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中国馆，从试错出发_世博馆

　　2007年12月18日上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核心建筑之一中国馆正式动工兴建。70岁的广东建筑师何镜堂院士的作品“东方之冠”亮相上海滩，“一个巨大的斗拱将冉冉升起，它是红色的，在中国人的色谱中，象征富足、文明、吉祥与进步。”一份上海媒体的报道说，其文标题是《惊艳“斗拱”乘世博飞向传世经典》。
　　然而，在中国最大的建筑论坛ABBS建筑论坛上，同行们却对“东方之冠”提出尖锐批评，他们用“古代的大帽子”、“红色的锅”、“倒立的半金字塔”等称呼批评此物造型无创意，“花钱买了假古董，对创新精神绝对是一次打击”。有人甚至说：“就像国家大剧院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现代及后现代建筑浪潮一样，中国馆给设计界敲响了传统建筑现代化的丧钟。”
　　处在十字路吐的中国建筑师可谓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在传统和现代两个方向的拉锯中，左顾右盼，不知所措。在此一背景下，加之“中国馆是一个非常难做的题目”，世博园区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说，“何先生很了不起，功成名就了还敢投中国馆，他是英雄，我向他致敬。”言下之意，何镜堂是拿一世英名来做赌注，为中国建筑之振兴，“豁出去了”。
　　“与其评头论足，批评中国建筑师不如人意、这个时代不出大师，不如想想自己能为中国建筑振兴做点什么，为中国建筑师创造一个创新的氛围比什么都重要。”吴志强很自豪自己做到了这―点，至于何老的作品能否“飞向传世经典”，自有历史来评判。
　　
　　“斗冠”诞生记
　　
　　在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印发的文宣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10年上海世博会筹办过程中，中国馆始终被认为是难点和重点。它是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的主要展示区和重要载体，也承载了中国民众的无限期望。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历史性的任务，责任很重。”何镜堂说。中国馆的设计绝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这是一篇条条框框很多的命题作文。
　　作为总规划师，吴志强将中国馆规划在亚太国家馆区，“与邻国在一起，不要变成特例，否则不利于和谐世界的思想”，但他却给建筑师三大考题：其一，必须在第一视线看到这个建筑物，“不要看很长时间还看不到它”；其二，吴志强为建筑师留了最好的位置，世博园主人口之右侧，被其它亚太国家馆三面合围，既是景观聚焦点，也是最好的观景点，“别人能看到它，站在它上面也能看到别人”；其三，2010年预计参观人数达7000万人次，平均每天40万人次，“所有人都向往这个地方，每单位面积参观欲望最高，而且是第一冲击波”，必须考虑巨大流量的承载和流通问题。
　　
　　除了这三条具体的规划设限，中国馆造型“必须在中国符号上找文章”，以反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师法自然、和谐共生等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并且还要反映本届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诠释21世纪的城市与人居文明。
　　问题是，寻找并提炼“中国符号”非常艰难。吴志强认为，其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你说河姆渡文化代表中国还是秦汉代表中国?”其二，中华民族56个民族，哪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何以取舍?其三，建筑物不过是一件极简约的器物，何以呈现中华文化雄厚庞杂的历史积淀?
　　个个都是问题、难题，然而建筑师必须面对。“太难太累了，谁敢来投标中国馆，都是英雄，每个来投票的评委都是英雄。”吴志强在浦东世博建筑大厦8楼办公室里吹出一股浓烟圈，加重语气道出这句话。2007年4月25日，上海世博会组织者向全球华人公开征集中国馆建筑设计方案，把“历史性的任务”交给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华人建筑师，而他们的答卷时间只有100天。
　　挑战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何镜堂最终从344个竞标方案中胜出，他的“中国之器”与清华大学和上海建筑设计院合作的“叠篆”方案在最后一轮“三取一”投票中获得相同票数。这个投票结果曾让组织者左右为难，无从取舍。
　　前者最大优点是结构机理“堂皇端庄、宏伟壮观”，4根大柱子支撑起一个“斗冠”，斗冠由56根(象征56个民族)横梁借助斗拱下小上大的原理叠加而成。后者则展现出表面装饰之美，用篆体书法书写31个省市的简称装饰外部墙体，“非常柔美”。
　　上海方面讨论后，“合二为一”的设想在组织者内部冒出来。世博局副局长黄健之回忆说，推动“南北联姻”时他曾担心建筑师耍架子，结果双方建筑师都愿意合作。于是，何镜堂任联合设计团队总负责人兼总建筑师，把中国国家馆和地方馆整合设计，国家馆采用何镜堂的“中国之器”，地方馆采用清华版的叠篆文外形装饰，高14米的地方馆作为底座，托起高达63米的中国馆，“如托天耸立的巨鼎，稳健张扬”，并重新命名为“东方之冠”。
　　黄健之介绍说，这个方案最后送到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副总理和部长们都插话提意见，但温家宝总理最后表态发言，基本意见是：建筑是一件艺术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尊重专家意见。这个定调保证了何镜堂所说的，“在完成这个方案的过程中，专家意见和领导意见有时就表现得很矛盾，但最终都达成了共识”。
　　专家和建筑师都“受到尊重”，基于此，何镜堂才对记者说，这个作品“不是命题作文”。
　　
　　争议“东方之冠”
　　
　　“东方之冠”最夺人眼球的是何镜堂设计的“斗冠”。何镜堂选择使用“华冠”、“天下粮仓”等词来形容自己设计的这个“中国符号”。从功能上看，吴志强提出的三条规划设限，何镜堂均已回答。特别是，地上大广场、高达14米的地区馆楼顶平台和高达63米的中国馆楼顶平台，三大平台将分流每天近40万人次的流量。
　　何镜堂的创意里，三大平台还是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开放式活动空间，每个平台都是花团锦簇的城市花园，“人们可以在上面等候、交流、休闲，还可以开各种Party”。某种意义上，开放性与公共性已经是国际建筑设计的重要理念，体现一种“平民性”。特别是4根柱子挑空33米形成的巨大空间，打破中国传统建筑体现的是围墙思维，体现建筑的通透感和开放性，“四通八达，四方受益”，意蕴崛起的中国开放共赢的精神。
　　“用中国的器来体现中国文化，可以引起许多人共识和共鸣”，何镜堂用挑空和通透感来回答“开放的中国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至此，他认为，“东方之冠”回答了中国馆展现中华智慧和国际姿态的问题，实际上也回答了中国传统与时代步伐兼容的问题。同时，国家馆与地区馆的整体布局隐喻了“天地交泰、万物咸亨”的愿望，展现人们对理想人居环境的憧憬。
　　那么，“天”从何来?“什么是天井?”黄健之自问自答，“天井就是人与天对话的地方，天光从上面照进来。”他从中国古代建筑的天井说到露台、高台来解释古人朴素的 敬天传统，最典型的例子是皇帝祭天，筑高台，甚至爬泰山，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与天对话”。诚然，何镜堂先生设计的63米高台，建成后将是上海离天最近的高台，“上承天”，人与天对话可谓近矣，此为“天”也。
　　那么，“地”从何来?黄健之讲到园林里的水池，中国人很聪明地把活水引进来，通过接近水来呼吸地气，与地对话。而未来的地面广场便有一片水池，沿着13米高台到地面广场两旁台阶便挟着一块大水幕。此外，地方馆建筑边界引入江南园林的理念，有人甚至说可以种植一些农作物，让游人参与或目睹它们的成长过程。总之，地方馆被视为“地”的象征来设计，如同基座延展于下，寓意社泽神州，富庶四方。
　　黄健之还透露说，整个建筑原来坐向是偏东南的，后来亦改为正南，不能“东不东，南不南”。黄说，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盖大楼，不东不南，而且正门不开从旁边开个小门出入，被老百姓骂作“歪门邪道”，“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如此解读，“东方之冠”浑身上下是“中国元素”和“东方哲理”。然而批评者却不这么认为。何镜堂说中国馆“华盖高耸，雄伟有力”，批评者却说“它太有压制感了好像是高高在上的祭台要万人来朝拜”。当记者把这个批评转告何老时，他解释说，这个造型就是要凸出来才壮观大气，“镇得住”，表示老百姓拥有强大国家的保护。
　　“这是展示一种大国雄心吗?”
　　“没有，我是不卑不亢，一个泱泱大国架起来，不是霸气，我们是方方整整的，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四方来客，大度好客。”何镜堂用他那带着浓浓广东音的普通话回答，“没有雄心勃勃的意思。”
　　不过，记者注意到方案介绍书里的一个词组“稳健张扬”，于是追问黄健之：“还是有张扬嘛。”黄笑答：“也有人说和平崛起没关系，建筑嘛，就要大气一点，是大气不是霸气。”
　　再有一个争议点是红色外墙，这个颜色是否适合上海?何镜堂说：“外国人来看世博会，不是留下上海印象，而是中国味。上海政府也觉得红色更突出。”何老说，他使用红色是想表达一种喜庆。黄健之也欣赏用红色，说上海阴天多，色彩明亮一些有好处。
　　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晴则提出不同意见：“这么大体量的红色傲视全世界，傻乎乎的，面对21世纪的全球文化，我们应该思考用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来告诉别人。另外，这么大体量红颜色，对中国人是一种打击，是一种摧残。”记者把这段话大意转述给何老，他回答说，不会使用大红，具体选哪种红色大家还要讨论，他个人欣赏“稳定一点的红”。
　　在张晴看来，上海建筑物外墙颜色应该在深棕色的国际饭店和浅色的上海美术馆这段色谱之间寻找，这才是“上海的颜色，对上海历史记忆和形成上海品位的颜色”。从宽容试错出发
　　
　　如此说来，从江南地域文化来说，“中国之冠”成了“外来移民”?何镜堂对“中国味”的追求是不是忽略了地域性，以一个强势的“中国符号”凌驾在这片代表吴越文化的土地上?
　　张晴认为事实正如此。但这种理念并非普遍共识，批评“这不是我们江南人的审美经验”的张晴，从上海媒体上看到报道：“中国馆大面积地采用大气、沉稳的‘故宫红’作为建筑物的主色调，色彩夺目，又容易被世界理解。”
　　官方文宣说：整体大气的斗冠造型，传统的曲线被拉直，层层出挑的主体造型显示了现代工程技术的力度美与结构美。这种简约化的装饰线条，自然完成了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对此，张晴则批评为“开历史倒车”。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符号性构件，山西佛光寺集唐代斗拱力量美和形式美为一体，“骨架粗大承重，袒露在外不但毫不遮掩还要一下子占据你的视线让你立刻意识到它的雄壮”，但并不是一根比一根长的横梁不断往上叠加。
　　张晴得出结论，“它不是斗拱，概念要搞清楚。”这一点，何镜堂心里有数，他坦率地说：“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斗拱。”换言之，何镜堂只是借用了斗拱“下小上大”的特点，追求其形式，而非斗拱的建造原理，何况“东方之冠”还是一件钢结构建筑，显然“力度美与结构美”是钢结构建筑的特点，有人张冠李戴了。
　　此外，张晴还对这个建筑传递出的“气”不满意。这个设计传达的信息确实有“震慑力”，一个“华冠”悬在离地面那么高的4个柱子上，再加上整个建筑庞大的占地面积，这个建筑时刻在提醒观看者自己是多么渺小，而它背后代表的这个国家是多么强大。“哪有东方人的内敛之美?”张晴反问。
　　“不中听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了，对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每个人都会从他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出发评头论足，这是好事情。”面对批评，何镜堂不乏气度。黄健之也说，建筑方案公布后，正反意见都不少，他的态度是，一个建筑设计没有反响反而是失败的。黄健之承认，这是“对传统理念的一种挑战”。
　　有趣的是，黄健之和吴志强都不约而同地跟记者提到了埃菲尔铁塔饱受争议的那段历史。同样有趣的是，两人还不约而同地跟记者提及，他们都力主这个建筑由华人建筑师来设计。“用中文的标书向全世界招标，开了一个特别的通道，坚持只向华人招标，这是绝无仅有的，将载人中国建筑史册。”吴志强说，这是对华人建筑师的支持和爱护。
　　在建筑界把中国称为外国建筑师的“东方淘金地”、“试验田”的今天，奥运会主场馆设计、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无不被外国建筑师中标的今天，吴志强为他们争得这个“招标模式”感到“欣慰、高兴、自豪”，他说：“我们要为中国建筑师在自己的土地上设计出更多的建筑方案提供更多的舞台。”
　　黄健之回忆说，他去北京向建设部领导汇报这个“招标模式”，2位正副部长和6位司长一起听他汇报后，拍板同意上海世博局的设想，并请中国建筑学会帮助评审和评选作品，邀请中国最好的建筑师都参加投标。这个决定，是顶着压力并冒政治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被贴上“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帽子。
　　“中国馆是中国建筑师的一种探索，成功最好，如果失败，我们也宽容失败!”黄健之说，组织者有“试错”的心理准备，而且宽容试错，目的是帮助中国建筑师闯出一条路子，“为中国人争争气，不能把我们的舞台让给外国人当实验场”。黄健之的意思很清楚，既然中国舞台可以被外国人当实验场，那交给自己人试验又何妨，因此他大声地说“试错也不怕!”
　　此外，鲜为人知的是，“历届的世博会中国馆都不是很成功，”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评价说，主要原因是，“不是建筑师(的作品)，而是广告设计师的作品。只是做了一些符号，比如建一个牌楼，画一点京剧的脸谱，弄一个像长城的形状，太直白。”
　　这一次组织者“豁出去了”，成败交由历史来定论，但把设计权交给中国建筑师，交给何镜堂，吴志强说：“我们今天看到了过程的成功。我们要创造宽容的气氛，为中国建筑师创新提供宽容的氛围，为中国建筑振兴具体做点事。”他说，法国当年就有这个氛围，面对300名社会名流的反对，法国政府和法国民众依然包容了埃菲尔先生。要知道，任何大型公共工程没有政治家的帮助是无法建成的。
　　“历史会记住这一天。”吴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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