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创作:理解与返回】民族音乐创作背景

　　[摘要]当前应该有这样一种民族音乐创作，它们能够探入民族音乐文化生活纷杂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现实中国的整体脉动，促进中国作曲理论体系的完善，丰富和拓展人们对民族音乐创作的理解和感悟。
　　[关键词]民族音乐创作；音乐文化；中国作曲理论体系
　　
　　当前，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保护民族民间音乐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对民族音乐创作何去何从的研究也在音乐界持续升温，异常热烈。对于当下的民族音乐创作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既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又可能包含对民族音乐创作具有启迪性意义的探讨。
　　在各种观点纷争中，有一种观点或者意见已经深入人心，那就是如何呈现新时代的真实境遇，如何避免传统的、习惯的作曲叙述套路与模式，更重要的是怎样有效的创新民族音乐创作方式，焕发其艺术活力，这才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说，借助于这样一次对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再认识”的热潮，民族音乐创作真是应该进行一番自我清理、自我整治和自我提升，开展深入的理论梳理和实践探讨，以开拓出新的创作空间。
　　一、对民族音乐创作的反思
　　对民族音乐的创作传统需要加以认真的反思，这是因为从“学堂乐歌”到“文革”再到当下，民族音乐创作经历了历史风雨的冲刷，累积了丰富的音乐遗产，产生了大量经典性的民族音乐作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定的作曲套路和成规化的作曲模式。1949-2000年间，中国大陆曾出现过两次大的民族音乐创作高潮，一次是50年代，一次是80年代。1979-1989十年间，民族音乐创作有三个热点，一是“大型作品热”，二是“仿古乐舞热”，三是“现代技法热”[1]，从创作观念、创作模式及音乐语言的选择而言，则主要有沿袭五、六十年代以来借鉴欧洲古典-浪漫派作曲技法的创作模式及采用20世纪现代派创作模式这两种倾向。如果说，80年代后期冲破了由欧洲古典-浪漫主义创作技法一统天下的“单一化”，进入90年代后，却又因为放松对创造性和个性化的不断追求而形成新的“单一化”，即以“新”“奇”乃至“怪”为主要创作倾向那种不良倾向。对于音乐艺术的发展而言，它同那种原来的那种音乐为语言贫乏、技法守旧而制造的“单一化”状态一样有害。[1]
　　总之，我国20世纪以来的民族音乐创作中，凡论及音乐的“民族化”问题，一般的理解大致为：西方的技法与中国的民族音调相结合的这一模式[2]。在这个模式的那些代表作品的背后，即显示着民族音乐创作的历史性成就，更可能包含着对民族音乐创作未来指向而言的某种明显的精神局限性。
　　民族音乐创作期望取得突破，就应该打破既成的创作模式，创新民族音乐创作的创作观念。要寻求这种新的创作的可能性，我以为，我们应考虑到，在中国作曲理论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建立中国作曲理论体系[2]。我国作曲界的前辈专家谢功成先生曾在一篇反思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研究生培养的文章中说过，大意是由于近些年我们的兴趣大多集中在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研究上，而对中国传统的作曲规律还认识不足[3]。重新认识现实中的民族民间音乐作品，重新发现现代中国的生活本质，这当然肯定会是一个艰难摸索、非常复杂的过程。
　　二、怎样重新认识和理解现实中国社会与民族音乐创作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高速运转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难以规约、需要重新把握的新的生活样态、新的审美因素与精神体验。西方的技法加上中国的民族音调这一模式经验早已令人质疑，它已经不再能够对应于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本身。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原来的认识角度、创作模式，停留于既有的音乐语言上，局限于成旧闭塞的思想文化资源，缺少对复杂现实境遇的理解能力与反思能力，那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民族音乐创作突破，开拓出民族音乐创作的新领域。当然我并不认为从80年代的西方古典浪漫技法的“单一化”到90年代西方现代技法新的“单一化”现象的形成，就意味着西方技法运用模式的终结，或者中国传统技法完全代替西方技法。这样的看法还是把西方技法与中国传统技法对立化与绝对化了。我只是有感于现在许多人还是热衷于西方技法的探索，这是对中国社会一百年来，几代有文化自觉意识音乐家研究、收集、整理中国传统音乐丰富成果的一种无形遮蔽，甚至是一种精神盲视。民族音乐创作也不应该再过多沉湎于西方了，而应该还原并回到真正的现实中国社会，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建立自己的作曲技法体系，拓展民族音乐创作模式。
　　三、怎样重新发现并返回现实中国社会与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中去
　　我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的传统，即使处在今天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民族音乐文化从来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主流性与主导性文化，深刻润泽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是，多年来现实中国发生的急剧变化毕竟改变了人们的地理概念、生活方式，改变了文化观念与情感心态，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民族音乐”的一般认识和理解，以及对于“民族音乐”的观察视野与角度。，“民族音乐”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在扩大与改变。
　　现实中国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重新理解、重新发现“民族音乐”的现实内涵与文化意义，认识和把握“民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意象的流动性、无定性、复合型，并为民族音乐创作模式的延展、开拓及其新的可能性重新寻求一条返回之路。
　　乔建中提到与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比，民族音乐创作显然存在着“滞后”现象，甚至是严重的滞后。在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领域，既有很大一部分是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一些作曲家的眼光紧紧盯住历史题材，把主要精力放在现代技法、语言的探索和提炼上，这都是无可厚非。但他们创作出的某些作品，却日益抽象化，哲理化，特别是标题，充满了“玄”味，“禅”味，缺少一点“人间烟花” [1]。
　　我想，最重要的是，当下民族音乐创作的题材需要突破所谓经典性的创作方式的局限与规约，呈现出中国现实社会的本真性的生活原态，刻画出平凡百姓在现实中国中的本色与质朴、艰难与纷乱、奋争与无奈的真实情况。刻画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建构核心的精神个体的成长。这需要一种新的独特视野，也需要一种锐利坚韧的勇气。
　　在中国社会改革过程中，有许许多多待研究的新问题、新现象、新经验呈出不穷，需要探索。我想，如果单纯沿用以往思想资源与音乐创作模式，近年来的民族音乐创作很难对现实世界的多彩现象作出积极意义的建设性应答。
　　在这些年的民族音乐创作中，尽管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口碑颇佳的作品，例如谭盾、王原平等人的新作。但可能总体上更多其他作品所选的题材表现出的还是权威化、故作姿态的人文关怀，历史终结性的宏远的深度哀婉，或某种生活世界的生存焦虑及道德悲悯，衰旧溃败的生活经验和心理挽歌。我想，还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民族音乐创作，能够为我们的音乐创作带来新的转变和启示，带来清新敏锐的生活气息，它们能够破解以往的创作模式，探入民族音乐文化生活纷杂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着现实中国的整体脉动，凝聚着新的社会现象和价值认同，并且有效的丰富和拓展民族音乐创作技法，促进中国作曲理论体系的完善。唯其如此，民族音乐创作才会真正成为对现实中国社会与民族音乐文化精髓的一种还原与返回。
　　
　　参考文献
　　[1]乔建中 《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年-2000年民族音乐创作简论》 [J].人民音乐，2001，(8):13-17.
　　[2] 蔡际洲 《关于王原平作品的思考兼及当前音乐创作的几个问题》[J].中国音乐，2005，(1): 114-115.
　　[3] 谢功成 《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建设相结合―武汉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研究生专业教学十年回顾》[J].音乐研究，1991，(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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