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中国的选择 国际环境变化

　　2010年经济领域发生的货币战和贸易战，预示着国际体系转向内在和封闭的可能，意味着开放的贸易体制、互惠、多边主义原则会受到威胁，最终只会带来国际政治的倒退。其从兴起到流行，从局部到整体，尤其值得警惕。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一些微妙但却深远的变化。我们怎么看待国际环境中变与不变的因素，怎么定义变化，变化是在连续性的逻辑下发生的变化呢，抑或这些变化本身具有揭示新的逻辑和新的历史的含义?另外，2010年是中国的“十一五”收官之年，2011年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外交多年来在为国内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从国际关系角度，我们怎么思考过去的2010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下我撷取一些关键词，试图对2010年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外交做一不成系统的概括。
　　
　　观念
　　
　　我们习惯说中国要学会与西方打交道，其实，换个角度看，我觉得西方也要学会与中国打交道，学会改变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但是，西方真正要学会与中国打交道，其自身必须克服两个根本障碍，一个是意识形态上对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的偏见，妨碍了它们与中国发展稳定持续的友好关系，第二个障碍也与意识形态有关，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偏见，妨碍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承认，从而影响到开放的世界贸易体制。
　　其实，在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中国早在30多年前，就提出对外关系中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决定双边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作为判断双边关系发展的依据。这种观念变革迅速打开了中国外交的局面。中国这几十年的巨大发展是整个世界的奇迹，其在制度文明和发展上积渐而成许多成果，两方如果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新中国，中西交往的许多疙瘩永远打不开。
　　2010年经济领域发生的货币战和贸易战，如果从观念角度来解读的话，其实反映危机时期国家倾向于用自保而非集体行动解决问题思路的抬头。对国际体系来说，这种观念的抬头以及相伴行为的增加，预示着国际体系转向内在和封闭的可能，意味着开放的贸易体制、互惠、多边主义原则会受到威胁，最终只会带来国际政治的倒退。其从兴起到流行，从局部到整体，尤其值得警惕。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内部出现的历史观、价值观、时代观、是非观的分歧和混乱。现在，二战的正义力量与非正义力量被人们拿来重新解读，统治的伦理价值遭到类似维基泄密的冲击，时代的和平主题开始遭到某些战争学说的质疑，过去被批判的对象现在成为美化的对象，等等。这些多少呈现反主流的虚无主义观念对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带来潜在挑战。
　　
　　财政
　　
　　发达国家比较普遍地出现政府的财政危机，是2010年国际政治经济一个突出特点，这是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政治不可忽视的力量。财政是现代国家的基础，现代国家的军队、福利、吏治，无不以财政为中枢来展开。2010年，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甚至一些中东欧国家，债务总额接近或超过GDP总量的几乎比比皆是。对军事大国来说，财政吃紧首先影响其海外扩张和维持的能力，而其盟国普遍下降的财政能力，又直接威胁到霸权国家开展军事活动的融资能力。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几乎是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若其不能尽快从危机中走出，它如何继续维持其全球军事存在?当然，反过来问的话，美国如此规模的军备开支――其超级大国赖以存在的一大支柱，在财政困难不解决的前提下是不能为继的。这个问题怕是未来10年国际政治和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的一大突出问题。
　　另外，财政危机对先前福利国家体制来说，也是个冲击，简单说，政府没钱像过去那样包办很多福利了，先前流行的福利国家民主模式，吸引力和号召力可能打折扣。再有一点，危机久拖不解，在一些国家出现向社会危机层面转化的可能。因此，政府财政危机可谓当今世情和国情一个深刻变化，也是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的一个表现。
　　
　　建制
　　
　　在危机的不确定性影响下，今年国际政治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为解决议题而形成的国家集团的分化组合速度要比平常时期更快更频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讨论G外交(G代表GROUP)的原因之一。金融危机以来，八国集团的地位相对下降，G20国集团成为处理全球金融合作问题的最重要机构。但是，G20给人印象多多少少是个应急平台，今年首尔的G20会议，已经显露出成员国的分歧。G20如何从应急机制转变为长效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目前还在探索中。
　　金砖四国去年6月召开首次峰会，峰会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四国同意共同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今年11月，俄罗斯和北约在反导问题上的合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东亚峰会在今年也完成了扩容，原先的10+6(即东盟10个成员国加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今年自美国和俄罗斯加入后，又变成了10+8体制。先前的哥本哈根多边气候会议和现在的坎昆多边气候变化会议，内部出现交叉的谈判集团，可谓共识难成。
　　一方面，改革国际制度的全球共识在提高，改制和转制成为全球治理的一大呼声，但另一方面，对国际制度改革的方式、转制的方向、变革的缓急等，目前在新兴力量和守成力量之间还难以形成共识。关键是，对新兴力量尤其是中国来说，要将危机中取得的成果通过国际规章制度予以长效化、常态化和制度化，逐步积累，推动国际体系朝公正合理方向和平转变。
　　
　　利益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国家利益的界定是这一年的热门话题，尤其体现在年前的核心利益和年后的共同利益提法上。关于核心利益，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提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这个解释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我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提到的“主权、领土安全、发展利益”是一致的，纠正了人们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一些混乱。
　　在核心利益之外，近几年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对利益观的看法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即更少从自我角度出发定义利益，而是更多从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角度出发定义利益，包容利益、共同利益、利益共同体等成为人们熟悉的词眼。当前世界各国处于全球化的相互依赖中，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亟需各国培育一种新型的利益观，也即在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统筹的前提下，以包容利益、共同利益作 为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础。
　　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观念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包容利益、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合作，也有利于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存在的担忧和疑虑。
　　
　　老二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已成定局。国内外对此出现不同的观点，有借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有认为中国因此变得越来越傲慢了；也有认为国强必霸，中国可能一步强权政治逻辑，挑战现有国际体系；也有指责中国哭穷的，做了老二还到处哭穷；还有认为世界老二不好当，历史上许多老二就是被老大联合其他国家拉下马的。
　　不管怎样，经济实力的上升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定位再度成为一大话题。国际定位直接涉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关系、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责任和援助政策等，因此，定位的变化必然带来政策的调整，国家的国际定位是非常慎重的。基本上，中国与日本在经济上的换位并不具有重大性的意义，经济总量改变不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中国还是要摆好心态，不要放弃向外学习的态度，戒骄戒躁，抓好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机会，走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
　　
　　海陆
　　
　　2010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日钓鱼岛争端、美韩日联合军演、南海问题、索马里海盗问题、北极冰川融化带来北极航道开通的前景等，使海洋、海军、海权(我将其称为“三海”问题)成为国内外讨论中国国际环境使用最多的词汇，三海问题确实紧迫，不可谓不重要、现在中国人讲三海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在补课补缺补不足。但是矫枉不过正，如果从综合全面的地缘战略观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和海洋国家，陆地的地缘政治价值不能因为三海问题的上升而被低估。其实，在2008年到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就曾在中国陆地边疆地带制造暴力事件，另外，中国陆地邻国众多，与一些国家之间还存在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复杂的民族、宗教、历史等问题。
　　应该说，中国要有海陆并重的观念，不能厚此薄彼；另外沿海、沿边、内地的开放是中国开放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年，西部大开发以及中同在高铁技术上的突破，为内地和沿边地带发展与陆地边界国家更紧密的经济往来提供了支持。再说，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国内的发展问题，也涉及中国和亚洲内陆国家的共同发展，通过中西部大开发带动亚洲内陆国家的发展，也是落实中国睦邻寓邻政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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