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完美足球投资人|微信全民足球辅助

　　死水微澜的职业足球市场,迎来了首富许家印后,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热点话题。在最冷峻的足球市场环境里,一个巨富级投资人的出现,引发了广泛的猜测,似乎恒大真的是来职业体育市场“抄底”的,似乎中国的职业体育产业,真的具备了让首富们感兴趣的投资价值。
　　一时间,最热门的房地产行业,仿佛也成为了中国足球的强心针。
　　通过短时间操作,礼聘郎平运作恒大女排,恒大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品牌。接盘广州足球俱乐部,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回馈社会,也让恒大和当地政府的融洽关系更推进了一层。至于恒大投资职业体育,究竟时间能有多长,许家印和恒大投资足球的真实目的,只能让时间来考量。然而由此引发的潜在话题,便是在政策打压之下的房地产行业,会否选择投资职业体育,尤其是足球,来实现一次资本的转换?
　　这样的话题,恐怕也只有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可能存在,因为一百多年的现代足球发展历史上,没有谁能准确地认定哪一个经济行业就会是理想的职业体育投资者。资本对职业体育的深度,也是职业体育从1980年代进入高商业化发展时代后才形成的,此前一百多年,几乎都可以认为是相对传统并且简单的古典主义时代。
　　
　　俱乐部,社区精神的代表
　　要探寻职业体育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必须上溯到职业体育载体的形成阶段。一百多年前各种足球俱乐部在英格兰形成时,之所以选择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形式,不是为了牟取未来潜在的商业利益,而是为了规避可能遇到的俱乐部经营风险。
　　因为足球俱乐部的诞生,恰恰是两次工业革命期间,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城市化发展过程。大量失去土地的乡村人口,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涌入城市,形成了各种新兴城市的劳工阶层。在生存环境恶劣、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甚至毫无社会地位的状况下,足球成为了这些新增人口之间最简单的娱乐方式和最便利的交流渠道,不论是参与足球运动,还是旁观者,似乎都能从这项有着天然聚众效应的运动里找到认同感。于是一系列的俱乐部,就以这样的方式在英格兰形成了。
　　最原始的俱乐部,往往是三五好友在周日休息日一道组成,通常会以一个酒吧为中心来商讨赛事组织、租赁场地、装备设置等基本话题。俱乐部的创始者,大多都来自于劳工阶层,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大家完全出于热爱来组织一个俱乐部,可是在俱乐部的初期运营中,经济风险立即出现:租赁场地、购买基本足球装备和赛事组织,事事都牵涉到钱,谁将对这样的金钱压力负责?大家都是穷哥们,志同道合组织了俱乐部,让谁单独面对经济风险都不合适,于是将俱乐部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用一个法律载体去面对直接的经济风险,对大家而言都是公平的。
　　早期的足球俱乐部,几乎都有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俱乐部的发起人不是劳工,就是酒吧老板或者酿酒商,公司化的足球俱乐部,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经济属性,却不是盈利性的经济属性。随着足总杯诞生、联赛诞生,每个足球俱乐部对所在社区的代表性越来越强,不同俱乐部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竞争关系,也往往是不同地域和社区人群之间竞争关系的体现,久而久之,俱乐部成为了一个地域社区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属性,慢慢地被足球俱乐部的社会公共事务综合属性所掩盖。
　　这只是现代足球在起源国英国的初期发展,足球被传播到欧洲大陆,再从欧洲大陆走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真正成为一项世界性运动后,产生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在商业化程度不及英国的欧洲大陆国家,足球俱乐部的社会公益属性被得到更深挖掘,于是在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的很多足球俱乐部,都是会员制的非盈利机构,它们的社区代表性更加明显,球迷对俱乐部的参与程度也更深。这个阶段的足球俱乐部所有者,当然不再是早期的劳工阶层代表,却也往往是当地受人尊敬的绅士或者富商。
　　
　　商业化刺激资本投入
　　现代足球历史上,有过三个分水岭般的商业化变革期。第一次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当第一个足球联赛在英格兰出现时,球员职业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足球管理者仍然信奉着业余化体育精神,他们也不得不接受球员职业化的现实。球员职业化的出现,让职业足球真正变成了一个行业,即便在此后70多年时间,职业足球在英格兰还得和其他劳工阶层一样,被迫接受着顶薪的压榨。
　　第二次商业化,便是在六十年代,职业球员顶薪制度终于被废除,这让俱乐部老板们在投资建设俱乐部上的限制被取消。顶薪制度被废除,是对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一次经济解放,却也让职业足球进入了一个明星时代――身价超过十万英镑、百万英镑的球星逐渐出现,俱乐部盈利水准和经营成本同时上升。第三次商业化变革,是1994年博斯曼法案的出现,进一步将职业球员从俱乐部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球员的自由流动将不再受俱乐部传统行会式的约束,职业足球的全球化时代来临。
　　第二次和第三次商业化变革,让职业足球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商业发展期,职业足球的商业魅力在急速上升,自然而然便吸引了更多非传统的足球投资人。这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AC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富勒姆老板法耶德、切尔西老板阿布拉莫维奇和曼联现在的美国所有者格雷泽家族。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行业,发家致富的经历各不相同,投资足球的目的也各不相同。
　　贝鲁斯科尼是意大利传媒大亨,投资AC米兰,是他积累更广泛社会和政治资本的捷径,也帮助他实现了意大利总理梦想,足球新资本在这桩交易里,扮演的是一种政治交换的角色。法耶德是埃及富商,精通零售业,在英国经商多年,曾经是伦敦最奢华的百货商店Harrods老板,却始终得不到上流社会认同,儿子和离婚后的戴安娜王妃相恋后,法耶德家族仍然被上流社会歧视,一直到戴安娜和小法耶德车祸身亡。1997年老法耶德收购富勒姆这个伦敦传统足球俱乐部,一定意义上是对英国传统社会等级的反抗。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2003年收购切尔西,7年来投资超过7亿英镑,更被认为是购买了一张“免死符”,他的发迹来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能源行业的私有化。而美国格雷泽家族从食品加工行业发财,2005年大量拆解资金,以7.9亿英镑的天价收购曼联,则更是出自投资目的――他们知道曼联是职业足球行业中罕见的赚钱机器。
　　形形色色的新足球商人进入这片领域,让足球的社区代表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人来自各种不同的领域,目的各不相同,也让职业足球竞争成本越来越高。老派的俱乐部所有者,例如前利物浦老板摩尔斯、阿森纳现在的几位大股东,都越来越难适应高度商业化的挑战。新投资人以全球化的方式介入职业足球,的确为职业足球的发展带来了强烈的短期刺激,却也消磨掉了足球俱乐部的草根特性,新资本渗透,成为了影响职业足球发展的双刃剑。
　　
　　投资中国足球,还是收购社会资源?
　　国际足球的发展变迁,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本进入职业足球领域的案例,却并没有说明哪一种性质的资本、来自于哪一个行业的资本,能对职业足球长久的发展形成健康支撑作用。
　　各种偶然性和投机性因素充斥其间,越进入商业化时代,新资本流入的目的性越强,而足球俱乐部原本具备的社区精神代表性质,受到的打击就越大。因此在商业化程度最高,同时资本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英超,对以盈利为目的国际化资本的抗议声也越激烈,过去一个赛季,球迷对曼联、利物浦、朴茨茅斯等俱乐部外国老板的批判此起彼伏。
　　新资本介入后,极速提升职业足球的经营成本,短期牟利的功利性越来越强,让欧洲足球管理者欧足联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要求所有职业俱乐部必须量入为出。欧洲职业足球在资本冲击下暴露出来的问题,对于中国职业足球未来发展,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十多年来,各种赞助商、投资人络绎不绝,但是长久坚持下来的屈指可数。所有的退出者,都会以“中国足球环境太恶劣”为由,表白着自己的无辜和受伤害,然而这些投资人们就绝对清白吗?去冠名一个甲A或中超俱乐部,在足球这个广泛的传播平台上,能很快提升一个企业的知名度,能获得疏导社会关系、打通政府公关,甚至能换取更好的政策资源。以俱乐部的名义从地方政府手中换地、争取减免税的例子,数不胜数。这样的足球投资人,与其说是出于对于足球运动的热爱,不如说更是为了利用足球社会影响力巨大的优势,以极低成本换取更广社会资源。
　　最理想的状态下,一个理想的足球投资人,首先要有着对这项运动真诚的热爱,并且绝不企图从这项运动中牟取私利;其次他要对足球运动有正确的理解,知道一个俱乐部对所在社区的积极影响力,了解足球运动对青少年具备的教化人心作用;三者投资足球,绝不可能是低购高抛的短期投资,而应该是还足球以美丽运动本意的善举。以这样苛刻要求看待,或许只有意大利国际米兰的老板莫拉蒂庶几近乎。在中国寻找一个完美的足球投资人,简直就像在中国寻找一个莫拉蒂。
　　(作者系《体坛周报》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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