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号”是怎样炼成的] 百炼成神小说

　　“我只知道我的方向是做导演，可是我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不会成为一个笑柄，因为当时我已经是一个笑柄了。”现在，他不用担心自己成为笑柄了，这个1976年出生的导演和他的师傅高群书一样，走上了一条先博得名声、再嫁接情怀的道路。
　　
　　短暂的沉默。
　　“那时候，我去有些导演的工作室，我会坐在沙发的一角上，怕自己的鞋把人家的地毯弄脏了。”低声说完这句，之前语速飞快、表情丰富、手势不断，并不时辅以大笑或者叹气的徐纪周安静了下来。在接近三个小时的采访里，这是唯一一次。
　　那时候，是十年前。
　　现在，他编剧执导的《永不磨灭的番号》（以下简称《番号》）在全国上星播出，收视率破9％。网友对《番号》的评分达到了红色题材史无前例的9.2分，主流媒体对《番号》也是交口称赞。
　　“我就是要用《番号》来争得自己的‘番号’。”徐纪周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急切，“之前所有的剧都是为了今天的《番号》。”
　　1997年，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0年，上大三的他开始自己的电视剧创作生涯。为了得到一个导演机会，他疯狂地写剧本，缺席毕业大戏，联合署名被人骗，答应的合作石沉大海，直到遇到一个“骗子”。
　　徐纪周记得第一次见到高群书的情景：“他那个形象，太像传说中的骗子了――大胡子，长头发，背着个包。”高群书，中国警匪剧领军人物，中国电视剧四大最卖座导演之一，《西风烈》导演。后来，高群书成了他的师傅。
　　高群书说，我新成立一公司，有笔闲钱，我看了你的本子，还不错，不过没法拍。如果你要拍，这里有一个刑警系列。徐纪周心想，行啊，只要有个监视器让我坐在后面就行，管他骗子不骗子呢。
　　24岁的徐纪周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2001年，他编剧执导的《中国刑警》创下极高收视率；2003年底，他执导的《打黑风暴》在各上星台非黄金时间播出，收视率超过黄金档电视剧；2005年，他编剧导演的《狙击》在全国各大地方台播出，引起轰动，该剧音像发行量为2006年全国第三季度冠军。
　　纪实，警匪，打黑。纪实，警匪，打黑……
　　如此乏味单调，似乎不应该是一个文艺情结浓重、狂爱斯特林堡、整天梦想东京戛纳的学院派青年所喜欢的导演人生，可它确实是徐纪周最初六年经历的一道成长方程式。“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警匪剧）是我想拍的。”他说曾经想让自己停下来，尝试一些满足个人情怀的创作，可是现实给予他的是冰冷粗暴的回应。
　　“我的制片人里，最狠的指着我鼻子说，都你妈拍成这×个样了，还要你丫那点傻×自尊有个×用啊！”徐纪周说。
　　没有人能够抵御市场的压力和成名的诱惑，即使是在警匪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徐纪周。最重要的是，他想拍自己钟情、能够表达个人情怀的戏。
　　曲线救国――就像师傅高群书一样，徐纪周也只能选择先博得名声、再去实现理想。
　　“你拍好一部戏，什么就都有了。”就像最初告诫不要瞧不上警匪剧一样，60后高群书对70后徐纪周说。
　　徐纪周拍出了属于自己的“一部戏”。2009年，他自编自导的抗战剧《杀虎口》在地方卫视频道上映，收视率突破7%，超过《我的团长我的团》。《杀虎口》播完，一个月内有30个剧本找上门来。
　　“商业上，《杀虎口》取得了成功，可是我还需要一个认可。”徐纪周如此概括心目中的“认可”：市场的绝对认知度和主流媒体的一致称赞。
　　说这番话时，他站在北京东三环一座欧式三层联排别墅的顶层。一个月前，它刚刚被装修一新，拥有舒服的沙发，成为徐纪周的工作室。
　　
　　对话徐纪周
　　Q＝《中国周刊》
　　A ＝徐纪周
　　电视剧多庸俗啊
　　Q：2001年，你还没毕业，怎么有机会执导的《中国刑警》？
　　A：《中国刑警》是偶然。我一直写剧本，四处找人。找到一个人，说拍戏可以，你得先给我写个剧本，我写出来之后，他们送到电影频道了，挂着他们自己的名。我说，你怎么挂你们的名了。挂你的名谁认识啊，他说。后来，这个本子不停地流，流到高群书导演那里了，他很喜欢，就约我见面。
　　
　　Q：见面怎么谈的？
　　A：高导让我看看原来他们拍的东西，说，拍成这个样就行。旁边坐的都是他原来的合作者，平均岁数至少比我大十岁以上，他们对我都挺不屑的。我一看他们拍的东西，什么玩意啊。吃饭的时候，高导对我说，你是不是挺瞧不上这个。我连忙说，没有，真没有。他说，你别瞧不上。
　　
　　Q：你瞧不上？
　　A：根上讲，我当时挺瞧不上的。电视剧多庸俗啊！上学时候谁看电视剧啊？那时候很红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还珠格格》，我一眼都没有看。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东京啊、戛纳啊、文艺情结啊。我的小心态是拿磁带拍电视剧，拍出电影的味道来。
　　
　　Q：《中国刑警》算是你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视剧吗？
　　A：从时间上说是，可是在我心里，第一部独立执导的长剧是《狙击》，低成本的警匪剧，300多万的成本，卖了1000多万。
　　
　　Q：如何拿到了《狙击》的导演机会？
　　A：高导说，你那么想当导演，你必须写出一个特别牛逼的剧本。这个剧本好到让任何一个人只要站在这，把台词读完了，一台机器架在那，让一个白痴把它录下来，就能卖钱，我们才能信任你。
　　
　　Q：这句话对你来说，残酷吗？
　　A：不残酷，他跟你提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我太需要一个独立执导长剧的机会了。
　　
　　耻辱的拍摄
　　Q：《狙击》拍得顺利吗？
　　A：高导找来了《征服》的原班人马，再找明星来。一帮人为了省事，其中一个制片家在承德，就把组拉到承德，可是他在承德没有任何资源。
　　那是承德最冷的一个冬天。剧组放在一个原来放SARS病人的军队的院里，不能点炉子，演员说一遍台词冻得直抽抽。我在组里发烧，制片把我拉到一个小诊所打点滴。我挂着点滴到现场拍，过了一会儿，点滴冻上了。我到现在都不敢打点滴。我冻出了急性支气管炎。有一天，拍一场楼顶的戏，某一个时刻，我真想从楼顶跳下去。
　　
　　Q：演员们什么反应？
　　A：演员很生气，本来人家是冲着剧本来的，可是制作团队这么不专业。我跟人家商量，要不然您先回去几天，我保证您回来五天之内把您戏份拍完。我每天在承德大街上转，看到一个景，就想这个景协调起来有没有困难。后来，我们的摄影师说，80%的景在垃圾堆边上，剩下20%的景差不多在厕所边上，因为只有这样的景没有人轰。（那些天）白天拍戏，晚上十一二点我再做功课。我天天哭。
　　
　　Q：天天哭？
　　A：能不哭吗？你总得让我宣泄吧？我给老高打电话，老高每次都是这句话――能拍就拍，不能拍就散了吧。我以后拍戏也见到了很多人心的黑暗，可是在那个戏里，我见到的黑暗和负面是最多的，多到让我特别耻辱。
　　Q：想过不拍吗？
　　A：想过，我想过如果真闹僵的话，大不了回去，可是再有这样的机会不知道得是什么时候啊！
　　
　　Q：拍完这部戏，觉得自己红了吗？
　　A：没有。毕竟它只是一个低成本的警匪剧，也不能上星。这个戏历练了我，让我承担了超出想象的东西，人逼到那个份上，往往能迸发出自己不能想象的能量。
　　
　　大家只剩下了迎合
　　Q：迄今为止，你十多年导演生涯，其中六年多一直在拍警匪剧。警匪剧是你想拍的吗？
　　A：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警匪剧）是我自己想拍的。其实，导演的名字打上，还能挣钱，这事已经很美了，可是我一直想去拍别的戏，忍不下去了，觉得（拍警匪剧）太不走正道了。
　　
　　Q：你一边拍着警匪剧，一边和自己内心的文艺情结做斗争？
　　A：斗争了四五年吧。后来，到《杀虎口》，我感觉，你的任何个人情怀和任何剧，都可以嫁接。
　　
　　Q：《番号》的剧本雏形是一个两万字的小说，为什么要拍它？
　　A：它拥有与当下社会共鸣的精神内核：一帮狗不待见的人，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地方部队，接到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唯一的要求是打完了这场战，给他们一个番号，对于个人价值、尊严和荣誉的一种追索。最后，他们真的打绝了，换来了一个番号。我觉得大家在奋斗阶段，都是在堵这一口气，都是在强调一种认同感。不管是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它会让所有人在里面看到自己，并为之动容。它不应该仅仅涵盖在一个战争戏里，它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每天面对的生活。
　　
　　Q：你说《番号》有你的市场判断在里面，这个阶段，你的市场判断是什么？
　　A：市场越来越低端，越来越媚俗，越来越狗血，传统市场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市场里，大家只剩下了迎合，没有了标准。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并且不可逆转，可是新媒体尚不能和传统媒体抗衡。大家都处在矛盾中，旧的标准被打碎，新的标准没有建立，是一个大乱世。我想，唯一的标准就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Q：忠于自己的内心在眼下的中国比较难，在电视圈里，更难吗？
　　A：对。可是你必须不能丧失标准，不能拍让自己恶心的剧，我到现在不能拍家庭伦理剧，无数的人找我拍。我知道拍那种戏特别省事，可是我没有把握。在屋里吵吵嘴，谈谈恋爱，就把事儿给干了，可是我内心里真的非常排斥。
　　
　　Q：这样一来，大家会觉得你和你师傅高群书走了一条类似的路，曲线救国。
　　A：可以这么说，《番号》之前所有的剧，都是为《番号》所准备的。我跟高导肯定会有相似的东西，都是男人戏，热血，我觉得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高导更悲悯一些，我的东西理想化色彩更强一些，我的人物更纯粹，他的人物充满了对于世道艰辛的无奈。
　　
　　Q：在《番号》里面，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A：渴望被认同。李大本事他们追求一个番号，追求被主力部队的认同。我所追求的“番号”，也是被行业认可，被主流认可，在行业里有一席之地。
　　
　　Q：李大本事这个角色里，有你自己多少情感诉求？
　　A：过去这十多年，我和李大本事差不多。摸爬滚打，是所有人眼里的异类，不被接受，不被认可，靠着自己的野路子，一仗一仗打下来，每一仗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哆里哆嗦。
　　
　　找回丢失的情怀
　　Q：你在把自已原来压抑或者丢失的情怀，慢慢找回来吗？
　　A：这是一个找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有些情怀舍弃了，有些情怀捡回来了。
　　
　　Q：你这十年，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70后导演的样本，你觉得70后导演有什么群体性特点？
　　A：我们这一拨会对市场有主动的迎合，个人表达会多一些，对于市场的研究和尊重强一些。
　　
　　Q：你们这一拨的机遇和困惑是什么？
　　A：中国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所有原来的标准全被打破了，新的标准又没有建立，因为新的标准每天都在变。你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你年轻时代的美学教育和现在的环境，完全是相驳的，必须把原来的一切打破。
　　不过，我们这一拨导演很尊重投资方的钱，对赢利看得很重，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这样才能让这个行业持续发展。
　　
　　Q：你对赢利、对钱毫不讳言。
　　A：必须的。为什么我要当执行制片人？因为我要严格控制。该花钱的地方一定花，不该花的地儿知道要怎么省。
　　
　　Q：可是大家觉得，似乎商业和艺术是不可能平衡的。
　　A：那是原来受的教育。我觉得没有纯粹的艺术，商业也需要认可，需要取悦大家，满足大家。努力获得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认可，努力获得一个更大的回报率，这事有什么不对？
　　
　　Q：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取悦大家？
　　A：取悦大家，愉悦自己。每个戏都要找平衡，如果这个戏里没有我愉悦的点，我无法做下去。
　　
　　功利心不是贬义词
　　Q：据说你借了一尊白玉兰奖杯拍照，有这事儿吗？
　　A：那天我正在剪《番号》，恰好制作方把一个给北京台的白玉兰奖杯放在那。我把奖杯拿着，到门口，说来张照片。这是有趣、自嘲的东西。获奖这个事儿，就像王晶导演说的，尽人事，听天命吧。
　　
　　Q：你怎么评价现在中国电视剧市场的产业结构？
　　A：乱局之中。现在，基本上干的都是杀鸡取卵的活，为了项目的抢夺不择手段。有了风投，有了大量的钱，以为有了资本就可以赢得一切，这是违反规律的。很多人劝我，你以为这个行业永远能这么好？还不趁着好时候赶紧拍点，过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
　　
　　Q：这种论调在你刚进入这个圈子，十年之前，有吗？
　　A：没有。直到2006年，大家对于投资方还是很敬仰的。你也能体会到制作公司的无奈，因为所有人都有钱了，大家在抢创作资源。2009年我刚红，就赶上风投进来，能赚到往年好几年才能赚到的钱，我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这个行业和中国许多大干快上的项目一样，建那么多房子也是为了快速套现，都是一种透支行为，只是社会危害没那么大，惹不起那么多民愤。
　　
　　Q：有人说你是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吗？
　　A：在我心里，功利心不是贬义词。首先，不伤害别人。其次，功利心的实现，让我拥有话语权，是让我可以拍更多我想拍的东西。
　　
　　Q：你们70后这一代导演呢？
　　A：我觉得每一代都挺有功利心，只不过有人说出来，有人不说而已。
　　
　　Q：如果现在的你，遇到十年前的徐纪周，你会对他说点什么？
　　A：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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