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招聘【国企的“食谱”】

　　国企啊，国企，在困境中被“困”了这么多年后，还有这么多国企活下来并不断产生新国企，真是让人惊奇不已。不过，细细考究起来，在市场经济中虽然产生了一些不愁吃穿，不添麻烦的国企，但大量的国企不如说是活在金融创新里，活在别人的饭碗里。因为，它们是靠不断的“喂养”而活。而且，它们吓人的胃口似乎总也填不满。有句话曾十分出名：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十几年来，国企的“食谱”在时时变化，但大致如下：
　　主食――基本上是中央财政，后来虽然换成银行，直到新鲜出笼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但最终风险仍是中央财政承担；值得一提的是，股市在各方面的发掘、爱护和重托下有望从副食慢慢变为主食。
　　副食――有信托公司、破产额度（要解释的是，在中国，破产是要讲“资格”的，是对国企的“优惠”）、海外投资者；
　　小点心――国债、封闭贷款、担保公司、风险基金到民企。
　　每次，我们总说要给国企提供“最后的晚餐”，但总忍不住继续提供“免费的午餐”。盛宴似乎没有尽头……
　　
　　永不散席的最后晚餐
　　
　　20年前，几乎清一色的国企生产由政府计划，价格由政府确定，利润由政府提走，投资由政府负责，低效和浪费是这种无偿拨款制度的代名词，谁卖力谁不卖力是难以弄清的谜。而国企所产生的经营风险自然由国家财政来扛。1985年，“为国企做一顿最后的晚餐”成了政府和专家们的共同心愿。办法是，把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好让花钱的国企们有点风险责任意识。同时也好让各地官员们学会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银行正式登场接过重担，国企开始风险战略转移的长征第一步。谁也想不到的是，这第一步就走成了“浆糊”。
　　也不怪地方官和厂长经理，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发展经济，至于拨款和贷款的区别、资本和债务的区别，就让专家们去慢慢琢磨吧。钱拿过来，厂办起来，产值上去，人也能上去，在新的岗位上去做更大贡献。
　　当各级政府把银行当成小钱柜，在“重点建设”上惯于满身债务做“无本生意”，对企业来说，这钱就不是纯粹的债务，而是父母官的“关照”。所以，当80％的平均负债率让许多亏损国企玩不下去时，许多国企领导第一埋怨的还是政府――不给本钱，背一身债来办企业，神仙都做不好。第二不满的是对银行――你们是国家的，我们也是国家的，向你们借钱就是向国家借钱。何必兄弟相煎太急？这种心态又很让一些当时削尖脑袋磨破嘴皮就是得不到贷款的非重点国企和民企愤怒。还是数字说明问题：“七五”期间200多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3500亿元投资中，银行贷款占1000亿元，其中1/4已经无法归还。
　　今天，当12亿中国人在银行的储蓄也不过5万多亿时，却有1万多亿的不良资产躺在企业的车间里、躺在空荡的房子里、躺在银行的账上。它们就像石头一样躺在我们的心上。
　　到后来，银行不甘心做“饭票”，宣布要做真正的独立运行的商业银行，中央政府也严加保护。从中央部委跑来项目，地方官员打个招呼，企业进银行拿钱的国企运作模式不灵了。信托公司的大潮应运而生。
　　信托公司从80年代起步，1993年达到高潮――各路诸侯名下的达700多家。实力弱的就对内融资，基本上是通过政府部门预算外资金、银行同业拆借来弄钱。但1993年金融整顿，断了同业拆借的财路，银行的后门关上了。信托公司无计可施，开始高息揽存、假国债回购。实力强的能跻身所谓“10大窗口”，享有对外融资权。幸运儿中包括中国信托业老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信先后从海外融资50多亿美元，投资8000多个项目，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输血管道。1995年起对外融资政府不再提供担保，但信托公司仍凭“政府背景”大举借债，直至被破产扯下面纱。纵观信托历史，信托公司“受人之托，替人理财”赚服务费变成有钱就拿，见机就上，在成为各地方国企“副食”的同时，几乎参与掀起80年代到90年代每一次投机狂潮――贸易热、房地产热、股票热、期货热。
　　“破产”则一开始就让所有相关经济理论破了产。如同当初跑项目弄贷款一样，各地官员对破产热情高涨，因为可以核销债务，且资产拍卖的钱所有债主都休想拿走――依规定要去安置工人，等于留在本地的“大锅”里。算下来，过去3年银行已冲销国企呆坏账900亿，今后允许银行把每年冲销总额增加到500亿。为进一步减轻国企债负，经贸委和人民银行近期初步商定对86家国企实施破产，主要集中在纺织、煤炭、有色、冶金4个困难行业。在破产游戏中实际上谁也没有破产，只有信用体系破了产。
　　海外投资者一度成为国企的希望。各地先是与他们合办新企业，到后来，也希望他们关照一下老国企。不过，是“靓女”（好国企）先嫁还是“丑女”（差国企）先嫁？各路官员专家似乎难下结论。但性急的外商开始行动了。
　　90年代初，一家叫“中策”的香港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国企大门口出现。几年下来，各地近百家国企“易帜”，中策投资30多亿，在每一家都取得51％以上的股权。在中策老板的家乡福建泉州，更是全部国企被整体改造。可惜的是，陈旧国企被很多海外投资者认为风险太大，中策之后尚无人大规模跟进。
　　此后是在国际知名金融企业的帮助下，各地将国企重新“排列组合”后，直接到海外上市筹资。其中代表是老板为政府、注册在香港、业务在内地的“红筹股”。早在90年代初，广东所属香港粤海投资收购省内国企（金威啤酒、丽江花园等）注入公司，发新股和债券融资60多亿。广州所属越秀投资收购市内国企上市，后又配股、发债，融资20多亿，并拿回30多亿用于广州的建设。且越秀还在美国、新加坡上市，又拿回数亿元。1996年5月上海实业收罗一批上海国企，新组公司在香港上市，融资14亿。此后又不断收购国企注入，先后融资达90多亿。钱来得如此之快，各地纷纷跟进。毕竟是开放前沿，深圳动作最快，10个月（1997年3月）后即上市深业控股，融资4亿。北京更老谋深算，1997年5月北京控股（其资产被称为“四面八方”，包括商业、交通、食品、旅游、通讯等）上市融资十几亿。另有数省正摩拳擦掌。但几个月后的天津发展上市，也是五花八门的资产，政府官员承诺陆续注入优质国企，却备受香港投资者冷遇。香港证券机构也加强了监管。红筹股盛极而衰，狂热就此收场。1999年有几家国企打算在香港招股，但投资者反应极其冷淡，筹资活动不得不草草收场。香港（海外）投资者在背着国企走了一段路后，终于“体力不支”了。
　　至于国内股市，在为近900家国企融资近3000亿资金后，正被赋予更艰巨的任务。国企的振兴要靠股市，国企500强的一多半要上市，“债转股”转来的股票未来也有部分要上市……股市任重道远。
　　1998年增发的国债明确宣布只投向基础设施，不投向工业领域，从国企退出的态度可谓坚决。但到了1999年，国务院决定在发行的600亿元财政债券中，安排90亿元用于技改贴息。技术改造要突出冶金、纺织、石化、有色、机械、信息产业等重点行业，要适当向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倾斜。国企仍让人割舍不下。领导说，项目的选择要坚持原则，严格筛选，要进行详细的国内外市场分析，把握好技术改造的方向，不能贪大求全，更不能借机单纯扩大生产能力，盲目搞重复建设。
　　
　　财政累了、银行累了、股市累了……
　　
　　到后来，政府和银行的心肠越来越硬――亏损国企1年会亏掉几百亿，不硬不行。补贴亏损的政策性贷款没有了，但出来个“封闭贷款”，实在是因为有些亏损企业“好”得不忍心不救――产品有市场、经营班子强，唯一缺陷是负债太多不赚钱。既然“封闭”，就是让企业关起门来花钱，任谁也不许碰。花钱要企业和银行“双签字”，并特别发文告诫税务、电力部门不许去扣欠税欠费，司法部门不许冻结划拨这些宝贝钱。但有关部门承认，和其他金融创新一样，理论和实际还有很大距离。虚报贷款需求，有借不还仍很普遍。
　　自从国企“抓大放小”，各地的“小”国企日子就更加难过。虽然专家论证，“小企业，大战略”是更好的发展选择。但小国企毕竟不能饿着肚子去打仗，追根溯源，还得从银行拿粮草。银行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了，没有一个“陪绑”的，是断断不肯再送“饭票”。碍于政策限制，地方政府是不能亲自上阵了，那就按商业模式进行吧。一时间，各地财政厅纷纷出钱组建投资担保公司，注入三五亿本钱，担保金额则可成倍放大，为本地国企向国有银行或其他财主借钱时提供担保，好让债主们放宽心。
　　小国企还没“放”完，知识经济、高科技已成了热门，新的竞赛又要开始了。各地政府自然不甘落后。但这种企业风险太大，是活1个就要死9个的偏门生意，自然不合银行口味。且银行对一般制造业都已是慎之又谨，对这种“神秘客”更是不敢随意去碰。官员心急火燎要紧跟潮流，要政绩，财政又实在紧张，怎么办？仿佛一夜之间，各省的风险投资基金冒了出来，政府拿出几个亿做“药引子”，吸引其他资金入股，成立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不过，前车之覆犹未远，科技风险投资的元老――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的关闭仅仅是1998年6月的事。当时，这也是一家“吃螃蟹”的金融创新者。以支持中国高科技发展为目标，以4000万元而起家，12年下来，仅靠证券业利润来支撑――它的一位负责人说：都是风险投资的话，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实业投资屡战屡败，直至关门。
　　许多金融创新最后都成了“一团浆糊”，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以初衷美好、理由正当、论证严密而起步，以管理失控、亏损严重而收场，这成了中国经济中引人注目的循环。
　　现在，财政累了、银行累了、股市累了、海外投资者也累了，只有新鲜出炉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看起来还生龙活虎。那么，就把国企1万亿的银行债务转为它的股份，让它背着沉重的国企走一段路吧。从“拨改贷”到“债转股”，资本转债务，债务转股本，这并不是金钱的简单回归。在这个轮回的背后，是信用的破产和赖账经济的盛行。一位经济学家说：这是对50 年资本混乱认识的总清算。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国企的债务大赦，没人知道提供的是“最后的晚餐”还是“免费的午餐”，且它们自身是否有“消化不良”之忧。虚弱的资本市场和僵化的制度没有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足够的“退出通道”。已有人担心，它们是否会成为只进不出的“垃圾桶”，需要不断靠中央财政扶持。
　　国企困境总是意味着风险。多年来，许多的金融创新试图转移这种风险，但最终它们自身却被这种风险弄成了“一团浆糊”。这些“浆糊”累积起来，渐渐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让人恐惧。每一次金融创新之后，几百亿、几千亿、上万亿资金被投向国企，一些国企也许暂时安全了、轻松了，但更多的领域开始不安全不轻松。国企的风险被我们转移来转移去，却始终不能消除。
　　我们向国企里不断播撒资金的“龙种”，却屡屡收获亏损的“跳蚤”。能把“龙种”变成“跳蚤”，那里面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制造方式。
　　
　　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许多专家看来，没有从一般竞争领域的坚决退出和对国企产权的彻底改革，国企仍将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亏损、失业、贪污浪费、低效率和不负责任，仍将成为金融体系的风险之源。所有者缺位导致了国企经营管理和监督的先天不足，也导致了今天国企的命运。
　　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发现所查的国企100％ 有问题，20％有严重问题。厂长经理的短期行为相当严重。一些国企领导坦白地说：对国企是“无法负责，无权负责，无心负责”！
　　国企拥有超过整个经济50％的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源、70％的银行贷款、优于非国企平均状况的技术装备，但仅提供了30％以下的工业产值、35％的国民生产总值、20％的经济增长、5％以下的新增就业。20年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率的3/4由非国有部门提供，而国有部门是改革期间唯一一个增长率下降的部门。
　　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为了让国企活得更长久。但是，宝贵的资源养活的除了人，工厂，还有扭曲的经济制度。即使要养，也要把钱注入社会福利体系，把养人和养制度分开，这是经济学家们的无奈想法。
　　无庸讳言，国企的问题正牵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心。但是，很少有人来问一问：我们到底在担忧国企的什么呢？
　　细论起来，倒不全是因为国企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经营水平、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意识、责任心、分配制度、用人机制、监督体系等方面的不足，而是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隐患和后遗症。这些深藏地下的“地雷”无非是：
　　国企效益持续下降影响财政收入，使得庞大的政府运转艰难；
　　国企亏损面加大，无效资产增多使得金融体系风险日增；
　　国企纷纷停工停产，无数工人下岗，影响社会稳定；
　　国企享有种种特许经营权，但生产效率低下，大量浪费资源，影响了社会的持续发展；
　　国企弱小影响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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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国企问题的关注倒不如说是对这些“地雷”引爆的惧怕。于是种种药方也都是围绕国企而开，种种资源也都继续向低效率的国企输入。但显然，“补品”并不能挽救病人。
　　假如，有一种力量能解决所有国企衰败所带来的隐患和后遗症――不是解决国企本身问题，给财政增加税收，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能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能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能提高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总之，能填补国企衰败所留下的一切空挡，如果真有这么一种力量存在，我们又何必担心一些烂掉的国企是否能救活，又何必向这些奄奄一息的“病人”不停输送珍贵的资源？
　　实际上，这样一种经济力量正在我们身边默默地成长，我们要做的，是加快它们的成长速度，让中国经济新生的肌肤多于腐烂的肌肤，让不断增长的新经济力量稀释旧有的国企成分，也稀释掉国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动荡的隐患。对一些无法挽救的国企，是到了拔掉各种输液管道，让其“安乐死”的时候了。
　　时间会使中国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转移，会使新生的经济增量大大超过现有的国企存量。那时，国企问题将自然弱化、消解。当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到一个很小的比例，它的问题再大也只不过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小麻烦而已。而那时的国企将集中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实际上将更有力量。
　　
　　附：国企概况
　　
　　1998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达5.9万家（其中大中型企业1.4万家），流动资产高达28795亿。1995年到1998年，全部国有工业企业账面平均负债率分别为65.8％、65.1％、65.4％、65.5％。1.4万家大中型国企平均负债65％，有6054家负债超过80％，2186家负债超过100％，即资不抵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若扣除坏账，负债比例会更高。1998年大中型国企亏损面为55.1％。（据《中国统计年鉴》）
　　
　　 (摄影:萧琨 方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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