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中美关系趋势【辩证看待中美关系】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始终存在，双方关系合作的一面目前很明显和突出，但不等于就没有摩擦，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问题是重要考验，贸易纠纷不断也不能忽视。一些敏感问题处理不好，仍有可能重起风波。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南风窗》：您1993年4月到1998年2月担任驻美大使，这期间，中美关系多有波折，比如围绕着最惠国待遇的争执、“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李登辉访美等，这些都发生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您对克林顿总统处理中美关系的手法有何评价?
　　李道豫：克林顿对中国的态度有一个过程，开始时是不友好的，后来有很大的变化。总体上看，尤其在第二任期，克林顿对中美关系有积极贡献。他恢复了中美两国元首中断了8年之久的元首互访；把中美关系定位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完成了美中之间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积极支持中国进入WTO；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进展迅速。对于初期的不友好，据说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承认这是一个失误。
　　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的老布什政府对中国实施全面经济制裁，但国会的民主党人要求更进一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们在同会提出议案，被老布什否决了，那几年年年如此。克林顿就代表了民主党的这股潮流，在竞选辩论中，他指责老布什总统对华太软弱，甚至把中国的民运分子请到竞选大会上大放厥词。而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不少政客错误判断形势，认为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而垮台，即便不发生这样的情况，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已大大降低。
　　在这种背景下，上任初期克林顿对中国采取施压政策。他试图把中国最惠国待遇作为杠杆，迫使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让步。上任不久，1993年5月他就发布行政命令，说如果中国在一年后即1994年5月前人权问题上不做出若干重要让步，就完全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当时美国政府打的如意算盘是，中国很重视对美国的大量出口，为保住经济利益会在政治上做出让步。这个行政命令发布后，受到中国强列反对，中国坚持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顶住了美国的压力。美国的工商界害怕丢掉中国的市场，联合向政府施压，美国商务部、财政部等政府部门也不同意这种做法。在此情况下，克林顿在1994年5月命令到期时发布了另一条命令，内容是中国虽然没有满足美国提出的条件，但仍然宣布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作为施压杠杆的效用已经穷尽。克林顿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1995年5月，又发生了李登辉访美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更严重的冲击。之前美国国务卿向中国保证只允许李登辉过境，不能访问，但很快出尔反尔。事件发生后，中国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中止了部长级访问，召我回国述职，刚好当时美国大使任满回国，这样一来有4个多月小美外交关系实际上降到了临时代办的水平。美国很快加以补救，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并书面承诺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参加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并承诺以后对台湾政要过境要严格限制。
　　在初期的一系列不友好举动之外，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也不全然都是负面的，从1993年8月开始，他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在当年12月西雅图APEC领导人峰会上，他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双边会晤，后来每年都利用这个场合会晤，在当时高层互访停顿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渠道。
　　一直到了1997年、1998年，中美才克服了障碍，领导人实现了互访，并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非常高的定位。可以说，我经历了中美关系从低谷到高点的发展过程。
　　《南风窗》：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李道豫：在那几年尤其是1996年，美国政界和智库一直在辩论中美关系，最后，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不是美国能阻挡的，美国对中国无法遏制，只能积极接触，原因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1996年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试图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为名，要提高中国相关产品的关税，美国的相关公司坚决反对。因为假如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运动鞋加税，NIKE品牌2／3的鞋就会受影响：向电话答录机加税，美国的电话公司也不干了。在中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美国要在经济上为难中国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奥巴马政府最近搞的轮胎特保案，电一定会遭到同样失败的命运。
　　《南风窗》：这是否说明，美国在处理中关关系上一直有两面性?
　　李道豫：过去30年，中美关系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美签订了三个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简称《八一七公报》)，建立了双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政治上当时中美双方要共同面对安全威胁，经济上双方的互补开始发挥作用；第二阶段从1989年开始，双边关系充满了曲折、动荡和起伏；第三阶段大致从进入21世纪开始，以9?11事件的发生为标志，反恐、防止核扩散等以及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中美共同面对的挑战，经济上的相互交融互相依存更加深化。此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比90年代又跨了一大步，综合实力大大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倚重和需要增加，对中国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双方处理分歧更有经验、更加成熟。这一阶段双方关系基本稳定，并呈良好发展的态势。
　　不过，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始终存在，双方关系合作的一面目前很明显和突出，不等于就没有摩擦，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问题是重要考验，贸易纠纷不断也不能忽视。中方一直提醒美方，要慎重对待各自的核心利益和关切，一些敏感问题处理不好，仍有可能重起风波。
　　以奥巴马上任以来的政策来说，一开始就有好的开局，避免了以往新总统上任初期的曲折和摩擦，两国元首两次会晤，谈得很好，把中美关系的定位提高了，定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启动了新的政治分量更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草签了能源、气候变化、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金融危机等当前全球性挑战的应对上，中美展开新的密切合作。两国元首一致表示将深化这一关系。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抱有信心。但奥巴马上任不到一年，他今后能否做到言行一致，还要继续观察。拿最近的轮胎特保案来说，它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轮胎这样了，接下来会不会还有钢铁、纺织品?而且别的国家还可能有样学样。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不满和警惕。
　　《南风窗》：说到《八一七公报》，国内有人认为中国当时急于建交，在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上让步太多了。 　　李道豫：这一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在公报中明确做了规定，美国在该公报中对中方作出了明确的承诺，最重要的三条包括：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美国出尔反尔，屡屡违反承诺，中国一直对此进行斗争。
　　对中美建交不能孤立地看，而要把它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中国在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这是需要必要的国际条件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是否合作的态度也很关键。当时同美国建交就是大局中关键的一着高棋。
　　
　　民间外交作用很大
　　
　　《南风窗》：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民主党比较喜欢讲意识形态，共和党则相对重视经济利益，所以民主党当政中美关系往往比较曲折，共和党当政则相对顺利，您同意吗?
　　李道豫：这是一种不太确切的说法。克林顿是民主党人，但你仔细看看，他能把打赢海湾战争的老布什拉下马，就是因为老布什总统经济政策的失败，而克林顿打出了经济牌；在他任内，美国特别注意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关系，并推动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美国当时积累了巨额财政盈余。奥巴马能选上总统，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金融风暴，美国人寄希望于他。
　　其实，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处理中美关系都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的，因为形势比人强，在特定形势下，什么政策最有利，两党都会做。而无论谁上台，处理中美关系的手法都会和1990年代有所不同，会把合作放在更突出的地位。而意识形态两党都在讲，施加压力、防范、遏制在需要时也都会做，没有差别的。
　　《南风窗》：美国经常以“民主”“自由”的代言人自居，理直气壮地指责别国，在您看来，美国人是真的相信民主自由的理念，还是只是把它们当成工具?
　　李道豫：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有，美国式民主是由美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条件、人民教育程度等因素促成和决定的，美国人以此为豪，这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离开了那些因素和条件，把美式民主推广到第三世界往往会带来混乱。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在全世界称霸的野心，不希望别国强大。推广民主，引起混乱，正中它的下怀。
　　《南风窗》：我们一直强调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双边关系的很多重大决策要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外交在中关关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李道豫：民间外交的作用很大。在中美关系发展初期，主要是领导人在发挥作用，现在，就不单单有领导人的往来和沟通，双方的国家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密切往来和交流。有隔阂和分歧要化解，这就要靠两同的各界人士都做工作进行沟通，两国人民的这种接近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牢固基础。互联网时代，民意可畏，如果老百姓不接受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对别国有敌意的话，政府最后想友好都不敢。民意既可以表达友谊，也可以沟通申诉，某一方出台了愚蠢的政策，例如轮胎特保案，两国社会都应行动起来表达民意，就能更好地推动解决。建立在人民充分沟通基础上的中美关系才是正常的。
　　《南风窗》：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政治性的游说公司，受雇于某个国家或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对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那么，中国有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李道豫：我们和美国的公关公司有不错的合作。但他们和中国官方合作有一定限度，一项对华不利的贸易法案出台，公关公司可以代表涉案的大公司去游说，但它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为中国的政策去游说，它只能替你安排和议员的会晤，但要你自己去讲。公关公司有自己的限度和顾虑，我们不能勉强。
　　
　　中国外交有很强的继承性
　　
　　《南风窗》：您对G2和“中美国”提法有什么评价?
　　李道豫：“中美国”是由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2007年提出来的，不久前，弗格森又发表文章称，“中美国”可能要“离婚”，因为“中美国”是建立在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美国进口、中国出口的基础上，但金融危机使中国意识到外向型经济的弊端，开始重视内需；而奥巴马也呼吁美国人增加储蓄，甚至重新成为制造业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国”恐怕难以为继。我的看法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分工和互补是由一系列条件决定的，一两百年可能都改变不了。以后两国互补的表现形式或许有变化，但美国在科技和资金方面有优势，中国的人力资本丰富，这是客观情况，这样一来必然就有分工，双方利益交融的趋势在长期内不会改变。
　　至于G2，首先它不符合中国的外交理念，中国强调国家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强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G2的说法与这些理念背道而驰：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异太大，不可能成为集团；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演讲称美国要建立多伙伴的世界，这说明美国也不接受C2。另外，c2从提出至今，欧洲、拉美、亚洲等许多国家都不赞成，所以说，G2之论可以休矣。
　　《南风窗》：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到底有什么影响?
　　李道豫：金融危机是中美新合作的增长点，美国奥巴马政府更重视中美关系。前一阵新疆发生骚乱后，美国政府官员的表现相当谨慎，不像以往信口雌黄，这显示美国政府更看重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利益会有不同，时不时会有摩擦和分歧，这是正常现象。
　　《南风窗》：新中国外交60年，您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道豫：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中国外交有很强的继承性，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关系。这些前30年我们在讲，后30年也是如此，我们的外交路线没有变化，只是内容有所扩大和延伸，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以前说处理对外关系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我看来这和现在经常提的韬光养晦也是一脉相承的。

相关热词搜索：中美关系 看待 辩证看待中美关系 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 中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