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民族关系？_民族记忆电视剧在线

　　 　　56个民族的架构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需要做的只是适时调整。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此地漫长的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
　　
　　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将川西北高原――这片羌、藏、回、汉等多民族杂居的土地带入了全世界的视野。在2008年6月前后一个多月的采访中，记者走访了汶川、理县、马尔康以及甘孜州多处羌、藏聚居地。地震发生之前，拉萨事件余波未了，当地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是应对不大和谐的汉藏民族关系，而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民族文化的保存、民族关系的处理仍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
　　对于著名的人类学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来说，这些都不是新问题。1994年始，他便在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多处羌族山寨进行持续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羌在汉藏之间》、《华夏边缘》等多本学术著作中，王明珂对于华夏族群关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着诸多精彩解读，在学界影响较大。近日，王明珂教授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羌族的前世今生
　　
　　《南风窗》：地震前，很少人在意羌族文化，包括政府与学者。我们在汶川采访时，文化馆的老馆员说，这么多年了，文化馆连一个专门放文物的仓库都没有，县里想成立一个文物调查队，可是，提了很多年，也没人理。但现在不一样了，不仅当地政府急着要搜集羌族文物，大批外来的文化学者也都蜂拥至灾区，号称要抢救古老的羌族文化，中央政府也准备拨付大笔资金用于羌族文化的重建。
　　可很多年来，羌族人早已和汉人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使用一样的语言和文字，究竟该怎样理解羌族文化的独特性?羌族文化的建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王明珂：现在的羌族、中华民族等认同以及相关的各民族区分概念，50多年前，在当地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说是罕为人知的，现在所说的羌族认同主要是1950年代之后才逐渐产生的。事实上，岷江上游与北川居民大多有丰富的父系汉人家族记忆，足以让他们借以成为“汉人”。他们之所以选择部分记忆――多为母系祖源记忆，而将自己登记为“羌族”，甚至争取成为羌族，是有当时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背景的。
　　
　　以北川为例，北川与绝大多数羌族所居的阿坝州分属不同水系，深度汉化下的北川本土文化早已大量失去，北川可以说是处于羌族的边缘位置，但正是此边缘位置与相关认同危机使得他们如今最热衷于强调本民族认同。过去，北川本地土著有青片羌、白草羌，后来经明代将领何卿血腥镇压及民族歧视下，本地居民皆自称汉人以免遭迫害，这个悲情历史，使得他们更加珍惜、重视目前的少数民族身份。
　　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主义中国在消除民族歧视上的努力，在经济、教育各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及逐步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所带来的大量公职就业机会。1980年代以后，国家推行个体化经济与边区经济开发，都使得原来经济落后的岷江上游地区充满了新的资源，本地的少数民族认同热情也开始高涨。羌族的服饰、饮食、锅庄民族舞蹈、山神、天神与白石崇拜等等也在此潮流下透过身体、文字与图像展演出来，借此强化羌族认同，以及羌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区分。
　　《南风窗》：面对这样建构而来的文化，大地震之后，在经济重建之余，文化的延续上，我们该做些什么?很多文化学者都建议要抓紧搜集文物、建设博物馆、保护老释比(释比是羌民族遗留至今的一大原始宗教文化现象，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等等，这些措施的价值何在?
　　王明珂：搜集文物、建设博物馆、保护老释比等等，当然都是需要做的事。然而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必须对“羌族文化”有宽广的、具反思性的了解，否则在文物的搜集与展示中，我们等于是建构了另一种“羌族文化”，或传递一些错误的知识。譬如，20世纪上半叶，西方博物馆都喜欢在云南搜集“渔猎工具”，它们在博物馆被排列、展出，造成一种刻板印象，好像这些人群都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
　　无论如何，以上只是羌族文化遗产的维护与保存。至于活生生的羌族文化，那便与当地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对这样的文化，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人们的生活应得到妥善的安排；在生活秩序稳定后，文化自然在生活中得到展现与调整。我们不能为了保护“原生态文化”，譬如，为了保存羌族建在半山上房子紧聚在一起的村寨，而要他们永远住在这样的村寨与房子里。
　　我认为目前中央最应做的是，建立一套“在地”复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方案，让不需而又不愿迁离各个山沟的羌族在经济生活、社会秩序与文化上都能重生。譬如，让羌族在为长江上游保山护林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与他们许多传统文化价值及社会秩序是能密切配合的。
　　《南风窗》：北川县城确定要搬迁了，汶川县城也曾积极争取搬到靠近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附近，因为科学家们认为汶川所在的岷江上游地带已经过度开发，不适宜人类生存，应该进行大规模的生态移民。但不少文化学者认为，把羌族人搬迁到成都平原去，羌族人的故乡将彻底丧失，羌族的汉化程度原本就很深，这样一来，这个民族也将走向消失。对此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明珂：把汶川的羌族搬迁到都江堰去，羌族的文化与民族是否会因此消失?这是有点多虑了。原来羌族村寨最密集的地方便在茂县，受汉化影响较少的羌族也在茂县各沟。地震后，茂县将负起重建羌族文化的中心角色；移到都江堰去的汶川县城，则可能在此方面被边缘化；毕竟，都江堰市离羌族聚居的茂县、松潘、理县、北川各地至少都有3个小时的车程。
　　但问题在于，村寨农民如何挤进农业与其它资源都已十分紧张的都江堰市?四川是中国劳工的主要输出地之一，羌族农民是否也要加入此劳动市场?因此，我并不反对将汶川县府移到都江堰市的某处，但对于迁移村寨百姓这件事则要慎重。政府对他们的安置与未来蓝图要明确，并要让百姓们明白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将面临的处境，最后，让他们有作选择的机会。毕竟，过度的人类活动、大规模的经济开发，都不应是指羌族村寨民众的经济活动，而是外来者的挖矿、建水坝等等。
　　无论如何，固守一种少数民族文化、身份与居地并不绝对重要，这不应是反对羌族民众搬离汶川的理由。我赞成人们有跨越民族、文化身份与乡土的抉择与行动能力；特别不应以保存“原生态文化”为理由，要求他人远离现代化。但主动的跨越边界(如海外移民)，与被动的迁移、安置是不一样的。一个留学生追求留在美国工作、生活，他对跨越边界后的未来有些了解或有憧憬，但被迁移、安置的羌族民众，他们对未来知道多少?或者他有没有作抉择的能力?或有没有跨越边界后的生存能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看西藏骚乱 　　
　　《南风窗》：在您的诸多研究中，多是以羌族为标本，来思考整个华夏边缘的游移以及族群关系的变迁。20世纪中国的民族问题曾经有过两次高潮，一是世纪初的“国族主义”建构；二是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民族登记。如今，尤其是进入2008年以来，西藏、新疆以及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恐怖主义分子或者规模不等的骚乱行动。从学理上，您如何看待这一轮民族问题的爆发?
　　王明珂：没有错，20世纪初世界国族主义浪潮下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以及1950～1960年代的民族识别、登记，造成了中国目前56个民族的格局。但我还不能确定，今年以来连续在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否将形成另一次大转变，或只是长期以来的一些骚动个案而已。不过，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个人的行动，都将造成社会的改变；特别是当它们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经过报道成为更广泛的社会记忆时。为何在2008年许多问题爆发出来，我认为还是与中国主办奥运有关――许多地方的、边缘的声音，希望把握这国际媒体聚焦的机会让中央、让世界听得到。
　　藏族、维族以及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各有不同的背景与诉求。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在近代民族知识的建构下，除汉族外的55个民族都是同样的“少数民族”。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所制定、推行的“一体适用”之民族政策，自然是有需要探讨的地方。
　　譬如，南方地区的骚动，自古以来便是为了赋税，或是官逼民反。历史上南方的白虎复夷、莫徭等南方族群之名，皆表现他们因有功国家而得免徭役；盘瓠子孙记忆的部分内容，也是说因其母系始祖为帝王之女，所以免赋税。瑶族文书《过山榜》的内容，更是以皇上榜文来合理化本地人为何不应纳赋税，也借着皇榜要求官兵不许骚扰山民。
　　
　　又如新疆问题，在汉代以来中原帝国便常以驻军屯田的方式来控制此地，而此地的“原住民”又相当的流动、多变；因而如何共享、分配本地资源，须要大家对此历史有新的了解与省思。
　　藏族问题，在于藏汉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边缘”――藏族概念中的“朵康”，汉族概念中的古“氐羌”之域；对此历史的了解，原本可让边缘成为沟通的桥梁，而非彼此争夺的对象。
　　我的看法是，让我们的民族历史知识视野超越20世纪上半叶所建立的“历史”，让我们多注意长程历史中，许多事件以及传说、神话等等表征背后的人类生态本相，如此，我们便能更有智慧来对民族政策作个别调整，以解决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
　　《南风窗》：其中，西藏的民族问题更显迫切，从历史的角度，您认为，对于藏族人来说，“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明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各自坚持自己的民族记忆，藏族有藏族的记忆，汉族有汉族的记忆，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是造成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新的具备强烈反思性的民族知识体系。
　　事实上，汉藏之间最大的记忆是二者拥有大片共同的边缘地带，就是如今的羌族地带，这本来应该成为构建二者共同记忆的桥梁。围绕这个边缘地带，汉族与藏族都应该有所反思。
　　对于藏族来说，放到更长程的历史里来看，跟羌族一样，藏族也是发展而来，而且康、藏之间有本质区别，康区的一个寨子与另外一个寨子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都不一致。藏族以一个统一的民族面貌出现，并且民族意识高涨，只是在被纳入统一的华夏民族架构内以后的事情。
　　那些追求独立的藏族人必须认真考虑其所谓的“脱离运动”。即使成功，在生存条件恶劣、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如何生存?西藏如果独立的话，那里将会是人间地狱，在独立于华夏族群之外的历史阶段，西藏这块土地上到处是惨烈的互相斗争，部落与部落，土司与土司之间的大小战争从未中断，这在历史上是非常清楚的，很多历史典籍都有详细的记载。
　　
　　华夏族群关系的未来
　　
　　《南风窗》：您在著述中，比较推崇中国政府目前推行的民族政策：以经济补助来减缓内陆地区之贫困与匮乏，并以国家力量来维持族群问的秩序。但是，这样的秩序如今正遭受非议，尤其是西藏事件以来，一些汉人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给予的经济补贴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已经太多了，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很多补助都被当地民族的上层所获取，另一方面，底层的民族百姓生活依然困苦。国家力量的维持似乎出了问题，并陷入两难，对您所期待的建立和谐的人类资源环境共享的图景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对此，您如何评价?
　　王明珂：我推崇目前多元一体的中国民族国家格局，是相对于过去强调华夷之分的华夏帝国而言。一个华夏国家，将所有“异族”排除在资源共享之外，并驱逐、辖控、歧视四方“夷、戎、蛮、狄”，这样的体制并不值得赞许。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建立、调整国族内的资源共享体系。
　　确实有人认为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补贴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已太多，但同时底层少数民族百姓生活仍然困苦，或部分少数民族人士仍对政府不满，因此吁求重新检讨各项民族政策。有些学者建议，在政策上淡化或不强调民族身分，回归每一个人的“国民”身份。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考虑其族裔身分；如为了平衡学校或公家单位中受雇者的族裔背景，而立法保障少数族裔的入学与就业机会等等。在其它一切场合，纳税、接受社会福利与救济，各个国民一律平等。与之配合的当然是要解除国民居住、迁徙之限制。但这是否合适于中国，值得深入探讨与辩驳。
　　总之，我认为要解决、调整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以及民族与国家认同等问题，以及专家学者在筹谋任何政策之时，或更普遍的，当一个人(无论是否为少数民族)在思考自己及他人的现况与未来之时，都需要对“历史”有长程的、基于人类生态的深度了解。这“历史”不是“我的祖先曾打败你的祖先”那样的历史，而是对历史事件与所有历史叙事做出人类生态背景的反思。
　　比如，2000年长城两边游牧者与定居农人间的战争其人类生态意义如何?为何蒙古草原上一个个的游牧帝国兴衰起落，而相对的，除了短暂的吐蕃王国外，青藏高原上各部族难得集结为大的政治体?为何南方许多非汉族群的传说与文本中，总要强调本身曾由中央王朝豁免其赋税?为何部分羌族要说周仓是他们的祖先或神?
　　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学究之见从，认为“学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我的想法是，如今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知识体系，以此说明为何中华民族内包含有56个民族；此知识体系包括长程历史中面对中原帝国之各人群与此帝国互动之历史，此历史背后的人类生态，也包括近代的民族建构过程及其人类生态意义，因此我们可对每一民族在当前中国国族内特有的“族群性”有新的了解。
　　这样对一长远历史以及造成此历史的 人类生态之了解，可让人们产生有意义的、有反思性的行动抉择。行动抉择，不只是指各级政府主事者在制定民族政策时的抉择，更是每一个中国国民(无论是汉或是少数民族)――在对自身的现代处境、身份有新认识的情况下――对自身一切社会行动所做的抉择。也许有那么一天，在许多人的反思与抉择下，中国民族与国家体系得到适当的调整，并继续自我调整；也许那时中国国族仍包含有56个民族，一个人还是属于藏族或彝族，但此时他们的身份与社会存在已完全不同于往昔。
　　《南风窗》：针对您所说的“新的民族知识体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今，我们的民族知识体系没有更新，没有与时俱进，很难再指导政府民族政策的制订和调整，也因此，我们的民族问题会在未来的时间里不断出现?
　　王明珂：确实如此。在中国，发展历史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还有些困难，现有的民族知识体系比较老套，很难让年轻一代的学生接受，而西方解构主义的人类学体系，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是一次彻底颠覆，也不大可能被接受。
　　我是一个折中者。在美国多年的求学，让我非常了解西方解构主义者的那套东西，我希望新的民族知识体系是既能跟西方接轨，又能在中国的田野背景中，有特殊的学术与现实关怀。建立这样一套学问体系，是有益于民族关系问题解决的。
　　其实，56个民族的架构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需要做的只是适时调整。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此地漫长的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将广大东亚大陆生态体系中相依存的区域人群，结合在一个资源共享之国家与国族内。以此而言，晚清部分革命党精英欲建立一个纯汉族国家之蓝图，以及当代鼓吹中国少数民族独立的言论，并不是好的选择。
　　同样的，欧亚大陆之东、西两半部有如下差别――西方为沿大西洋之少数富强而讲究人权、自由的国家，内陆则为常卷入宗教、种族与经济资源战争及内部性别、阶级与族群迫害频传的各国、各族；东岸则为一“多元一体”的中国，以经济补助来减缓内陆地区之贫困与匮乏，并以国家力量来维持族群间的秩序。我们也很难说，欧亚大陆西半部的体制，优于东半部中国国族下的体制。
　　
　　无论如何，固守一种少数民族文化、身份与居地并不绝对重要，这不应是反对羌族民众搬离汶川的理由。我赞成人们有跨越民族、文化身份与多土的抉择与行动能力；特别不应以保存“原生态文化”为理由，要求他人远离现代化。但主动的跨越边界(如海外移民)，与被动的迁移、安置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各自坚持自己的民族记忆，藏族有藏族的记忆，汉族有汉族的记忆，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是造成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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