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 [疏导涌动的民意]

　　激涌的民意开始与决策互动 　　 　　在案发将近两年之后，湖南湘潭女教师黄静命案，最近终于在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开庭。据报道，法院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以不公开审理的方式对这一案件展开了听证调查，黄静生前男友姜俊武被检察院以强奸中止罪名提起公诉，黄静家属提出了214万元的民事赔偿要求。
　　此案的被审理，网络舆论功不可没。从2003年案发时的不被受理到后来的立案侦查，再到现在的开庭审理，中间已历经5次尸检和6次死亡鉴定。在此过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以及他们在网络媒体的声音，始终是案件被正视和重视的强大推动力量。鉴于“黄静案”被网络媒体关注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大，有人将止卜案件称作“中国网络第一大案”。
　　“黄静案”不过是近年来网络媒体参与公民维权行动的冰山一角。实际上，正如许多人所感受到和指出来的那样，网络媒体自上世纪90年代末普及性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后，已成为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类传播媒介，其表达民意的能力及现世影响，大有超过传统媒体之势。一点也不夸张地说，网络正在介入和改变我们的生活。近年来那些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事件，大都是在网络媒体上被广泛传播讨论并进入人们的视野的，从2003年的“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黄静案”到2004年的“北航招生丑闻”、“朱苏力招博事件”，网络都是处在中心的在场者。
　　网络舆论并非仅仅体现在中国内部事务上，在一些重大的对外关系事务上，中国公民也找到了合适的渠道，开始屡屡发出他们内心的声音。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对日网络舆论。 2004年，网络舆论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声讨，就一直未曾停息。
　　有人认为，近些年来在一些或大或小的事件中，民意特别是网络民意的闪亮登场并且影响到对事件的处置，表明在传统的国家权力之外，一些相对独立的生活领域，正在中国社会逐渐出现。民意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意志表达，它意图超越既往的政府意志、精英意志或者其它支配性权力意志控制一些的倾向，是毋庸置疑的。也因为它对传统的支配性权力的相对独立，中国各级政府近年来开始更加正视民意的存在，并在政府决策与民意之间寻求互动。
　　从近两年政府对一系列网络热点事件的重视中，莫不都看到了民意的强大制约力。网络舆论对公民权利的捍卫、对公权力的监督，从近的年在中国的实践看，它可能正在为中国未来走向公民社会，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进人口。网络舆论作为第四媒体，也正与传统媒体实现了良性互动。网络民意在当下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并对政府决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是自然的。各级政府在出台政策法规及对各种事务的处理中，越来越照顾民意要求，这种意识正在增强。2004年4月，北京市木来拟出台《北京市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千监督管理规定》，但上网公开征求意见遭到市民的大量反对，市政府经过进一步研究、沦证，决定不再出台此规定。应该看到，类似的事情并不限于北京。
　　
　　民意大潮的背后
　　
　　近些年来由网络媒体为平台所折射出来的民意的激涌，需要放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国策后，国家经济能力增强、中国公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大背景下来考量。经济发展之后，是人的政治意识的苏醒，特别是宪法所规定的那些公民权利，在公民参与国家经济生活增多、社会活动空间扩大之后，开始被纳入越来越多人的视野、在众多人那里被较上了真格。大量民众通过网络媒体参与一些事件的讨论，从表面上看，是为表达正义感、对弱势者受害者的声援及对强势者作恶者的抗议，但往里追究，他们所坚持捍卫的东西，实际上又与他们自身的权益密切相关，他人权利的维护与实现，也就为自身权利的免受侵犯和有效保障，提供了舆论和制度空间。
　　涌动的民意，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渚多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内部严重的贫富分化与两极对立，是民意频频现身的重要原因。在官员腐败、为富不仁等现象行为，与下岗失业、贫者愈贫等现象行为同时存在且形成强烈反差时，因主体意识苏醒而产生的权利自觉，便转化为鲜明的情绪，并通过互联网这一管道得以宣泄。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个不尊重民意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有着良好治理的礼会，一个不尊重民意的政府，也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政府。政府的善治，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民意的尊重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路，民意是“民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孙志刚案”、“SARS案”、“刘涌案”、“宝马案”到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人们都看到了政府与民意的有形互动。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凋，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温家宝总理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指㈩，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加强监督特别是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政府才不敢懈怠，才不会人亡政息。一个合理的社会，当然不能无视公民的普遍意志，要让全体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因此，新生民意，并为民意的表达和实现民意与政府决策的互动，建立起合适的渠道，是绝对必要的。
　　
　　警惕民意的另一面
　　
　　当然，在我们看到正在成为影响中国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对民意的产生与影响，有着另外的观察思考。正如政府的意志并不必然是真理一样，民意也有它的盲目性，有着不可尽信的一面。民意具有情绪性，有时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二战前久希特勒就曾获得德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民意支持；而为几乎全世界所反对的美国的反恐战争，却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民意还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其《回顾――越战的经验与教训》一书中，所说的一个事实耐人寻味：在越南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70％以上的美国人支持战争，但到战争相持不下时，却有70％以上的人开始反对战争。
　　在中国进入了由传统的威权政治向未来的公民政治的转变阶段之后，如何慎重对待民意，就显得更需要仔细掂量。民意所凸显的，是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是社会对国家的独立性，但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后发国家处于经济繁荣期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出现政治动乱的时期。因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诉求的增多而产生出来的巨大冲力，在一定时间内如突然迸发，非常可能会超过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一个国家陷入政治不稳定。而对后发中国家来说，维持稳定又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否则，经济成就本身也会因此遭到严重损伤。
　　民意是对自身权利的觉醒，但是，权利的实现是一个逐渐积累的推进的过程。中国社会今天是处在与西方世界大不相同的发展阶段，诸多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所赖以实现的资源支持，实际上还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民意及其背后的权利要求，苏醒的权利意识也可能是一个爆炸品，将本就激化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甚至政治动乱，其前景难以令人乐观。
　　在这方面，前苏联解体的经历，以及解体之后一些新出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正给世人以无尽启示。近说乌克兰政治危机，两种相反政治主张及民意的严重对立，正使一个国家面临分裂之危险。远说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所推行的公开性政策，由于失之不当、民意释放空间开放过度，一方面，泛滥的民意冲击了基本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精英阶层操纵民意，假借民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共同为苏联帝国的瓦解，撬开了第一块城墙。且不去评说苏联解体本身的是非，仅就帝国解体后一个社会及其民众所遭受的痛苦折磨来论，苏联解体的后果都值得当下的中国人认真总结。
　　因此，从历史主义而非伦理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民意，对当代中国来说，是必要的。对民意的尊重本来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的问题，但一旦它与政府决策挂起钩来，就应该进入技术性的考虑，将伦理性的要求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性追问中来权衡是非。也因于此，对近年来的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批判现实主义，都要在尊重中又有所警惕。对于前者来说，它容易在国家交往中，以情绪牵制国家利益，不利于国家交往的理性化；对于后者来说，民意的高涨如果失控，可能会大范围冲击国家权力并导致社会脱序。
　　
　　将疏导民意作为一个长期性课题
　　
　　如何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中国目前的国家资源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吸收和利用民意实现政府善治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
　　大概，首先需要的，是对中国社会民意激涌状况将要持续的时间与过程，有一个清醒的估讯应该看到的是，民意激涌并频频走上前台寻求表达的景观，是与中国正处于自身历史上一个较为特别的时期，即“崛起”过程是相关联的。“崛起”意味着转变，而最大的转变，就是中国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在此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将传统农业人口转变成现代工业人口。这一转变不仅仅意味着民众工作性质的转换，而且意味着公民的一系列权利和社会角色的转换。　
　　现代国家一方面主权在弱化，但另一方面，从政府管理职能来说，正如英国政治学家吉登斯所说的那样，社会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却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长远来看，民意的治理应纳入中国的同家“崛起”进程、与其它变量的相协调中统一筹划，为使民意在尽量得到满足的同时又不使之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就需要着眼长远，从民意激涌的深层原因上寻找疏导民意之策。
　　要做的长期性工作，恐怕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其一，从中国社会目前的资源分配状况来说，民意激涌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对腐败不满的反映。因此，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加强对底层民众的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是治标之策。其二，从社会正义的表达来说，民意激涌反映了民众对现有司法体制的不信仟，以及现行司法体制对保障民众权利的不力。从近年来一些具体事例来看，民意激涌事件的出现，大多是在司法不力的情况下，才触犯众怒，通过民意表达不满的。只有法治有效、让民众信任法治的力量，激涌的民意才可能减弱。所以，将中国从人治国家建设为法治国家、实现以法治国，仍是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需要继续得到正视的一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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