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玫瑰水两种包装_土耳其两种精英的对决

　　一个地区大国军队高层集体“罢工”，的确是一件颇令人费思量之事。尤其是考虑到土耳其几乎是今年西亚北非大规模动荡的惟一幸免国，这次军方的大动作不免让人们对这个国家的稳定产生疑虑。
　　
　　7月29日，土耳其军方发生“人事大地震”，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厄舍克?科沙内尔以及海陆空三军司令集体辞职。土耳其政府随后火速任命土耳其军方惟一没有请辞的高层将领、宪兵司令内杰代特?厄泽尔为新的陆军司令，并代理三军总参谋长一职。次日，土耳其总统居尔表示，尽管发生了军队高层统帅集体辞职风波，但土军队仍运转如常，人们不应认为土耳其在经历危机。
　　
　　紧张的文武关系
　　
　　关于军队高层集体辞职的主要原因，不少观察家认为是军方与政府之间的分歧，而土耳其政府之前宣布逮捕军方官员则被认为是导火索。
　　土耳其现在的执政党是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该党脱胎于具有深厚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党，组建于2001年，迄今已经连续三次以绝对优势赢得议会大选。自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文官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
　　土耳其军队有两个传统：对外捍卫国家主权，对内保卫国父凯末尔建立的国家世俗体制。土耳其军队这两个方面的地位是有宪法依据的，这也是土耳其军队曾数次干预国内政治的借口。当然，历史地讲，土耳其民族本身有着深厚的崇军尚武传统。在土耳其，宗教保守主义一直被世俗主义者视为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在现代历史上，土耳其军队一直对伊斯兰主义者采取强硬态度，坚决捍卫世俗主义传统。然而，随着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深化以及加入欧盟进程的推进，在正发党上台之后，军队干预国内政治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在捍卫世俗主义这个问题上，军队尽管不喜欢正发党，但迫于内外压力，一直采取容忍态度，避免与政府发生直接的冲突。
　　迄今，正发党在土耳其的文武关系上一直占据上风。2007年，正发党当局发起了一个针对军方的诉讼案，即“Ergenekon案”。Ergenekon是土耳其一个秘密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据称与土耳其军方和安全部门的一些成员有密切关系。当时正发党当局宣称，发现一个针对政府的政变阴谋，军方也卷入其中。此后土耳其当局逮捕了大约250名将领，他们被指控在2003年阴谋策动政变，包括炸清真寺、击落民航客机、制造政局混乱，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正发党政府制造借口。在被捕的将领中，77人已经退役，还有超过40名现役将军，大多数军官眼下仍被拘押。但军方一直辩称无辜。近日正赶上召开一年一度的土耳其军事委员会会议，军方欲提议晋升这些涉事军官，遭到政府拒绝。
　　土耳其检察机关7月29日开始就另外一起涉及军方官员的案件进行调查，包括爱琴海陆军总指挥官在内的22名将领被指控在互联网上攻击政府，他们有可能被政府逮捕。此事被认为是军方高层辞职的导火索，因为在法院提出控告数小时后，科沙内尔等人就集体提出辞呈。科沙内尔在其“告别信”中，就明确表明了对政府的抗议：“我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这个职位。因为我作为总参谋长，已经没有能力维护部下的权利。”
　　
　　国家精英VS政治精英
　　
　　一直以来，军队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土耳其共和国就是在凯末尔等一批职业军人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尽管凯末尔曾经明言让军队远离政治，但实际上，在1923～1946年这段被视为威权主义的历史时期，凯末尔党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推行其激进的现代化改革，正是得益于其掌握了国家的“枪杆子”。1946年后，土耳其走上了效仿西方多党民主制的民主化道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军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分别于1960、1971、1980、1997年直接干政。
　　对于土耳其军队的前三次干政，最重要的原因是多党竞争的西式民主政治的失败。二战后初期，土耳其即实行多党制，然而这种尝试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各政党纷纷成立，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政府权威最终受到削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来实施法律和秩序，政治不稳定、暴力和恐怖活动就随之增加”。有人这样指出：“土耳其需要的政府是，能承认各个社会集团、把它们分享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要求作为合法的要求予以接受，并相应地建立起宪法制度。基本任务是在现存的社会集团中根据它们在社会上的力量建立新的平衡，使政权与社会结构和谐协调。”然而，把精力放在一党私利上的政党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政党的表现也导致了军方的质疑。这是“国家精英”――高层军官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国家精英总是扮演改革尤其是世俗主义保卫者的角色。”即使在今天，军官们依然把重点放在“整个国家而非个别集团的需要上”，而“政治家被看作是野心勃勃的投机者，热衷于个人地位或财富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土耳其军队主要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并不把自身定义为一个利益集团，也并不认同于任何一个党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主要着眼于国家统一、政治秩序、社会稳定和民主化的发展等大问题。土耳其学者就曾指出：“土耳其军官们继承了久远的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即认同自己是拥有军事实力的政府权威……军方开始并且一直自视为一支现代化的政治力量，并且实际上是土耳其社会的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不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工具。”
　　到90年代，土耳其已基本完成了向稳定民主制的过渡，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伊斯兰势力与世俗力量之间的冲突成为土耳其的主要矛盾。在此情况下，军方干预政治的方式和原因也有所改变。1996年宗教色彩浓厚的繁荣党上台，由于担心繁荣党改变土耳其世俗主义政治的发展方向，1997年军方以一纸备忘录迫使繁荣党下台，这次干政被称为“后现代式干政”。
　　
　　“罢工”其实很无奈
　　
　　作为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最强大堡垒，尽管军方在1980年政变后对僵化的世俗主义政策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重视宗教教育的作用，坚持以世俗主义的原则推行宗教教育，逐渐改变了凯末尔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从来没有放松对伊斯兰主义政治的警惕。
　　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曾反对出身于正发党的居尔竞选总统。军方亦曾施压，表示希望看到的总统是完全忠于世俗主义的。当年4月27日深夜，军方在网上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宣称：“在总统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是集中在对世俗主义的辩论上……不应忘记的是，土耳其武装力量是那些辩论的一部分，也是世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而且，土耳其武装力量坚决反对那些辩论和否定性的评价，它将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以公开和明白的方式展示其态度与行动。”这一备忘录在土耳其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猜测军方可能会出面干预。据说这也是当时宪法法院判决议会第一轮投票无效的重要原因，被人戏称为“网络干政”。
　　不过，军方最终并未直接干预，居尔在第二次选举中顺利当选。不过，正发党未屈从军方压力，原因是它自始至终宣称将继续坚持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方向，坚持加入欧盟的国家政策，继续推进土耳其的经济发展。
　　在土耳其军队的历史上，可以说，Ergenekon案对其冲击最大。通过政变指控，正发党当局羁押了数十个将军和几百个军官，军官集团被严重妖魔化，其地位和威信急剧下降：根据调查，2002年有90%的土耳其人宣称他们信任军队，而现在只有60%。
　　对于军方高层来说，集体“罢工”似乎是无奈的选择，或许是想以此种方式告诉正发党政府：“你们把我们玩完了。好吧，现在建立你自己的队伍吧――如果你们行的话。”当然，这对正发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土耳其军官受的都是同样的训练和纪律，普遍忠于世俗主义，也因此反感正发党政府，正发党在军方的高层中很难找到支持者。不过，军方也并未做绝，宪兵司令厄泽尔并未辞职就是一个证明。
　　作为一个拥有7200多万人口的地区性大国，土耳其与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国内长期面临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压力，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承受军队的大变动。军政双方最终应该能通过协商达成谅解：正发党政府将理性谨慎地对待Ergenekon案，不再以其作为针对军队的“迫害工具”；军方继续正常地履行其国防职责，并在针对国内库尔德人的武装行动中有所作为。最终，军方和政府选择了厄泽尔，即表明这种妥协是顺理成章的。
　　总体上看，土耳其的世俗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到一个较成熟的阶段，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势力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从舆论方面来看，以往军人干政大多获得了民众支持，甚至在军方迟迟不付诸行动的时候，民众还通过舆论要求军队的干预。但现在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即使是极为警惕伊斯兰复兴的世俗主义者也不愿意看到军队干政这种不民主现象的发生，土耳其人已经形成一个新的共识，即需要常规的文官体制承担捍卫民主与世俗主义的重任，而不再是让军队干预内政。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事件表明，军方在与正发党政府的较量中失败了。从“网络干政”到这次“逆向干政”，种种迹象表明，曾经不可一世的土耳其军队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正急剧下降。对土耳其来说，福耶祸耶？

相关热词搜索：土耳其 两种 对决 土耳其两种精英的对决 瑞士女排精英赛土耳其 精英对决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