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第十年的上海合作进程] 两个进程合作完成任务

　　 　　上海合作组织第五次元首会晤７月５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个成员国元首就深化地区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等协调立场，作出具体部署，并就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重要文件，决定给予巴基斯坦、伊朗、印度三国观察员地位，决定继续采取一系列加强团结、合作反恐、发展经济的具体步骤。
　　上海合作组织自２００１年正式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五个年头。如果从１９９５年“上海五国”峰会算起，它已走过十个年头。它创立了一种国家间全新的合作模式――突破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构建了共同需要的良性发展空间，为相关各国元首通过积极对话、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共同面临的重大地区性问题搭建了平台。这些年欧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回顾上海合作进程经历的风风雨雨，展望“欧亚各国”对深化区域合作的热切需求，仍不难感受到这一地区合作进程所具有的内在凝聚力和生命力。
　　
　　协商解决军事安全遗留问题
　　
　　早在冷战结束前，中国与苏联之间就已经开始了为结束边境地区军事对峙和准战争状态的对话，并达成了首先实现双方共同在边境地区实现军事互信和裁减驻军的共识，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４日，中苏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苏东阵营解体与西方阵营扩大这两个基本后果。在这一现实的战略压力下，继承了原苏联政治遗产和国家版图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首先意识到在传统军事安全领域中需进一步放下冷战时背起的包袱。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中俄签署了《中俄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在中俄谈判的示范下，中国与哈、吉、塔三国的谈判也开始进行。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五国两方”草签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并商定来年春天在中国上海由五国领导人正式签署。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五国签署《关于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使之成为“上海合作进程”未来发展的重要奠基性文件。这不仅在地区内和世界上开创了通过合作方式和平解决共同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先例，也为本地区后来进一步深入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搭建了重要的地区合作框架。
　　
　　合作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
　　
　　冷战后在欧亚地区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使“上海五国”把合作转向了全新领域。１９９８年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七年，国际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步步紧逼，压缩着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俄罗斯及中亚金融市场的连锁冲击使艰难恢复中的各国经济雪上加霜；阿富汗战乱、印巴核试等热点持续升温，在中亚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地区内：车臣分裂分子的反政府武装活动对俄罗斯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强烈冲击；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制造恐怖活动，使中亚各国安全受到威胁；“东突”分裂势力在各种地区因素刺激下利用境内外的社会力量日趋活跃起来。
　　面对这种新情况和新趋势，１９９８年阿拉木图会议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各方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
　　鉴于欧亚地区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跨国、跨民族、跨地区特性，１９９９年，“上海五国”成立了安全与执法部门领导人会晤机制（即“比什凯克小组”）；２００１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时，六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成为国际社会中最早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
　　
　　携手拓展良性经济发展空间
　　
　　苏联解体使原有国民经济体系遭到破坏，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经济受到致命影响，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保障困难、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恶化、反政府极端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这一切对各国社会稳定构成了现实威胁。今年３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和贾拉勒阿巴德州广大居民对经济状况不满，引发大规模示威，成为暴力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直接原因之一；今年５月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发生暴乱，虽然有着境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组织、参与的背景，但费尔干纳地区经济状况的长年恶化，已经形成“三股势力”滋生、发展的社会土壤。
　　面对这种状况，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国际合作活动中表现出广泛性和灵活性，为实现经济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早在１９９８年“上海五国”元首会议时，就将地区合作扩展到经贸领域的愿望写进了联合声明。２００３年，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晤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旨在２０年里实现成员国间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并力促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此，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了多个工作组，以解决海关合作、跨国运输等问题，并制定了１２０多个具体项目。
　　在这一合作机制里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蓬勃增长势头为中亚各国所看好，能就近搭上这趟快车拉动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各国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的重要动机；另一方面，中亚富能源国家在无力彻底改造自己国民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均制定了“能源富国”经济发展战略，而地处中亚近邻的中国不仅是２１世纪潜力无限的石油消费市场，而且还为中亚各国与亚太经济圈接轨提供了便利，使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成为中亚地区经济适应全球化的“调节器”；第三方面，中亚各国政府和实业界对中国２０多年来的经济改革经验非常重视，希望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与中国建立长期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机制。
　　
　　致力推动新型国家关系模式
　　
　　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对抗史，使各国睿智的政治家们得到了足够警醒世人的教训。重新考量国际政治主体间的关系，彻底反思国际合作的目的、宗旨和原则，摈弃结盟对抗方式，在认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各国和国家集团间的广泛接触、理解、互动、合作，寻求确立新型关系的最佳途径，这些理念正在冲击着一些大国势力仍然固守的冷战思维。
　　“上海五国”时期孕育了著名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又将“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容正式写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９．１１事件后，“反恐”成为国际社会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的主题。在世界各国处处防范恐怖主义瘟疫的同时，美国及北约借机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针对前苏联地区的战略调整和布局。经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已经基本控制了世界安全格局，于是将改变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层战略推向前台。随着“民主改造”、“消灭暴政前哨”的攻势掀起的一场场“色彩革命”，中亚地区安全稳定和经济秩序面临威胁。中亚各国迫切需要一个宽松、公正的国际环境，在地区乃至世界确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势在必行。
　　在各成员国共同需求和合力推动下，本次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元首会议为推动上海合作进程在本地区以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目标的国际政治民主化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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