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流“紧急状态令”背后] 紧急状态令

　　进入10月下旬，美国和乌克兰先后因甲型H1N1流感疫情趋于严重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我们的问题是，从“紧急状态令”背后是否还可看出某些“政治问题”。 　　美国疾控中心称，从2009年3月邻国墨西哥发现“猪流感”到10月23日，本国除尚有四个州未报告甲流病例之外，甲流已在国内造成1000多人死亡，2万多人重症入院治疗，数百万人被感染。进入秋冬季节，美国及全球“第二波”甲流已经来临。
　　10月24日，奥巴马总统签署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甲流全国紧急状态。而在半年前的4月份，美国只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那时候，邻国墨西哥已报告有100多例死亡病例，但美国尚未出现死亡病例。
　　从一般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到全国性涉及各领域的“紧急状况”，戒备状态骤然升级，足见问题之严重。而从4月末无死亡病例到10月的上千人的死亡，这其中暴露了原先的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不十分有效。有专家说，美国“内防播散”的过程遵循了“无罪推定”准则，因此很难有效控制疫情。
　　那么，启动紧急状态有些什么好处?
　　“紧急状态令”能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应急法律和政策措施，以便更快更有效率地集中全国资源。也就是说，签署“紧急状态令”，是法定的第一道必经程序，是面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全国性重大灾难的第一法定动员步骤。
　　年初疫情爆发时，美国是“疫情输出型国家”，它与墨西哥一样，对别国“外堵输入”的做法常有微辞，甚至怒目以对，如墨西哥曾扬言对一些严防疫情输入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所以，即便意识到问题严重，美国当时也不可能实施全国性紧急状态。当然，这样的“不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担心对疫情“过度反应”会影响国内经济复苏，担心世界各地对美国公民或产品采取限制准入措施。
　　“紧急状态令”是在全球基本染上“甲流”并已经分不清是“输入型”还是“原发型”的背景下作出的。有些国家的甲流疫情爆发晚但传播快，如中国，进入10月，从23日到26日，仅仅三天就报告确诊甲流病例近3000个。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实质问题就出现了，全球能应对疫情的预防性药物，如甲流疫苗和治疗性药物，如达菲，就成了稀缺品。而从目前来看，能大规模生产疫苗和达菲药物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但面对全球性危机，这些生产能力也远远不足以应对。
　　据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预测，只有等到全球80％的人口感染了甲流之后，甲流疫情才可能真正减退。
　　如何才能“合法”地截留住之前承诺于世界卫生组织或别国的药物“不外流”呢?当然，就是启动“紧急状态”，国家有难，面临生死存亡，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应先救本国公民，哪有一国的民选政府置本国公民于不顾，先救尚未进入紧急状态的他国呢?
　　再看乌克兰的案倒。
　　10月31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签署“紧急状态”令，下令关闭所有学校和幼儿园，并且禁止包括音乐会、电影首映武在内的较大人群的集会活动。这当然也包括大型政治集会。
　　虽然总统因“甲流导致近50人死亡、15万乌克兰人患上这种危险传染病(乌克兰总人口为5000万)并以疫情正迅速扩散”为由，启动了紧急状态法，但与美国相比，不论是死亡率(美国万人平均死亡率为0.03，乌克兰为0.01)或感染率(美国万人平均感染率为66人，乌克兰为30人)，乌克兰均远少于美国。
　　尤先科的政治对手、总理季莫申科10月24日曾预言，有人准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取消一切选举，以继续推行其拙劣政策。看来，季莫申科看到的不只是应对危机的紧急状态，还有背后的政治。
　　这样看来，美国的“紧急状态令”背后似乎还打了“资源政治牌”，而乌克兰似乎打的是“竞选政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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