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25年后看日本经济_广场协议如何影响日本经济

　　泡沫破裂是否就是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真正原因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泡沫的形成和破裂都属于短期宏观波动范畴，很难想象它们可以解释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20年的停滞。我们必须从长期因素中寻找答案。
　　
　　就外部环境而言，当前的中国经济很像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两者都拥有巨额的经常项目盈余，都承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事实上。美国人现在指责中国的言论和当年他们指责日本的言论如出一辙，只要把“中国”换成“日本”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广场协议25周年之际反思这个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广场协议不是日本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
　　
　　在开始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日元的升值过程将对我们有所帮助。如图一所示，1970年之前，日元和美元之间保持着360日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但自此至1995年，日元经历了3次大幅度升值。第一次是1970―1973年，升值幅度为25％；第二次是1976―1979年，升值幅度为26％；第三次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1985-1987年升值46％。之后略有波动，但最终于1995升至94日元兑1美元的最高点，相比1985年升值60％。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升值幅度很大，但在此之前的升值幅度也不小。在1970―1995的15年间，日元总计升值了74％，其中广场协议之前的贡献占34％，广场协议之后的贡献占44％。如果我们相信国内的主导意见，即认为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进入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经济在1970和8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幅度升值之后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开始出现资产泡沫。尽管升值之后财富的增加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对升值后果的过度悲观判断。当时，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升值将大大打击日本的出口，并对国内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因此，日本央行的对策是大幅度降息，如图二所示，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985年的3.5％急剧下降到1987年的1.76％。但是，日本政府的判断是错误的，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虽然有所下降，但却并没有变成赤字(图三)。持续的外贸盈余和低利率政策的叠加大大增加了货币的投放，刺激了投机行为。当意识到资产泡沫问题的时候，日本央行于1990年大幅度提高利率，但此时资产泡沫已经很大，利率的急剧上升导致泡沫的迅速破裂，日本经济进入停滞时期。
　　日本经济的停滞有多可怕呢?图四显示了按不同货币计算的日本人均GDP的真实增长率。按现价日元计算，自1993年首次出现负增长算起，到2008年，日本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05％；也就是说，日本经济在这15年间基本上没有增长。由于日元对美元略有升值，因此，如果按现价美元计算，同时期日本的人均GDP要增长得略快一些，年均达到1.73％。但是，由于汇率波动很大，图四显示，以现价美元计价的增长率的波动也很大。在1989年之前，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增长率曾经达到46％，之后则呈现剧烈的波动。
　　图四还显示了以国际可比价格(即PPP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GDP的增长率。在1993―2008年间，这个增长率平均达到3％。这虽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速度，却也不是一个很低的速度，和德国同时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相当。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国内很弱的通货膨胀，从1985年到现在，日本的物价水平只上涨了15％。这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虽然没有增长，但民众却没有太多的抱怨。
　　
　　日本经济停滞的真正原因
　　
　　然而，泡沫破裂是否就是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真正原因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泡沫的形成和破裂都属于短期宏观波动范畴，很难想象它们可以解释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20年的停滞。我们必须从长期因素中寻找答案。
　　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进步。所谓经济增长，就是把今天生产的一部分价值变成储蓄，用于明天的生产，而这个生产过程可以创造高出储蓄的附加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则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个附加价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就会下降，即经济增长率下降。所以，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是必需的。
　　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的增长属于赶超类型，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模仿是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进入1970年代之后，日本达到了世界技术的前沿，在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创新，到1980年代，它几乎垄断了家用电子产品的所有创新。然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崛起，而美国几乎垄断了这一领域的所有创新，日本则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1980年代，日本的电子产品品牌如雷贯耳，现在，我们能说出哪项重要技术创新是来自日本的呢?
　　日本20年的停滞最终是其技术进步的停滞。但是，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过于相信短期宏观经济理论，想通过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图二)，结果是陷入流动性陷阱。
　　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过去20年缺乏技术创新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对当前和未来中国具有启示性意义的。是日本人口的迅速老化。图五显示了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按照国际标准，日本刚好在广场协议签订的198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目前，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1％。人口的迅速老化给日本经济带来两个问题。
　　其一，养老负担加重，拖累经济增长。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社保负担，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到2010年年初，国债已经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229％的惊人规模。这是典型的寅吃卯粮行为，以降低后代福利为代价维持当代人的生活水平，因此终究不可持续。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化降低了日本社会的创新能力。人的科技创造高峰在年轻时代，比如，爱因斯坦的主要贡献都是在他25岁之前完成的。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和它开放的移民政策关系很大。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美国本土出生的年轻人多数不愿意从事艰苦的科技工作，大量拥有高学历的年轻移民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反观日本，它的移民政策一直非常严格，从而大大限制了它的科技创新能力。
　　也许，低速经济增长是在人口老化情况下，日本为保持民族的纯洁性所做的一个合理选择。也许，日本已经放弃了做一流大国的雄心。
　　
　　日本经验的启示
　　
　　日本经验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具有竞争力的名义汇率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决定外贸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即扣除物价水平的汇率。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定理，当本国相对于另一国有收入赶超的时候， 本国货币将对另一国货币发生实际升值。也就是说，即使名义汇率固定不变，本国的物价水平也要上升，最终，如同名义升值一样，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将下降。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可能比较弱，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结构转型之中，许多以前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人力、土地、资产等)被卷入经济增长之中，从而压制了国内物价的上涨。日本早期在固定汇率下的经济增长就属于这种情形，中国目前也处于同样的情形。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中国于1990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即劳动人口是被抚养人口的两倍或更高。今年人口红利达到最高峰，劳动人口达到被抚养人口的2.6倍，以后将逐步下降，到2025年之后消失。而且，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超过全部劳动力数量的40％，需要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每年至少要创造200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满足全国的就业需求。所谓中国过了“刘易斯拐点”的论断，在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但是，实施固定汇率也是有代价的。一是要积累大量低回报的金融资产(主要形式就是官方外汇储备)；二是要面对其他国家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合理的选择是自行实施缓慢的升值，升值的上限可以参照中外单位劳动成本的上涨幅度并扣除物价上涨的差距。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例，具体公式是：
　　人民币名义升值幅度上限=(美国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率)－(中国通货膨胀率－美国通货膨胀率)。
　　只要人民币升值幅度低于这个上限，中国产品对美国产品就可以保持竞争力。按照上述公式计算，从2000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升值空间有74％，而这期间实际发生的升值为21％。当然，实际政策操作要考虑多个国家的情形，特别是和中国出口形成竞争的国家的单位产品劳动成本。
　　其次，持续的教育和科技投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中央政府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很高的认识程度，刚通过的《2020国家教育发展纲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中国毕竟还处在赶超阶段，模仿仍然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过分夸大自主创新的作用是有害的。在这个意义上，《2020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把重点放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有失偏颇。比高等教育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投资中等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移民的职业教育，以创建合格的产业劳动大军，这无论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对保持社会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选择
　　
　　由于人口红利的作用，中国的国民储蓄目前处于最高峰，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如何用好这么多的储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前，主要有两种利用这些储蓄的方式。一是以国家外汇储备的形式投资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其回报极低。二是投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回报比外汇储备高很多，但它存在几个问题。
　　其一，基础设施需要不断的维护，因而产生长期成本。其二，基础设施本身不产生需求，过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最终会阻碍经济增长。日本在1970、80年代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包括把新干线延长到人口稀少的地区，最终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多少积极作用。其三，基础设施对各产业的辅助作用不是对称的，资本密度越高的产业受益越多，从而这些产业将得到更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并最终导致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加重经济对外需的依赖。而且，地方政府的很多基础设施投资花到土地上，为了招商引资，土地价格定得极其便宜，远不及政府的基础设施花费，从而，基础设施投资变成对企业的补贴，更加剧了经济的扭曲。
　　比投资基础设施更好的方式是投资教育。首先，教育投资的收入回报很高。国外经验表明，多接受一年的教育，一个人的收入提高15％左右。中国的教育回报没有这么高，但近年上升非常快。其次，教育的折旧很慢，一朝得教，终生受用；而且，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自学的能力也越强，政府有限的起始投资可以带动民众的终生学习。第三，教育具有很强的代际传递效应，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往往也培养出受教育水平高的子女。最后，教育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一个人得到较高的教育，不仅提高他本人的能力，而且帮助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发挥能力。把这些好处加总起来，当今中国恐怕没有一项投资能超过对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
　　最后，日本经验给中国的最重要启示，莫过于，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之一。由于“一胎化”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老化将来得更加凶猛。到2030年，1960年代中期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将步入老年，届时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超过今天的日本。日本在20年前也许没有预见老龄化在今天给日本带来的全部后果，但有了日本的前车之鉴，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就未来而言，没有什么比人口变化更确定的事情了。未雨绸缪，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改变目前的“一胎化”政策。
　　有人会说，现在中国的人口还是太多。再过20年放开人口政策也不迟。问题在于，到时候恐怕想让大家生孩子，大家也不生了。过去20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人们的生育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沿海地区，生一个孩子渐渐变成了一种习俗，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不生孩子。如果我们等20年，恐怕这种现象要蔓延到中西部地区。简单的算术告诉我们，如果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则一个国家的人口迟早要下降。如果中国不想像日本一样，人口政策最好今天就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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