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路要一个人走 [龙应台挑战鲁迅?]

　　几个月前,应中山大学中文系之邀,龙应台在中大举行了一次关于台湾文学的演讲,又一次刮起了"龙卷风"。就在这次演讲中,龙应台再次谈到了鲁迅,并对鲁迅提出了挑战---"觉得自己的杂文比鲁迅好"。
　　龙应台何出此言?是不是有点目空一切?龙应台有没有受过鲁迅的影响?
　　
　　你有没有受过鲁迅影响?
　　
　　"这恐怕是龙应台始料不及的问题。其实,台湾的文化政治环境使得鲁迅和一大批大陆作家的作品成为禁书,直到1987年台湾政治解严之后,这些作品才逐步解禁。她本人是在1987年之后才读到鲁迅的作品。在1984年开始写《野火集》时,她根本没有接触过鲁迅的杂文,要说影响的话,从何谈起?政治环境的隔膜,已经使得阅读和理解上的文化差异像一条很深的沟壑。
　　龙应台受鲁迅这位中国现代史上最享盛誉的杂文家多大影响?这个问题我们问了多次,却从来得不到什么确切的回答。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这个问题包含了我们先入为主的一些价值判断。而龙应台多次提出"自己的杂文比鲁迅好",也忽视了她和鲁迅所处的不同历史和知识背景,龙应台是否真正理解鲁迅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
　　
　　要求鲁迅也写环保和计算机问题?
　　
　　当龙应台在80年代从欧美文明灌溉中返身回看阔别已久的台湾时,触目皆是令人失望、令人愤怒的社会弊端: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社会治安的巨大混乱,环境的污染,教育制度的呆板……尤其是人们普遍缺乏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对于横亘身旁的所有问题视而不见,回避、忍让、沉默、死寂的沉默。
　　龙应台不沉默,她大声呼吁: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有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她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她写《生气,没有用吗?》来回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者。"龙应台对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的批判锋芒基于她对这种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的深刻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本世纪初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沉痛批判殊途同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痛心于大众在精神上的麻木软弱,又深切同情他们的悲苦命运,要用一支笔来唤起麻木国民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觉醒。
　　鲁迅所面对的是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转向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时代的黑暗中国;而龙应台面对的80年代的台湾社会,则交织着欧美文化观念熏陶和固有的僵化文化观念以及政治体制,大时代背景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龙应台所关注的环境污染,计算机带来人类社会的异化等问题,都是因为具体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
　　而在相似的批判主题下,可以发现,龙应台的社会批判明晰、生动,富有感染力,她的力量主要是向外的;而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深度---加上他自剖之"深"与"毒"---却更加惊心动魄,在对中国历史的审视中往往更深地返回对自我的剖析与批判,向外和向内的锋芒几乎一样锋利。这也许要从他们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个性来理解。鲁迅从小所受的仍然是传统的私塾教育,虽然他也学西方现代文化知识,甚至到日本学习现代医学,但从他的个人阅读看,依然大量的是中国古书---只不过是格外注重笔记、野史、方志、碑刻等"非正统"知识而已,在大学里教的是中国小说史。而龙应台呢,早年的阅读兴趣和后来的学习都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化,从她以"胡美丽"的笔名所写的《龙应台这个人》里,我们看到,在读台南女中时,她就"半懂不懂"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大学读的是成功大学外文系,出国后攻读的是现代英美文学专业。作为接受现代西方文明教育和专业学术训练的龙应台则比较少负担当年加在鲁迅精神上的那些历史包袱,虽然她也清楚地意识到:"野火是个强烈的批判声音;当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时候,就成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个自剖自省的声音。"她也警惕着:"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但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如果说鲁迅的自省是在黑暗通道里怀着酷闷情感的独行,那么龙应台的自省就是在理性火炬下分毫必现的仔细探照,当这些不同的内省特质指向对外界的批判时,自然会显示出不同的特征。
　　
　　怎样理解"鲁迅的刻薄"?
　　
　　鲁迅自己把杂文称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也分析过自己的杂文:"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他的论敌称他为"刀笔吏",说他"睚眦必报"、"好骂人"、"刻毒",而我们最常见的评语是用"匕首投枪"、"寸铁杀人"来形容鲁迅杂文的短小精悍与"冷血"。龙应台坦诚地表明,自己对鲁迅的杂文评价不高,有她自己的杂文写作标准在。
　　在她看来,首先,鲁迅的杂文有不少不面对事情本身,而对人的人格加以攻击;其次,在杂文写作方式上,鲁迅的杂文有很多尖酸刻薄的、情绪化的、刺人的表现方式,不够"大气"。鲁迅杂文不是她个人的范本。龙应台对另一个写杂文的前辈梁启超则十分推崇,她认为梁启超的文章很好,原因在于,他的文章有见解,逻辑思维非常清楚,而且有知识作基础;不但有知识、有理性、有逻辑思维、有锋芒,而且真正是充满了激情。可以看出,龙应台对于杂文写作的逻辑理性思维和知识背景相当看重,在具体的写作上,则注重对事不对人的基本原则,她认为自己的《野火集》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传达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
　　对鲁迅的杂文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像钱理群先生就曾说过,其实,鲁迅杂文虽然"刻毒",却往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私敌,只有公仇","在鲁迅的杂文里被指名道姓的人与事(陈源、梁实秋、林语堂等等),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会类型的代名词,并不是对个人的盖棺论定(至多只是对所争论的具体问题的是非判断)……读者每每不察,总视为意气之争,或以为鲁迅的批评言过其实:这都是一种可悲的隔膜"。
　　值得关注的是,当龙应台对鲁迅杂文的评价被发表后所引起的一些情绪性的斥骂,使她愈加感觉到理性的重要、表达个人不同观点的权利的重要。龙应台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虽然她对鲁迅杂文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但她仍认为鲁迅的小说是世界一流的,她甚至幽默地说,"就小说来说,如果鲁迅是一条狗的话,那我就是他的尾巴。"
　　
　　两条不同社会的"蛀虫"
　　
　　在以强权限制言论自由的社会,鲁迅与龙应台在杂文写作上有不同的策略,他们的文章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深深打上了时代印记的文风。在写作的时代背景上,龙应台写《野火集》时,虽受到过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但并没有被禁书,也没有被关起来,与鲁迅时代的白色恐怖还是有所不同的。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对向秀《思旧赋》的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的共鸣,正可说明当时写作环境的巨大政治压力乃至生命危险。鲁迅杂文风格可说打上了时代的深刻印痕,隐藏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密码。
　　在龙应台的杂文里,我们看到一个正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直言,她的观点往往是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有很明确的逻辑思维路线,与鲁迅杂文的往往不得不隐晦曲折正好相反。她在《八十年代这样走过》一文中对自己当时的"写作策略"有过交代: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如何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她并不直接攻击体制,但是,"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
　　文无定法,龙应台对鲁迅的"要求"纯粹是从个人的经验出发的,这或许就像巴顿将军要同中国古代的孙子决出高低一样,"谁比谁的好",恐怕只能说说而已。
　　然而,"龙应台现象"的确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不仅是文学现象,更是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我们"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民族心理中,在作比较时总要分出两人的高低来才结果圆满皆大欢喜,比如正史里的刘邦和项羽。
　　鲁迅希望自己的文字速速消亡,但时间把它留了下来,而且让我们深感它跟历史、现实的血肉相连,这也许不是鲁迅的本意,但却是现实存在的。龙应台《野火》的存在也是如此。这些文字坦白地彰显着社会现实的黯淡。鲁迅当年沉痛地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即使他深刻意识到"沉默的充实与空虚"的人生困境,也从不曾放弃大声的呼喊,他不沉默。短暂的沉默只是为了走出沉默。龙应台也是如此。每一个有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道路选择,永不沉默,也许不只是鲁迅和龙应台这两个异代相隔的杂文家的相同选择。
　　(编辑:周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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