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外贸遭遇地震]温州地震

　　风起潮汕 　　 　　在温州做外贸生意的朱文怎么也没有想到，广东潮汕的骗税案会对他的生意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他最早听说潮汕的骗税案是在2000年9月底，当时厦门远华案还是全国关注的焦点，而外贸系统已经传说在广东的潮汕地区有一桩比远华案更大的外贸案子。当时他只是隐隐约约听说案子与骗取出口退税有关。
　　到11月份，各地骗取出口退税案已经开始见诸于国内媒体。虽然现在还不能知道骗取出口退税案的总金额，但是从打击的阵容来看，整个案子的案值确实不会比远华案小。国务院在11月份为打击骗取出口退税案召开了专项会议，广东、福建两个省都成立了以省长为领导的工作组，中央还先后派出了以国务委员吴仪和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为领导的两个专项调查组进驻潮汕地区。广东省的有关会议中还专门对潮汕地区的骗税问题进行了点名批评。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南亚地区各国货币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中国政府则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做法。但是为了保持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政府对出口采取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手段。从1998年到现在，国家已经6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2000年对出口的机电和纺织产品就两次提高退税率。
　　但从2000年以来，尤其是下半年，高退税率的商品出口出现了不正常的激增情况。深圳文锦渡海关7月1日前电子产品出口每日为20单，而7月1日国家再次提高退税率后，当日就猛增到68单，7月2日海关查验后即发现有两单出现多报少出的情况，而且所有出口都存在报价偏高的现象。深圳沙头角海关还发现了用废品出口的情况。在对一单耳机出口的查验中，他们发现这种耳机只是用沙子填充了一下外壳而已，根本是不能用的。另外，一些出口的集装箱里根本是空的，所谓的出口，就是要拿到国家的出口退税。
　　消息灵通的香港报纸有消息说，出口骗税的重灾区潮汕总骗税额将过千亿，而现在已经有数百名官员被“双规”。同是做出口生意的朱文当然也十分注意这些消息，在陆续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还与别的出口商讨论过这个事情。只是，他们没想到风暴很快就刮到了温州。
　　
　　地震
　　
　　随着全面打击骗税力度的加大，从潮汕地区刮起的这个风波开始向全国蔓延，温州的外贸也迅速地发生了一次地震。
　　9月29日，浙江省外经贸厅转发国家经贸委文件，重申严禁外贸领域各种借权经营和挂靠经营活动。10月和11月，以财税和外贸两条线专业人员组成的中央和省两级工作组进驻温州，对温州外贸进行了地毯式的检查。而在此之前，温州区、市两级财税和外贸已经进行了地毯式的自查。11月24日，温州市外经贸局又发文对“挂靠部”形式的借权经营进行全面停业清理。
　　
　　朱文的外贸生意陷入全面的停顿状态。
　　
　　外贸由国有外贸公司垄断曾是中国的特有方式，这也是计划经济给现在中国留下来的体制之一。数十年来，进出口生意基本由国有外贸公司操作，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贸易机会，这种方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根本变动。但是由于市场的发展，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外贸商机开始为一些外贸公司外的人所掌握。虽然自外经贸部1999年1月开始授予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权以来，至今已有上千家私营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注册资本总额达到100亿元。但批准条件仍十分苛刻，一般私营企业很难获得这种权力。
　　于是各地就出现了很多变通的手段，一般情况是由国营外贸公司对这些生意进行代理。由外贸公司与这些私营或者个体经营者签订协议，由他们负责进出口的全过程，外贸公司实行管理，同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这实质上是把出口权租给了这些企业或者个人。
　　不可否认的是，进出口权的这种租借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远华走私案、潮汕骗税案都是在这种进出口权的租借中出现的问题。
　　
　　原因和现状
　　
　　在经济几乎全部由私营成分构成的温州，这种由国营的外贸和私营的经济造成的不适应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来得明显。在温州，到90年代中期地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关注焦点的时候，温州的外贸还是远远落在后面的，当时温州的年出口交易总额还在1亿美元以下徘徊。
　　但同时温州也是一个侨乡。大量在国外的温州人和当地发达的私营经济都促使温州要在外贸上想办法，尤其是要在私营出口上想办法。而当地所谓的挂靠部形式的出口外贸企业也就是在90年代中期出现的。
　　应该说，在外贸一直由国有企业垄断的体制下，这个做法是十分大胆的。它的操作方式是，以国有外贸企业为母体，由温州市外经贸局批准，私营企业可以以国有外贸企业业务部的形式介入外贸业务。
　　不过温州市外经贸局在操作上应该说还是十分小心的，为了防止这些业务部出现走私，他们并没有批准这些私营企业从事进口业务，只允许它们从事出口业务。
　　虽然从实质上来说，这只是一种外贸经营权的租借，但这种变动对温州出口的促进是十分强烈的。仅仅5年以后，当地以挂靠部形式出现的这些私营外贸部门已经达到了200余家，每个外贸公司下面都挂靠有20～30个私营的业务部门，大的挂靠部年贸易额可以达到1000多万美元，小的挂靠部也可以做到100多万美元。2000年温州的外贸额可以达到10多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30％以上，而挂靠部的贸易额则占到了其中的60％还多，预计可以达到7亿美元以上。
　　朱文的外贸业务挂靠在温州市区的一个区级外贸公司下面进行，1998年登记经营，2000年预计交易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但是到11月份他的业务就已经基本停了下来，因为这个时候财税检查开始了。朱文说，先是区里，后是市里对他这两年的出口业务单据进行了“翻箱倒柜”式的检查，到11月份省里和中央的检查开始以前，市里又组织了一次检查，所以他的业务部一共经过了5次彻底检查。
　　不过当时他对检查还是配合的。因为很简单，他知道正是因为潮汕的骗税案使政府对所有现在在进行外贸生意的私营企业和个人都产生了怀疑。他希望在检查完证明他确实没有骗税以后，他的外贸生意能够马上进一步开展起来。
　　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的发展，虽然从目前的检查来看，温州的骗税情况确实不多，然而11月份温州外经贸局的最新文件显示这并没有换来政府的正面回应。在这个文件里，温州市外经贸局不但收回了他们批准的出口企业退税登记证，而且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要求一些没有经市里批准就已经进行挂靠的企业交出所有已退的税款，同时经市里批准进行挂靠的企业以前出口业务的退税也一律暂停。整个温州总计约有3到4亿元人民币的税款暂停退还。朱文也有800万税款被压在了税务部门。在全国骗税猖獗的大背景下，温州的外贸也要优先服从打击骗税的大目标。
　　
　　扩散
　　
　　朱文的800万税款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实上，现行的出口退税率因商品的不同在13％到17％不等，而外贸企业的利润率是绝对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一般外贸企业的利润在6％～7％就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像朱文这样的外贸商在与工厂签订合同时，多半都与工厂商定有一部分价款在退税完成以后再付，朱文说实际上这800万税款中有600万是他要付给工厂的。
　　于是由于暂停退税而引起的信用链条的破裂已经在温州很多外贸工厂中隐隐出现了。因为工厂拿不到的这些退税款也不完全是老板们的利润，有很多是企业的流动资金、工人的工资、各种渠道的借款。已经有一些小企业的业主开始悄悄地准备离开躲债了。
　　另一部分准备离开温州的是那些没有经市里批准而挂靠在外贸公司做出口生意的人，由于税务部门向他们追索以往已经退回的税款，而如前面所述，这些钱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利润，所以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交不出这些税款的。
　　而同时，国家的文件已经明确规定，像温州这样的借权和挂靠经营的外贸以后也不能再进行下去。这在温州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些以往生存在外贸公司的挂靠部的生意必须完全地停止下来。
　　这对温州的打击是沉重的。由这些挂靠部带来的外贸额已经有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60多亿的产值将从温州暂时消失。同时，由于外贸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还有一个大于1的系数，因为在外贸工厂的工人拿了工资要消费，外贸工厂本身也会带动上游企业生产，所以温州在经济总量方面的损失，将会超过100亿。这对于GDP总值还没有过1000亿的温州来说，用地震来形容是不过分的。因为退税是由国家统一拨给的，而在出口以前工厂要向国家和地方分别交税，这样一来，地方经济失去了超过10％的税源，其影响可想而知。
　　不仅仅是税源，像朱文这样的出口商，一家就联系着50多家工厂，有相当一部分的工厂每年依靠他们的订单来从事生产，现在他们的业务停止，也就意味着有一大批本来已经走进工厂的温州农民必须再次离开工业，回到农业上去。
　　朱文对骗税案的态度是咬牙切齿，说：“（骗税案）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对温州人来说，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阳光的尴尬
　　
　　事实上，温州现在的处境是一个体制上的矛盾，骗税案只是一根导火索。
　　前面已经说过，温州是个侨乡，大量在海外的温州人给温州带来大量的商机。这些商机在温州很多情况下是以熟人、亲戚的链条在传播的。比如说，一个海外的温州人得到了一笔订单，他会很自然地告诉他在国内认识的人为他生产并完成销售过程。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温州国有外贸公司不像其他地方一样能够掌握绝大部分贸易机会。
　　另外，温州以小型、作坊型企业为主的私营企业群则是私营外贸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机会。温州只有七八个外贸公司，而小企业则是成百上千，很难想像国有外贸大公司会把它们的订单拆成几十份、上百份，使每个小企业都得到订单。
　　而事实上，这些小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随私营外贸的小订单而生长起来的。有一批企业的产品只在海外有销路，在国内贸易中是很难找到订单的。
　　所以记者在温州采访的时候，有外贸商说：“按照现行的外贸规则，我是不能做外贸生意的。但是在温州我有外商的订单，有国内生产的渠道，只是在进出口这个途径上我不能介入。那么严格按规则来办事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贸易机会无偿让给国有外贸公司？”
　　这显然是句笑话。在没有利益的前提下把商业机会让给别人，从个别的角度也许可能，但从宏观来看绝不是一种可行的做法。
　　外贸人士向记者透露，实际上这几年在外贸领域，像温州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这个地区独有的。很多民间的外贸机会都已经通过国有外贸公司代理的形式实现。“从运作情况来看，这种外贸代理的实质与温州的挂靠部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由于代理的单据与外贸公司自营的单据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查不出来。虽然现在查骗税案，这种代理少了，但是还有。”而他们认为，实际上温州的这种做法是把原来灰色的外贸代理以挂靠部的方式阳光化了。
　　在几年前，这种阳光化还被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作为解决民间外贸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在骗税案出现后，原来灰色的外贸代理方式也许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阳光化了的温州外贸挂靠方式却正好撞在了整顿的枪口上。
　　
　　思想超前还是管理滞后？
　　
　　在温州采访期间，记者也几次想去最主要的当事人――温州市外经贸局采访。该局外贸处一位汪姓处长表示，在事情没有一个结论之前，他们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在言语中，他也透露出一点心态。记者告诉他很多外贸商都为此事十分焦急的时候，他说：“我们比他们要急得多。”
　　而许多外贸界人士都认为，实际上随着WTO的来临，外贸的放开是迟早的事。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下，一笔交易从市场需求的产生到生产到最后的销售，不可能都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完成，因此，一定要给进出口这个国际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加上国有的限制，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所以这几年在外贸界出现的代理、挂靠、借权经营实际上都是市场的一种正常反映。而温州把这个领域里的灰色地带阳光化，也未尝不是一种做法。
　　但是我们的外贸系统显然还没有对这个灰色地带作好管理的准备。借权经营这几年出现如此之多的走私骗税案，除了反映我们一大批官员在金钱美色面前经不起考验以外，还反映出外贸体制在管理上的滞后。而现在国家再次强调不许外贸借权经营，说明在这个领域还是没有出现一种比较好的管理方式。决策者不会不知道外贸对于正在工业化的中国有多么重要，但是与大笔的国家税款流失、大批干部被拉下水相比，这些商机的损失成了不得不付的代价。
　　从根本上来说，借权经营实质上也是外贸公司把国家给予它们的外贸经营权进行权力的寻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的做法，只前进了半步，而且看来现在这个半步也要收回来。
　　但是收回这个半步造成的震动，到现在我们还很难说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朱文说：“所有的挂靠部经营者都在看政府现在会采取什么政策。但是损失已经肯定有了，只是不知道会有多大。”
　　2000年12月9日，朱●基在南京召开的有关打击骗税的会议上指出，打击骗取出口退税是继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之后，又一次集中力量打击进出口环节犯罪行为的专项斗争。他强调，在打击的同时，要保持出口退税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做好正常出口的退税工作。这个消息对温州而言，不啻为一缕新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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