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民营经济 中国民营经济现状

　　研究民营经济应该延伸到1949年以前，从戊戌变法开始，很是恰当。这也引起我的一点儿回忆。我5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读小学中学时家里很困难。记得家里那时有久大精盐公司的400块钱股票，每年可领到息金。
　　1949年以前，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很不发达，受到"三座大山"的制约。范旭东、陈嘉庚、卢作孚、陈光甫这些人，大概是同一代人，他们是国家的功臣。一个社会的进步离开经济进步是不可能的。原来我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明确的，延安时期和进城前，讲到的都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必须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一个发展，而且讲得很清楚，我们中国的工业只有10％，90％是农业。那时还强调，蒋介石的统治使得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都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允许"光彩的事业"很好地发展，中国的私营经济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才有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这是毛泽东同意的。可是从此以后，"光彩的事业"经历了不断升级的三个萎缩的过程。第一步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有正面意义，但它的后果是导致工商业者都胆战心惊，例如卢作孚自杀了。第二步就是1956年天安门开大会，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就没有什么"光彩的事业了"，大公无私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了。第三步是人民公社化。我在农村呆过好多年，农民手中没有钱，连卖鸡蛋砍柴卖都不行，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宪法也作了修改，正面肯定了民营经济。邓小平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要问"姓社姓资"，这按毛的思想是修正主义，"修"到底了。"文革"前搞"社教"运动时，说"四清四不清"都不行，必须是两条路线斗争，最后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
　　我觉得今天研究民营经济应该起这么个作用：就是要说明100年以来，从经济上说，从生产力的发展上来说，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不错，我们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解放了农民"，经农业合作化高潮进到人民公社化（其中有"大跃进"运动），结果反而把农民捆得死死的，个人没有了任何自主权利，而且还饿死了几千万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民营经济，应当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过去有的路走错了。应当说明陈嘉庚、卢作孚、范旭东、陈光甫、荣毅仁家族等走得对，他们没有要国家投资，他们发展了"光彩的事业"。现在的民营企业比他们那个时代所处的环境好，过去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现在首先是被全世界尊重的独立的国家，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全民经济的国家。
　　回顾我们过去搞的计划经济，是产品经济。说得简单一点，在观念上就是不懂得钞票也能生钞票，不懂一块钱能变两块钱、三块钱。资本主义最懂得这个。我们没有利润观点，就懂得花钱。关于公与私的关系，利与义的关系，可以说，我们过去很糊涂。所谓"大公无私"是"义而忘利"，是培养人的道德精神。关于"私"字，林彪讲得很绝，"一闪念都不能有"。事实上没有私就没有公，私和公是统一的。私同发挥个人创造力是相联的，民营企业最便于发挥创造力。过去我们搞运动，搞大批判，就是培养人说假话，培养假道学。所以现在我们应明正言顺地恢复历史真象，恢复基本常识。100年以来推动社会进步尤其是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光彩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我们还要靠"光彩事业"。现在我们的国营企业不太"光彩"。国营企业要进行改革，困难不少。但是我们也不是虚无主义。50年代以来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为我们国家工业还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特别是大工业。我们过去就是被一个东西搞死了，那就是阶级斗争。认为就是农民战争、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推动历史进步，到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最缺少的就是创造力，很多精力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今后我们这个社会怎样划分阶级我搞不清楚。美国"白领"阶层大大多于"蓝领"，现在还有"金领"（搞电脑的），现在我们讲知识经济。知识分子下海是好的现象。我的意见是研究民营经济要用事实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是靠科学技术进步，靠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步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讲，应该是靠自由和民主，还有法律和法治。我们现在依靠市场经济发展整个经济，还没有发现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可代替市场经济。
　　本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阵营的存在，曾逼得资本主义国家向生产社会化迈进，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在不断改进中。如战后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国有化（美国除外），但弊病很多，西欧一些国家又改回来。现在欧洲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当政的国家，在搞"第三条道路"。所以研究中国的民营经济问题，回顾私营经济的历史，还要联系百年来及今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研究。现在的"下岗"问题，农村2亿剩余劳动力问题，是社会和国家最大最严重的问题；还有人口问题---人口要发展到16亿才可能停止。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研究民营经济问题要联系这些问题。民营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这篇文章是李锐同志1999年4月2日在北京一次民营经济高级研讨会上的讲话，文章发表之前经过了李锐同志的审定和修正。）（编辑：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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