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观的中国样本_中国古代的战争观

　　近年来，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各种类型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接连创下收视率新高。近期热播的《士兵突击》、《集结号》、《投名状》等，更成为街谈巷议和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大有升腾为文化现象之势。
　　
　　第四波的变与不变
　　
　　其实，这并不是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一次“井喷”。以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征北战》为发轫，军事题材影片在19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期。由于当时的观众刚刚从旧社会的苦难中挣扎出来，对新生的社会制度抱有美好的期待，对这类影片自然有着同步的欣赏体验。而此时的导演、编剧、演员等创作者，大都亲历战争年代，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都带着那个年代里依然存在的纯朴与真挚的东西。这种高度的契合和响应，造就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的辉煌往事。
　　到了1980年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背景下，出现了《高山下的花环》、《雷场相思树》、《今夜星光灿烂》等一批军事题材影片。在当时倡导思想解放的宽松环境下，这些影片突破了以往英雄必定“高、大、全”的范式，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另类英雄形象：痛苦、徘徊的抗联战士魏德胜、胆小怯懦的赵蒙生、牢骚大王靳开来等。《今夜星光灿烂》让5个年仅18岁的战士，在胜利即将到来的前夕，全部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八女投江》结尾时主人公红军女战士的牺牲。这些在以往的军事题材影片中，都是难以想象的。值得一提的是，《血战台儿庄》是第一部承认和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所作贡献的影片。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则出现了《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一系列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表现内容的影片。创作者的笔触从百姓士兵一直延伸进最高统帅部，重点表现最高决策者纵横捭阖、决胜千里之外的气魄和英明。 文章内容：
　　
　　目前可谓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四波”。在当下这个性中的欲望层面百花齐放、精神层面却惶惶不安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些流传已久的人类拥有过的美好特质来抚慰心灵，重燃内心的激情和壮志(不论是去追求什么)，以勉力前行；需要有人实践那些久被遗忘的道德信条(如世界毕竟是公平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甚至是傻人有傻福等等)并获得成功，让大家从社会现实中看到希望。于是，《士兵突击》和许三多风靡一时。
　　另外，在人物的塑造上，这些影视剧也有所突破。在影视剧“第二波”里出现在主人公身上的小毛病，现在可以是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这样的大毛病；以前是教育教育就好了现在是毛病自始至终；以前有“缺点”是为了消灭“缺点”，现在则缺点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的特质，就是可爱的表现。这样做在收视率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因为在迅速商业化、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心理需求。
　　虽然，军事题材影片的表现方式早已出现了变化，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影片的战争观上，人们仍在重复着沿袭已久的东西：道德至上，集体之上，国家至上；敌人是愚蠢虚弱的，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军人只能成为战争的从属物，没有个体存在，不允许被俘，不允许投降，不成功则成仁；按阶级立场划线的价值原则：爱屋及乌，恨乌亦及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但归根到底，它强调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而不允许出现宽容、妥协的精神；它塑造的只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不是独立思考、眼界开阔的现代公民。
　　这样的影片战争观，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并没有直面自己历史上曾经的失误和劣根性，挖掘“中国何以落后”的内部原因，从而达到对文化因袭、历史演进、民族兴衰的沉思和反省；从小的方面讲，战争影片中呈现的所谓人性被矮化成大大咧咧、不讲卫生、不守纪律等“可爱”的缺点，外加一点儿女情长和情感纠葛。至于严肃的人性反思，比如战争的荒诞性，战争中人性的软弱、坚强、绝望、希望、自由、民主等主题，基本不去涉及。创作者回避对死亡、牺牲问题更深的思考与责问，以浮华肤浅的煽情来代替直指生命尊严的反省。
　　显然，这种战争观并不仅仅是影视剧创作者的自我想象，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内心深处并折射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它表现为爱国主义、支持正义战争、人民战争、农民起义，反对恃强凌弱等政治正确。同样，在一些时候，它也表现为“他人就是地狱”式的恶质人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则表现为动辄“杀到××国家”去的暴戾。如果加以甄别和分析，人们就很难对战争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和反思。
　　
　　谁是“正义”的父亲
　　
　　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对战争最耳熟能详的分类是将一部分战争认定为“正义的”，而另一部分定义为“非正义的”。学生们从小就被告知：正义战争是指一切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促进社会进步的战争，支持与维护正义战争，是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正义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
　　但是，这样爱憎分明的二元分际，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时马上遇到了困难，因为很多战争的性质并不能通过“正义”或“非正义”来进行简单的概括。在更多的时候，“正义有多个父亲，非正义则是一个孤儿”。每一方都认定自己是正义的，是受到侵害的一方，而指责对方不正义，如以巴战争、以黎战争、印巴战争等。
　　此时我们发现，有多少利益主体，就会有多少“正义”的旗帜在战场堆积如山的尸体上空飞扬。人们对正义各有说法，背后始终是民族的、阶级的、党派的、集团的利益。在西方，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交战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各自的盟友无不以正义之名自辩。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双方必先通过“传檄四方”的方式，将对方置于不仁不义的地位，同时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进行道义的解释，以便“师出有名”。
　　战争胜利者只要建立新政权，也就同时掌握了战争的解释权，往往用“海内一统”、“黎民安居乐业”的既成事实，来证明当初战争主观动机的合理，即用“无敌”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正义和非正义之争演变成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这时，战前对“正义”的宣示，就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己方阵营，壮大实力。
　　而要让人民相信己方的正义性，在今天的通讯环境下并非难事。除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外，更根本的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常常是由领导人来决定的。连纳粹头子赫尔曼?戈林也认为：为什么农场的某个贫穷的工人希望冒风险参加一场战争，而他从战争中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是他能够全身回到农场呢?显然，让人民顺从领导人的意志是一件相当容易做到的事情，充其量就是告诉人民他们受到了袭击，使国家暴露于危险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都会同样奏效。
　　当拿破仑大军横扫腐朽的德意志时， 德国知识界先进人物普遍表示欢迎。歌德就是拿破仑的赞扬者，贝多芬把《英雄交响曲》献给他，黑格尔称他为踞于马上的“世界精神”。这些人显然也认为，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是重要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倾向于牢记过往的辉煌和屈辱，同时忘记自己丑陋或羞耻的往事。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都在无意识地履行这一思维潜规则：对外伤大声说话，念念不忘，而对内伤则保持沉默和轻描淡写。
　　这一套思维到了国际关系上，就变成：把独裁者制造的万马齐喑的死寂称之为“和平”，从而指责外部势力破坏了和平；对美国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义愤填膺，却对萨达姆政权的暴行和屠杀视而不见；每每总能理解专制独裁者的种种“不得已”的苦衷。人们往往过度强调单边主义自私与霸权的一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过程中夹带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现代价值色彩。
　　另一方面，许多人还习惯用“弱者”和“强者”来分别代表“正义”和“非正义”，流行的表达是保护弱者的利益，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一道德制高点。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维的混乱：难道拉丹、萨达姆、塔利班是弱者?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人，即便他们曾经是弱者，后来也早已站到了弱者的对立面，就如同塔利班、萨达姆不能代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一样，拉丹更不能成为伊斯兰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和所谓弱者之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就是愚昧和极端。此时，所谓“弱者的利益”便成了一种伪道德，从而和独裁统治者们一起站在了自由和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上。
　　
　　牺牲的背后
　　
　　在中国，人民战争被总结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也一直是我军指导战争的神圣法则。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关于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是否还适用的问题，国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人民战争确实是一种高明的战略，但人民战争能够打起来的前提是要有人民。如果没有拥护自己的人民，任何统治集团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去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的战争奇观，是因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给予了人们梦想已久的利益：在农村，平分土地，减租减息，千百万农民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城市，许诺给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民主、自由，从而争取到人民中的大多数。
　　后来无论是历史政治教科书还是文艺作品，谈到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往往只是片面强调思想动员和献身精神，而对此避而不谈。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要再次发挥作用，除了技术和环境的制约外，最根本的依然是人民利益和民心向背的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战争方式与平民的死伤数量的关系。经受现代文明洗礼后的当今世界，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即便如此，任何战争都同样意味着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在以巴冲突中，我们看到兵民相混的情况造成了平民的伤亡悲剧。
　　人民幸福生活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但国家强大不一定会让人民幸福。而在很多人的心里，为胜利，为国家强大，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的，而忘记了他们只是达至“人民幸福”的手段而已。这样一种对生命和个人价值的轻视，却往往被标榜为“豪迈”和“爱国”。如果当年这种做法是痛感国家积贫积弱的个体，深具道德理想甚至个人牺牲情怀的无奈选择，他们的行为理应得到我们的敬仰。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知先人这种牺牲的价值，正是为了后人不再或者尽可能减少这种牺牲。轻言牺牲者既挥霍了先人牺牲的意义，同时使自己成为摆脱了思考的责任的懦夫，只是犬儒地服从和亦步亦趋。这样的爱国，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风险，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了无遗憾。柏杨先生说过，千万不要结交声称做大事不怕牺牲的朋友，这种人迟早有一天也会为了人和“大事”牺牲你。至理名言。
　　现代社会里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另一种“人民战争”：尽管萨达姆一再呼吁人们抵御外敌，但大多数人民却自发选择了不抵抗，并自发推倒了萨达姆的雕像。显然，对统治者而言，以为凭借宣传和说教就能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它让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迟迟不肯让利于民，最后却悔之晚矣。而这枚苦果恰恰早在战争之前就种下了，和平时期的内政方针如果置民众利益于罔顾，拒绝建立公开公平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谈判机制，钳民之口，结果往往“因为一场战争而丢失了一个国家”。
　　
　　为何有反战
　　
　　美国影片《猎鹿人》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有句名言：“好的战争题材必是反战的。”以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很少有好的战争片――它们不是迫使我们思考战争，而是用来激励我们奋不顾身地投身战场。我们有的是战的喜悦，和无战的沉痛。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杀戮，这在人类历史是很罕见的。奇怪的是，苦难和牺牲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反战思潮和运动，相反，许多人依然迷信暴力，骨子里相信战争能解决任何的利益纷争。实际上，近代中国有革命的传统，并不反对采用战争形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起义、武装斗争都是必要的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对反战的呼吁则要冒被指为“政治幼稚”的风险。
　　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里主人公亨利厌战和逃离部队的事实，更不能理解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非暴力代表了甘地的幼稚和怯懦，远不如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来得痛快实际；少部分人的所谓理解，也只是停留在“非暴力”是一种斗争策略的层面，而想不到那会是一种原则和信念。
　　实际上，甘地的做法最终之所以能奏效，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对手造就的。英国人在印度犯了很多错误做了很多坏事，但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人权思想之上，行事有一定的规则底线，这与封建王朝帝制视万民如狗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这种制度下，甘地虽然屡次被拘捕，一次次坐牢，但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找律师为他辩护，进行公开审判。这样，甘地就能通过体制内合法的斗争手段来保护自己。
　　但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无以复加，而且完全剥夺他们通过合法手法表达愿望的一切可能性，因为法就是王法，是统治者自己制定的。统治的方式决定了反抗的方式，暴力反抗于是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这种以暴易暴的反抗方式又激起了统治者更加残暴的镇压，于是杀人放火、食肉寝皮等极端惨烈的事件和行为，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一道奇惨痛心的景观。
　　延续几千年的残酷斗争，不仅仅消耗了财力，滞后了发展；更重要的是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酷，使生命成为最没有价值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拿出去奉献。这与珍视生命、慎言牺牲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久而久之在人们心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嗜血因子。所以，我们看到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一有意见不合人们就恶言相向，大打出手。如果哪一天中国人也能自由地毫不犹豫地去谴责一切暴力时，我们才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热爱和平”。
　　当然，历史上无数次灾难性的战争，很少被人们善良的和平主义运动有效地制止。这也是一个无情的现实。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你一生所追求的那些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能不能成功?”“不能。”爱因斯坦如此回答。“那你为什么又要继续这项事业呢?”“必须。”他同样肯定地回答。
　　我们不一定能有如此强烈的和平主义理念和普世情怀，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反战首先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征，当打杀声甚嚣尘上时，必须要有相应的制衡和反诘；其次，反战某种程度上是把我们从暴戾、对抗、粗陋的社会氛围中解放出来，过上平和、诗意、有美感生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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