而不是“目的多极化”，原因很简单：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对于人类具有共同利益的领悟和判断，应该说中国是很到位的。譬如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九部分“国际形势与对外工作”只有１５００多字，但“共同”字眼就出现了１２次之多，如共同愿望、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推进、共同维护、共同协商等等，从出发点到过程再到结局，目标都是“共同”。
　　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如德国也有非常明确的主张，譬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必须重视东方与南方国家的发展，需要有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俄国，需要有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持久和平，需要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地区的持续发展等等，总之要改善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人们的境况；因为，倘若这些地区文明化发展与世界脱钩，世界贫富悬殊扩大所导致的恶果最终也将威胁到发达国家自己，这是涉及国际新秩序塑造的根本原则问题。
　　新秩序应该是“文化多元化”。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不可能单一化！在这方面，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加予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中心论”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固守本土文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文化部落主义”、“原教旨主义”也是有害的。中国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曾撰文指出，２１世纪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新格局，将可能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即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斯兰文化。这些文化历史悠远，各自独立发展；然而，在全球意识光照下的２１世纪，不同文化只能是在互为主观、互相参照、重视从“他者文化”反观自身文化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吸收中发展。
　　２１世纪世界新秩序的塑造应该是多极化的，多极化只能是指操作层次而言！德国政治家根舍先生曾经撰文论述新世纪多极秩序问题，他指出，“决定２１世纪世界发展进程的因素是：有关各方是否都能致力于全球合作、宽以待人和在不同文明之间实行对话；是否都能理智地看到，只有以所有各方的利益为政策取向，才能最好地体现所有各方的利益。惟有平等合作、而非寻求优势，才能避免世界罹受全球争斗之难堪或陷入全球或区域对抗的危险境地”。
　　
　　“西西关系”仍是世界新秩序中非常关键的因素
　　
　　很多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新秩序的塑造更多地表现在所谓西西关系、而不是东西南北的关系问题上；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
　　关于欧美大国关系调整的方向，以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大局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假定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那么，对于欧洲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发展来说，似乎有英国式、法国式和德国式的三种道路可走。
　　英国式道路。简言之就是紧跟美国、适应美国，以期影响美国或对美国在国际上的鲁莽行为进行纠偏。这条道路已经证明走不通，因为很多大陆欧洲国家都坚决反对；且欧美矛盾不是暂时的、技术性的枝节问题，而是涉及到世界秩序、安全战略、对联合国和国际法作用的看法和态度等重大问题，矛盾所及甚至还涉及到尚被称为禁区的民主价值、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显然，不仅传统的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已经岌岌可危，必须重新谈判其存在基础，就连传统的西方价值共同体也都成问题了！
　　法国式道路。就是要特立独行，以古老的现实主义均势原则为基础，建立起制约美国霸权的多极平衡轴心势力。这条道路在伊拉克危机中也已证明走不通。因为，不仅英国反对，欧盟其他重要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以及即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如波兰等国）也都反对。其实，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同属所谓“老欧洲”的德国与法国也有很大差别。因为，尽管欧美分歧明显，但“西方的同一性”并未完全崩溃，其特征这时主要不在于共同喜欢什么，而在于共同不喜欢什么，譬如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西方国家就一致不喜欢。此外，欧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其紧密程度仍为世界之最，譬如欧盟国家仅在美国得克萨斯一州的直接投资就仍然超过日本在美国的全部投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直接投资比贸易往来更能促进双方相互依存关系发展，从而使双方冲突有承载力，双方合作也有支撑点。
　　德国式道路。是指介于英国式和法国式道路之间的一种传统的德国式“既要又要”的政策，一种中庸之道，一种所谓“第三条道路”。具体来说，就是德国的西方一体化政策不能在法国和美国之间二者必居其一，而是必须同等依托，两者都要。这种政策已有几十年传统，譬如１９６３年“德法合作条约”的签订，并未形成排他性的反美联盟，德国联邦议院在批准该条约时通过的一纸序言，强调对美、英和对北约组织的紧密联系，从而重建了德国内部“欧洲派”与“大西洋派”之间的平衡。
　　这种德国式的中庸之道，在当前欧美关系调整中的实际意义是：既要加强自主性更强的欧洲共同外交、安全与防务建设，推进欧洲一体化事业向前发展，又要注意不能使它具有反美色彩，削弱甚或取代北约组织。总之，人们普遍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以后国际关系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美国独大的“一超多强”基本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欧洲联盟大力增强其行动能力和步调一致，同时继续把美国作为伙伴，是驾驭当前欧美关系以及欧洲国家相互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的惟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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