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生态|巴勒斯坦难民营

　　5月20日,黎巴嫩政府军为追捕银行劫匪进入北部靠近港口城市的黎波里的巴里德河巴勒斯坦难民营,与难民营中的巴激进组织“伊斯兰法塔赫”“不期而遇”,发生武装冲突｡近半个月以来冲突时断时续,已造成近百人死亡｡6月4日,驻扎在黎南部城市的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夏姆军”伊斯兰军事组织也与黎军交火,开辟了“第二战场”｡这两起事件看似“偶然”,但由此引发了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黎内战以后最为严重的内部流血冲突,从而引起国际社会对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关注,同时也折射出黎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安全生态｡
　　
　　难民营的苦难生活
　　
　　“伊斯兰法塔赫”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竟敢公然对黎政府军拔刀相向,那么,是什么土壤滋生出如此激进的反黎巴嫩武装组织?
　　黎巴嫩境内有约40万巴勒斯坦难民,这些难民是1948年和1967年两次阿以战争期间为躲避战火逃亡至此的,其中绝大部分属伊斯兰逊尼派,居住在十几个大小不等的难民营中｡难民营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人们多居住在破旧､拥挤不堪的房屋里,住所时常停水停电｡每逢下大雨,雨水泛滥,街道上的积水可达一米深｡巴难民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没有获得黎巴嫩国籍或永久居留权,他们找工作受到种种限制,多数人只能干些农活,动辄遭受黎保安人员殴打｡西方一位外交官称:“就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条件而言,黎巴嫩难民营是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之外最为恶劣的｡”2000年7月巴､以､美三方首脑在戴维营就巴难民问题进行谈判时,阿拉法特就要求优先安排流落在黎的难民回归,因为这里的难民处境“太艰难了”｡
　　除了恶劣的生存环境外,难民营还饱受战乱之苦｡1982年9月黎巴嫩战争期间,在以色列的纵容下,黎巴嫩长枪党民兵进入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难民营,屠杀了上千名难民｡在2006年7月至8月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冲突(也称“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一些难民营还成为真主党对以作战的“挡箭牌”,不时遭到以军炮击｡
　　巴里德河难民营位于的黎波里港以北8英里处通往叙利亚的高速公路旁,其3万居民多来自巴勒斯坦北部村庄｡这个难民营曾是“人阵”､“民阵”和“法塔赫”等巴勒斯坦主要游击队组织在黎巴嫩的总部所在地,因而数次遭到以色列的空袭,曾是1973年以军海空联合作战打击的主要目标｡“伊斯兰法塔赫”组织就诞生于这样一个地位特殊的巴难民营｡据报道,其领导人沙克尔?阿卜西与名噪一时的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扎卡维关系密切,两人因涉嫌于2002年在约旦首都安曼杀害一名美国外交官,一同被约旦法院缺席判处死刑｡2006年11月,他被叙利亚驱逐后来到巴里德河难民营落脚,成立了“伊斯兰法塔赫”组织｡该组织公然宣称,将犹太人和美国人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
　　
　　黎政府的“心头之患”
　　
　　第一次阿以战争导致的大批巴难民流亡到黎巴嫩后,黎政府原只打算对他们作暂时性安置,它与其他相关阿拉伯国家一道,呼吁国际社会为维持巴难民生活提供经济援助｡当巴难民营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等国际组织的协助下建立以后,黎历届政府和舆论界均明确拒绝给予巴难民长期居留权,甚至有人将巴难民视为黎未来社会发展的“定时炸弹”｡
　　黎巴嫩政府对巴难民的消极态度是有其原因的｡
　　巴勒斯坦难民营曾为黎招来“杀身之祸”｡自20世纪60年代,巴解开始在难民中发展武装组织对抗以色列,于是,巴难民营便成为以军的打击目标｡1968年5月,为迫使黎政府约束巴解,以军战机轰炸了贝鲁特机场,炸毁阿拉伯国家的13架民用飞机｡1970年巴解总部从约旦转移到黎巴嫩后,作为巴解训练基地的巴难民营更成为以色列的“眼中钉”｡1978年,为报复巴解海上突击队对以色列城市海法的袭击,以军发动了“利塔尼行动”,派遣2.5万部队扫荡了黎南部地区作为巴解基地的难民营｡1982年6月,以军出动近10万地面部队再次入侵黎巴嫩剿杀巴解组织,将战火一直燃烧到黎首都贝鲁特｡
　　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也被视为黎内战爆发的因素之一｡黎巴嫩是由信仰伊斯兰教和信仰基督教两大宗教居民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这就奠定了教派结构的政治底色以及建立在教派分权基础之上的脆弱的权力平衡｡派系庞杂的黎政坛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即以天主教马龙派长枪党为首的“黎巴嫩阵线”和以穆斯林“社会进步党”为主的“全国运动”｡1943年黎独立时两派达成“民族公约”,根据193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确定了议会席位､内阁成员按6:5的比例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中分配,总统和军队司令均由马龙派担任｡这样,中央军政大权便掌握在马龙派手中｡
　　然而,人口结构的变动不断打破原有的平衡｡到20世纪70年代,穆斯林人数已超过基督教徒,占到黎总人口的60%｡于是,穆斯林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呼声日高,与掌握军政大权的马龙派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1948年和1967年两次阿以战争后,随着大批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加上巴解组织的指挥机构和部分武装力量也进入黎境内且与穆斯林教派结盟,客观上加强了伊斯兰教派的力量,进一步刺激了他们要求重新分配权力的愿望｡1975年4月,马龙派长枪党以反对巴勒斯坦人迁居黎巴嫩为由,向贝鲁特近郊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发动进攻,黎“全国运动”与巴勒斯坦游击队立即组成联军进行反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马龙派领导人将内战归咎于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巴勒斯坦“病菌”的侵入引起的,而若能消除这种“病菌”,黎巴嫩人则能在数小时内达成协议｡
　　巴勒斯坦难民营还是造成黎安全形势不稳的因素｡1983年9月黎巴嫩战争结束后,以军撤出,这导致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加速“回流”到贝鲁特西区和黎南部海滨城市西顿附近的难民营,被新崛起的什叶派“阿迈勒运动”视为最大威胁｡1985年5月,“阿迈勒运动”民兵与巴武装力量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难民营之战”,双方死亡3000多人｡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巴难民在黎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就连“未来趋势党”领导人､黎前总理哈里里之子萨阿德?哈里里也声称:“如果巴勒斯坦人永久留在黎巴嫩,就将改变整个人口现状,且极易打破本已脆弱的教派平衡,引发矛盾和冲突｡因此,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巴勒斯坦｡”
　　
　　牵动相关国家的神经
　　
　　自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害后,黎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不定｡尽管叙利亚迫于黎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压力撤出了军队,但亲叙派与反叙派之间的斗争仍不断,暗杀反叙派人士的案件时有发生｡目前,有关各方围绕哈里里一案的调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此当口,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冲突更加深了局势的复杂性｡
　　连日来,黎巴嫩政府军不断围攻巴难民营,动用坦克等重武器猛烈炮轰难民营目标｡黎巴嫩政府对一个小小的“伊斯兰法塔赫”组织大开杀戒自有其难言的苦衷｡对黎政府而言,其一,面对“伊斯兰法塔赫”的公然对抗,黎政府唯恐巴难民营中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从此不断壮大,给国内安全局势造成更大威胁;其二,以“反叙派”为班底的黎政府对叙利亚通过背后支持“伊斯兰法塔赫”组织再度介入黎内部事务心存忧虑;其三,亲叙派总统拉胡德的任期将于今年9月结束,以西尼乌拉为首的黎政府担心若对“伊斯兰法塔赫”示弱,将不利于反叙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以色列则对其北部边境安全忧心忡忡,担心黎政府控制不了局势,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伊斯兰法塔赫”组织都按不住,更何况真主党乎?
　　对美国来说,“伊斯兰法塔赫”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伊斯兰恐怖组织在黎巴嫩抬头｡在伊拉克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伊朗核危机时时酝酿升级的形势下,美国绝不希望在黎巴嫩再出现乱局,以免中东局势雪上加霜,更加难以脱身｡另外,镇压“伊斯兰法塔赫”,既是扶持黎“民主政府”的需要,也是防范叙利亚“卷土重来”的需要,更是反恐战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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