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拍工厂的人_溧水区人社局张猛

　　“在我心里，工厂就像是我的老朋友。有一天他要走，我也不知道是该挽留还是看着他默默地离开。”话是这么说，但这个来自沈阳的年轻导演，还是在９月底的一个凌晨，带着剧组赶赴鞍山，拍摄电影《钢的琴》的电视剧版――《离幸福只差半步》。
　　《钢的琴》讲的是一个下岗又离婚的钢铁厂工人，为女儿自制一架钢琴的故事。电影得了不少奖，张猛在工作室的书柜上摆了三份“战利品”――中国电影华表奖获奖证书、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艺术探索奖杯小金虎、2011中国传媒新锐人物证书。
　　“骗演员用的。”张猛挑了挑眉，“得让人家演员知道，你这个片子获过些奖，人家才愿意来。”为电视剧挑选演员的时候，有些演员并不知道还有一部口碑不错的电影叫《钢的琴》。
　　
　　念念不忘
　　《钢的琴》上映后，张猛有一天从沈阳北站打车去铁西区。出租车司机开着车，一路无话。“这哥们比较沉默，沈阳的司机不爱说话的太少了。” 车飞驰在笔直宽阔的马路，路旁崛地而起的楼盘和熙攘热闹的商业一闪而过。这个城市当年曾经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烟囱，但现在已然很难看到了。从沈阳市和平区进入铁西区，只有一座桥相连。一进入铁西区，出租车司机突然开始破口大骂，讲自己的工人生活，讲下岗后的艰难，一路指认着这些楼盘都是当年的哪些工厂。
　　张猛很想跟司机感慨一番，又怕说了太难受，他只是默默地听着。“可能我俩的观点也不太一样，工人阶级到了那个时期也有自我的问题，不单单是社会问题。”
　　纠结、暧昧，是张猛对这件小事的评价。“对或不对，我今天似乎判断不了……就像电影里的两根烟囱一样，形成了记忆也要炸掉，终归不能阻挡时代的发展。”张猛说，“我之所以对那个时代念念不忘，是因为我见过他们的好。”
　　张猛1975年出生在沈阳，东北的重工业正在繁盛期。尽管父亲是导演，母亲是专业演员，但张猛的姥爷、姑奶、姑姑、舅舅很多亲人都是工厂的工人。在张猛的记忆中，工厂总是温暖的。东北的工厂参照前苏联工业模式建设，巨大的工厂除了生产区，还有工人的生活区。下班后，工人们在买菜的路上彼此打着招呼，“今晚吃什么啊？今天的萝卜不好，别买了。”张猛的姥爷是辽宁钢铁厂的炼钢工人，住在大东区。大东曾经是张猛儿时玩耍的地方。
　　“四十里钢城，那是什么概念？”张猛顿了顿，像是等待一个满意的答案。“是方圆四十公里啊！”拍戏的时候，他天天跟人讲当年的辉煌。共和国的长子、工人阶级老大哥、鞍钢宪法，“有哪个企业能够足以让一个国家为它制订一个法律呢？”
　　在张猛的记忆里，工人们总是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工厂下班，大批工人从厂里走出来，像学校放学。工厂的食堂里，你基本听不见别的，只是听到“夸啦夸啦”勺子碰撞饭盒的声音。张猛见到最神奇的事儿，莫过于姑父所在的有色金属厂，拧开墙上的自来水龙头，流出的竟然是汽水。在孩子的眼中，工人们是一群积极向上、无所不能的大人。
　　“记忆犹新”是张猛说起那个时代最爱使用的一句话。张猛姑奶的一家，都是铁西区的工人，住在铁西区的工人村。工人村里有俱乐部、游泳池、酒厂、大菜市场，生活区域跟工厂紧密联系起来。楼群外围是一个小公园。“共和国的长子，那个时候真的很风光。”
　　张猛在工厂最辉煌的年代里长大，然而工厂却在辉煌中逐渐没落。从1986年沈阳防爆机械厂破产开始到整个九十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环境不断恶化。在张猛的初中和高中时代，那些工厂都还在，整个城市都是灰蒙蒙的。张猛骑着自行车天天在铁西晃。他经常看到下岗职工在静坐、或是在拦截什么人。他一时想不通：“那些积极向上的人怎么开始困惑和抱怨起来了呢？”熟悉的辽钢废弃了，人们都到那里去捡废钢铁。“废弃的工厂特别像动物世界里边，一头牛被弄死了，会有很多野兽来吃。”
　　几乎家家都有人下岗。能干点什么，是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见面互相讨论的话题。没本钱，只有力气，很多下岗职工干起了蹬人力车、擦皮鞋、剪头发、蒸馒头这样的行当。《重头再来》的歌曲响彻在大街小巷，MTV里，刘欢在雨中搂着一个怯生生的男孩子唱着“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重头再来”，而大多数人体会更深的却是“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而今重又走进风雨”。
　　“那个时候人们还有激情，他们为了自己的保障奔走，他们不相信国家不管他了。当真国家把这一群人放弃了之后，给了一点钱打发走了，他们慢慢地就适应了。一旦忙碌起来，就把过去的荣誉和集体淡忘了。”张猛的眼里，工人们最难的转变是从集体变成个体，转变后，就随遇而安了。
　　几年前的冬天，张猛去一个同学家，楼房里还在烧蜂窝煤取暖。同学毕业后在沈阳三好街打工，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没钱交取暖费。张猛曾在微博上写道：“《钢的琴》所表现出的微观政治在当下显得那么无力，如同蚊子叮了大象一般，不疼不痒。”
　　还有个同学，父母离婚后，没有房子，只能住在一起。父亲想和别的女人好，却没有能力离开。母亲希望再嫁，发现身边的圈子里没有一个男人可以依靠。最终，他们又复婚了。张猛说：“这就像是一个玩笑。”这个故事，他讲得极简单，因为不愿再提那些残酷的细节。
　　
　　选择电影
　　在工厂慢慢萧条时，张猛离开了家乡，到北京上大学。1999年，他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被分配到辽宁电视台，职位是舞台美术总监。他每天带着一帮力工，在几个演播厅中间串场，将舞台组装，拆卸。一年之后，他决定去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研修班，在这里，他看到了贾樟柯的电影。
　　那时候，贾樟柯的电影《小武》正火，电影学院周围都是卖贾樟柯电影盗版碟的小贩。很多有志拍电影的年轻人将贾樟柯奉为偶像。喜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张猛发现，“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还我普通人”不再是一句口号，贾樟柯让他看到了可能。他内心深处的工业情怀被释放出来，熟悉又眷恋的工人阶级成为了张猛最想表现的人群。“觉得也应该扛起摄影机把整个时代记录下来”。
　　电影学院研修结束后，张猛发现拍电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像所有年轻电影人一样，张猛开始当枪手写电影和电视剧。收入很少，有时剧本还拿不到钱。 “实在混不下去”的张猛于2004 年再次回到了家乡沈阳。
　　张猛的父亲张惠中是喜剧导演，执导过赵本山主演的电影《男妇女主任》、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红高粱模特队》、《三鞭子》、《卖拐》等作品，因此张猛跟赵本山、范伟等人非常熟悉。
　　2004年底，无事可做的张猛开车去接父亲，父亲正在和赵本山讨论春晚的小品。那天的张猛莫名地兴奋，开始在各位叔叔大爷面前插话，还讲了几个小段子。新见解让赵本山喜出望外，于是，张猛在2005年和2006年成为赵本山春晚小品《功夫》和《说事儿》的编剧。同时，进入本山传媒当上了主管广告的副总。
　　所有人都在说“赵本山带谁谁火”的时候，张猛开始认真规划自己的将来。在本山传媒可以名利双收，出去单干拍电影有可能血本无归。张猛觉得写小品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业，强烈的电影梦还是挥之不去。2006年下半年，他辞去了副总的职位，开始拍电影。
　　创作总是从自己最熟悉的故事开始。张猛的第一部电影叫《耳朵大有福》。这个剧本的雏形是2002年，他在电影学院用ＤＶ拍的纪录短片。当时，他跟踪拍摄了东北一名退休老工人的一天。纪录短片在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上亮相，小有轰动。
　　拿着这个本子，张猛开始自称为“骗钱”的海外电影节之旅。
　　2006年10月，就在这次釜山电影节上，张猛“深受刺激”。“盛志民（曾任贾樟柯的《站台》和陈果多部电影的制片）在这‘骗钱’呢！刘浩（曾执导《陈默和美婷》、《好大一对羊》、《底下》等多部影片，近年来在国际电影节上屡次获奖）也在这‘骗钱’呢，杜海滨（中国独立影像代表人物）也在釜山的海滩上放自己的纪录片，和记者在那儿谈话。我啥都没有，就插个兜在那儿看。”
　　最终，《耳朵大有福》获得了优秀剧本奖，并获得了韩国光州大学相当于100 万人民币的资助，但由于完全没经验，汇率的变化让他们拿到钱时变成了85万。虽然钱不够，但“觉得不能再这么活着了”的张猛自己掏钱、到处凑钱，他邀请范伟当男主角，2007年总算把片子拍了下来。最终，《耳朵大有福》在戛纳电影节上展映，影片口碑不错。“上了院线，发了33 个拷贝，但没什么宣传。”张猛跑了几家影院跟观众见面，观众也没怎么提问，“很尴尬就下来了。”如同人们预测，一部表现东北退休老工人的片子，没有多少票房。
　　第一部戏的好口碑没有为张猛的境遇带来什么切实的变化，唯一带来的是张猛的大胆与激进。他开始筹划他的第二部工业题材电影――《钢的琴》。
　　
　　拍工厂
　　绳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巨大生锈的铁制钢琴被调起。离开地面的一刻，钢琴发出“哐”的一声，在空旷的厂房里传得很远很远。《钢的琴》中陈桂林和工友日夜为之辛勤奋斗的“钢”琴已经落户崔永元的电影传奇馆。张猛为这架真正钢铁制造的钢琴找到了归宿，却还在因无处安放的工业情怀感到彷徨。遗忘就像铁制钢琴上爬满的铁锈，来得太快。
　　“只要做过工人，他身上就会有一点点的钢性。他会用工人的力量为家人创造一切他能创造的东西。”他拍摄的并不是太久远的故事，拍摄的工厂还在，张猛需要做的，是把那些被遗忘的人再次放在工厂中。
　　在张猛的电影里，以陈桂林为首的下岗工人为了实现孩子弹钢琴的梦想，用狂欢的方式再次集合成一个集体，制造了一架钢铁的琴。张猛希望，工人阶级的孩子看到这个故事后，会对父辈多一份孝敬，对那段历史多一份尊重，不要遗忘得太快。
　　鞍山红旗拖拉机厂，原来是一个有几万人的大厂，现在剩下几百人留守，破旧的厂房、拆除一半的房屋，跟钢厂破败的时期很像，这是张猛选景再三才找到的拍摄地。沈阳的工业背景已经淡得一塌糊涂，已经高度现代化的鞍钢也不是张猛记忆中的那个工业时代。他考虑过本溪钢铁公司、瓦房店轴承厂，还试图去通化钢铁公司拍摄。不巧，当时正赶上通化钢铁公司的一群下岗职工打了一个副总经理，敏感时期摄影机根本进不去。张猛试图在影片中重现烟囱的倒掉，却无论如何也凑不齐两根。
　　和纪录片《铁西区》一样，张猛拍摄的下岗工人是不会进入电影院看电影的。
　　摄制组在鞍山拍摄，引来留守在工厂的工人围观。工人们在张猛的身边大声嘲笑：“拍我们有什么意思呢？谁看呢？”
　　血往上涌，张猛没想到竟然有人就这么在耳边真切地喊。“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当时就有拍不下去的想法，我拍这个片子为了谁呢？是为了他们吗？还是为了自己对工业的情怀？为了对工人的感情？”
　　张猛在鞍山挨过两次打，都是工人干的。因为拍摄挡了他们回家的路，甚至有女工脱下鞋子拿鞋跟刨向张猛。
　　“后来我想，拍工人阶级还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为那个时代留下一些影像的记忆。也许有一些人，他们的心结到现在依然没有打开。我表现的是社会变革中的他们，他们的内心状态。也许这是我对他们一厢情愿的感受，不是他们自己的感受。”
　　拍工业，把镜头对准下岗工人，钱一直是张猛拍片的掣肘。“那时候，我愿意跟人们谈生存。”《钢的琴》拍摄，资金还没到位时，张猛带着七万块钱就上路了。整个过程中，钱就像紧箍咒一样，时时追杀着张猛。最穷的时候，剧组的账上只有47块钱。为了拍摄，他们把所有柴油车里的油都抽出来，加到发电车上。
　　女主角秦海璐帮着张猛到处去借钱，向距离拍摄地最近的《最爱》剧组借胶片。秦海璐的父母都曾是工人，她对张猛说：“别的我不管，我希望你们能把片子拍完，有一天能让观众看到，能让那个时代被观众记住。”
　　《钢的琴》凭着口碑，票房达到了700万，然而残酷的现实是：500万的影片投入，票房要达到1500万，才能收回成本。
　　在电影里，陈桂林造好了“钢琴”，却没有留住女儿，小孩子已经知道了资本的力量。张猛拍了《钢的琴》，拿了奖，进了院线也没赚到钱，让他也开始懂得了资本的力量。
　　《钢的琴》让电影市场发现了张猛这个会讲故事的东北导演。商业电影项目和资金摊在他面前。很多人劝他，不要再拍不赚钱的工业题材，希望他在商业电影的康庄大道上，一溜小跑，勇往直前。
　　固执的张猛还是带着电视剧摄制组跑到了鞍山。摄影棚里，有他熟悉的火红年代和工人老大哥。“坚持，再坚持一下。”张猛希望，这个时代不要被遗忘得太快，哪怕仅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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