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中的“多重纠结”: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每年春节过后，“用工荒”一词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就非常高。而近一两年，人们在谈论“用工荒”问题时又会加进一个新的元素――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3月全国总工会成立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试图通过实地考察与调研，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户籍制度以及精神、心理需求等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不久前他们的研究报告发布，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前经济转型的界定和特征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转型主要是指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在当前大环境下，学术界提出了中国经济的“二次转型”问题。具体是指：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因为中国经济最终的动力在于亿万人的消费能力；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因为中国城市化率与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城市化率存在差距，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化创造了优越条件；从私人产品供给转向公共产品供给。虽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基本满足了中国私人物品的需求，但像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的需求却难以满足；低碳经济转型。发展低碳经济，减少高碳能源消耗，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从“二次转型”的视角来看当前的中国经济，大致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增加。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取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于1，表明收入分配差距愈大。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大多数学者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跨过警戒线并接近于0.5,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进而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局。此外，经初步预计，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25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拉美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多个原因，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拉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而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区域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已呈现出扩大趋势。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但升级空间仍然很大。
　　产业结构是指三大产业的构成及三大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已由此前的“二一三”转向“二三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继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根据相关部门数据，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由2005年的47.4%下降到2010年的46.8%，但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十一五”期间，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1.9%，比“十五”时期加快1.4个百分点。2010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0%，比2005年提高2.5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则由12.1%下降到10.2%。从以上数据可知，我国产业结构在持续优化，但是，与工业化后期发达国家的“三二一”型产业结构相比，我国的“二三一”型产业结构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例如，第三产业集中度低、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够等问题都有待解决。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但东、中、西部城镇化水平差异大。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城市化水平一般采用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来衡量。在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6%，比2005年提高了3.6个百分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计，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将会超过50%。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步伐也明显加快，但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2009年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7.0%、44.3%和39.4%。
　　工业实力显著增强，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创新能力离制造业强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高达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高技术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奠定了我国向高技术产业强国发展的基础。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8.9%。重点电子通信产品中，手机、计算机、彩电、数码相机、激光视盘机，2009年的产量分别占全球的49.9%、60.9%、48.3%、80%和85%，电子通信产品贸易额占全球15%以上。虽然我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的创新能力离世界制造业强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经济转型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被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情感、精神方面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满足的困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当前经济转型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从当前经济转型背景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同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密切相关的。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快速工业化和缓慢城市化的产物。2010年我国全部工业完成增加值突破16万亿元，这比2005年增加8.3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是农民工总数的61.6%,占我国2.3亿职工的将近一半。换言之，快速的工业化吸纳了大规模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支持。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及50%，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同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这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诸多问题的产生。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又制约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裕劳动力，而完成工业化则需要高技能水平的人力资本。据全总调查数据，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受过专业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需求占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 这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工业化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另外，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户籍问题、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和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等问题，又减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进而减缓了城市化进程。
　　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就要求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然而，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受到诸多阻碍，从经济转型的长期过程来看，产业结构和中国特有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的第三产业份额越大，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这是因为，相对于第二产业，同样的投资，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要远大于第二产业。事实上，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二三一”型，并且第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在第三产业中，具有较大规模和竞争力的企业较少, 管理水平相对滞后，附加值较低，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信息服务和社会服务业发展不协调, 这些都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户籍制度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积极稳妥地探索、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逐步同步，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另一重要渠道。
　　此外，一些短期因素――高房价、高通胀等，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起到干扰作用。
　　
　　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扭转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城市化进程能否跟上工业化进程，“二三一”型的产业结构能否持续优化升级，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能否得以有效解决。这些中长期问题的解决不仅受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而且也面临着短期的经济冲击。因此，结合我国的特色国情，以“富民”为任务，突破上述问题的束缚，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将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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